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甘肃境内先后出土了秦、汉等朝代数以万计的各类简牍，其中两汉简牍就有五万多枚。主要包括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
因为撰写这本书，所以，当我不论用目光一遍遍抚摸还是用步履一次次行走在甘肃大地上，总是感觉一座座村庄、一片片沙丘，乃至一处处遗迹，全都如同一枚枚简牍跨越时空斑驳的墨迹那样，想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我深刻意识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就是谛听的过程。我甚至想说，这亦是一种古人所谓“示”的过程——“示”，在甲骨文中像是竖在路边的指示牌，而在篆字中则像是在指示牌两边挂有丝巾，更像是店牌。《仓颉篇》解释：“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示，现也。”《说文解字》解释：“示，天垂象，见凶吉，所以示人也。”许慎还分析，“示”上的两横代表天，下面的三笔表示日、月、星。“示”是人们通过对天体组合运行的观察来了解人事变化的方法。“示”，也就是神事也。
如此，我惟愿燃香谛听。
甘肃简牍基本都是由古隶演变而来的汉隶、章草、今草、行书、楷书，以及各种过渡性书体，真实地再现了汉代书体孕育、变革和发展的过程。
甘肃简牍在汉字演变和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其特殊价值，通过简牍中的书体种类，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感受与认识到书法在美学方面的价值。
汉隶的完全成熟与规范究竟在什么时代？悬泉置汉简可见规整、完善的隶书在西汉中期已经产生。从敦煌马圈湾汉简来看，大量的正式文书均为字趋扁形，蚕头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隶书。
敦煌、居延、武威汉简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
居延汉简就有急速简易的草隶。
东汉学者赵壹在《非草书》中解释，秦末至汉初，西北前线“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草隶，趋急速耳”。军情紧急，容不得戍边将士们用古隶书一笔一画地写，他们就采取减、省、连的方法，加快了书写速度。于是，前线往来的公文、书信中出现了书写较为草率的隶书，这就是隶草。
隶草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而到了西汉成帝时期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种定型的字体了。
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笔论》谓之：“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把甘肃简牍放到中国古代书法进程的大背景下来看，书法的舞蹈性、音乐性无疑已经展现出来，成为了一种书写者个性的流露。
随着《简牍时代》这本书写作的深入，我对甘肃简牍、对中国书法有了更进一步追踪溯源的认识。甚至感觉写字有时候就像是醉酒，酒醒了，再到哪儿去寻找那片醉眼蒙眬中的蓝天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所幸，蓝天的纸张上留下了鸟儿飞翔的痕迹。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一篇因醉酒后所书，有错字也有涂改的草稿，是一种极为轻松随意心境的流露。酒醒后的王羲之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能写得如此奇妙，再写，终没有初写的那样好了。
王羲之《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可谓国恨家仇凝聚笔端，文字苍凉悲壮，是哀极愤极的心声，是血和泪凝聚的不朽巨制。文中有涂抹，几处因笔干顾不上蘸墨而形成枯笔。由于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所写，但正因为无意，而更显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
不论前人尚法还是尚意，书法审美价值已经得以确立，书法美学的车轮已经轰隆隆滚动着驶上了一条大道。
北宋书画家米芾曾看到过当时出土的汉简，大为震惊，认为“河间简牍乃书法之祖”。用笔喜八面出锋，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自谓书法乃“笔墨游戏”的米芾，欣赏的肯定是以笔墨线条形式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和发挥。
康有为盛赞东汉摩崖石刻隶书《石门颂》：“胆怯者不能写，力弱者不能写。”
刻在悬崖峭壁上的《石门颂》，俯瞰着脚下奔腾的河水，任凭飞瀑激流带走了一笔一画所流露出的时间的魅力。
古书记载，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中国文字从诞生之初，就是携带着人的情感问世的。
譬如“笔”字，甲骨文和金文写作“聿”，象形表示一只手直握一支笔，小篆的写法也是表示把笔握住——这是一只温暖的手，父亲的大手，抓住我临帖的手，一点一点在田字格上挪动着，点、横、撇、捺……那种温暖，至今还在我手心攥着。隶书“笔”字已经有了“竹”字头，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毛笔基本都是竹做的笔杆，所以，现在的“笔”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譬如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字，就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而篆书和隶书同样可以看出，“天”字上部的“一”，仍然是表示“头”。我们形容英雄，经常说：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形、字义解释都合适。
孩子眼里，父亲就是这个家的“天”。
天大地大，一定是和人——一起长大。
毫无疑问，甘肃简牍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书写者的品格与个性，强烈地散发着那个时代的气息。
阳飏
201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