四、三峡库区农村回迁移民给三峡库区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
（一）回迁移民的生活困境可能不断增强其相对剥夺感而成为社会稳定事件的心理基础
“相对剥夺”最早由美国学者S.A.斯托弗提出，其后经R.K.默顿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其具体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根据该理论，回迁移民将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当然，回迁移民的这种剥夺感是与某一变量相比而产生的，因此这种剥夺是相对的，这个变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体，也可以是自己的过去。这种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小视的，因为有时即使回迁移民群体本身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依然会存在。这种相对剥夺感会影响回迁移民个体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社会学研究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满情绪主要根源于“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负面的心理性体验，“相对剥夺感”一旦产生，常常会极大地影响着行为人以后的行动，如果这种负面心理感觉逐渐累积，很容易外化为违法行为，甚至发展为群体性事件。目前，影响回迁移民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移民搬迁前后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
回迁移民在搬迁前，其居住条件与回迁后的居住条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搬迁前，他们100%都居住在自有房屋中，而且面积普遍较大，现在自有房屋比例只有10.4%，多数回迁移民住在亲戚朋友和租赁的房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打工的人甚至就居住在工地现场。这样的居住条件让回迁移民严重缺乏“家”的感觉。在生产条件上，回迁移民多数在搬迁前居住在沿江平坝河谷地带，耕种的是高产良田，多数农民已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而后搬迁出去后移民分到的多是贫瘠且分散的土地。多数回迁移民认为自己外迁后分得的土地都是当地人不要退出来的。而且劳动强度也增加了，“原来我们一把剪子一个背篓就足够了，现在要用锄、锹、耙，还要借牛；原来在树下干活，又干净又凉快，现在种水田满脸满身都是泥，简直像头牛”。而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收益低于经营经济作物的收益，劳动强度增大的同时，移民的收入不但没有相应地增加，反而还减少了。这一增一减的反差，使移民在劳动强度方面的剥夺感显得异常强烈。【8】回迁后耕种的又是别人的抛荒地，消落区的无丰收保障的土地。打工收入也不稳定，而且多数回迁移民没有稳定的居住地方，这种较大的生产生活条件落差很容易引起回迁移民的强烈不满。
第二，回迁移民与库区内安移民同属三峡移民，但在享受移民政策（特别是后期优惠扶持政策）方面有较大差异，补偿和各种优惠明显低于库区内安置移民，容易导致心理失衡。
第三，外迁回迁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往往涉及迁出地和迁入地双方，外迁移民分布“广”而“散”，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往往不易引起当地政府的“特别重视”，当移民回迁后，两边基层政府则更容易互相“踢皮球”以推脱责任。面对两边基层政府的一些消极态度与处事原则，回迁移民在回想起两边基层政府在动员其搬迁时的积极主动态度与美好的承诺时，回迁移民往往会感到失落无助，也容易产生不满甚至激愤的情绪。
（二）回迁农村移民的维权行动可能感染库区内其他安置形式的移民情绪而酿成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三峡移民采取的“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生产扶持相结合”的移民安置政策，就意味着前期补偿、补助是不充分的，回迁移民经过来回折腾后，安置补偿资金所剩无几、淹没损失得不到合理的补偿，谋生困难，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由于库区其他类型的移民有着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体验，这极易使移民群体在情绪上产生共鸣，相互感染。当回迁移民某些问题依靠政府或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或一时难以解决时，某个地方一旦发生移民不稳定事件，其他地方的移民很容易受到影响，极有可能积极参与，并且很可能出现将沸腾的情绪推向高潮，发生大规模的移民不稳定事件。而且移民不稳定事件因为其要求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又很容易赢得社会的同情，感染社会公众，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进而影响到民众对三峡外迁移民决策正确性的判断，导致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流失。
（三）政府对回迁农村移民的帮扶过程中官员腐败行为风险加大
回迁移民问题的产生有着多种原因，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前期的移民政策和三峡工程后续规划内容进行考虑，这必然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样可能会诱发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挤占、挪用移民资金等行为出现。如可能出现少数基层移民干部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在诸多方面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从而影响其他移民的生产生活前景，损害其利益。又如可能出现少数掌握权力的不法分子利用职务之便或职权对他人的制约关系，贪污挪用移民款，利用移民工程发包或移民安置条件，收受贿赂。政府官员的不正之风，违法失职行为侵犯移民利益，极有可能引发移民不稳定事件的发生。
（四）回迁农村移民的原子化状态使得政府难以对治安形势进行准确的评估
回迁移民的原子化状态是指回迁移民由于户口已经迁出，属于“外地人”，本地基层政府对他们的义务也就没有多少了，加上回迁移民本身比较分散，缺乏有效的组织而呈现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使得政府对于这个群体的有关情况把握难度增大，目前基层政府一般仅仅限于作暂住人口登记，至于这个群体的心理状况、生存状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稳定风险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充分的认识，加上转型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使得基层政府难以对于这个群体给社会稳定形成的风险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估。在刚性稳定思维下，这容易给政府有关部门形成一种社会存在很大的不稳定的幻象判断，进而影响到对于此类事情的正确处理。久而久之，也容易迫使官员们形成僵硬的稳定观，由此而产生为了稳定而不惜压制移民正常的利益表达。
（五）回迁农村移民的原子化状态难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寻求低成本权利的救济，从而涌向成本低廉的信访，形成信访洪峰
国家对库区内的依法依规安置的移民有多种扶持措施，这部分移民能够以服从政府行为为代价获得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自然也包括自己的权利遭到他人侵害时可以依赖基层政府组织的力量来获得权利的救济。而回迁移民由于不再是“本地人”，根据事先签订的安置协议，本地基层政府组织没有“义务”来帮扶回迁移民，加上回迁移民人员分散，没有组织可以依赖，因而那些处于原子化状态的回迁移民在权利遭到侵犯后，无法找到成本低廉又可以依赖的组织来帮组自己获得权利的救济。由于信访是没有门槛的，尤其是信访在收费上是免费的，基于纠纷解决本身收益的不确定性，信访往往也成为他们权利救济方式的首要选择。但由于信访部门的多元化和在政府部门中“邮递员”式的角色使得他们在寻求救济时常常面临多部门推诿，纠纷因没有能够及时解决而累积下来，使得矛盾不能及时得到解决。
另外，初步调查显示，不断通过信访方式要求保障其权利的人主要是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差、劳动能力弱甚至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统计显示45.1%信访的人在60岁以上；29%的人年龄在51～60岁。这部分人的多数只有小学学历，或者是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由于他们本身经济能力差、维权能力弱，加上移民法律法规本身的一些不足，最终可能迫使他们选择信访，从而形成信访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