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和西汉前期的甘肃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甘肃地区得以开发和建设，至前206年秦亡，甘肃地区保持了相对的社会稳定。西汉初期，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积极备战，反击匈奴。
一、统一措施在甘肃的推行
在秦王嬴政（前259—前210）的率领下，秦人以陕、甘、巴、蜀为后方，用10年时间，终于翦灭东方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嬴政亲自决定统一政权最高首脑的名号为皇帝。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他主持颁行了一系列法律条文，如《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徭律》《军爵律》《置吏律》等，一切都以贯彻法令为要务，而不讲仁恩和义。还推广商鞅制定的重农抑商政策，令黔首自实田，就是申报土地数字，确认土地私有，便于国家征税。在全国推行秦国早已实行了的郡县制度，将天下分为36郡，郡下设县，郡县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同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至各郡之间的驰道，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还在全国推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统一的文字形体、统一的圆形方孔钱，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了显扬威德、统一政教习俗，秦始皇在统一后的11年中曾5次巡视各地。秦始皇建立的封建专制国家制度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奠定了以后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对中华民族风俗的统一和共同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朝统一措施在今甘肃境内的表现，首先是巩固和加强了秦国时已实行的郡县制度，扩充疆土，并新设了榆中、西、枹罕诸县，以加强统治。同时，接受了氐族、羌族的归附，但又保留其原有的政治体制，有利于对这些民族的控制。《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对秦郡县乡里等地方行政建制及其职官有清晰的叙述。郡是秦朝时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建制。秦朝郡的主要行政长官是郡守。郡守掌郡内的民政、司法、监察以至财政、武事等，特别是治民除奸，维护王朝对地方的管辖，更是其基本责任。郡守之下设有郡尉，辅佐郡守，并掌管郡之甲卒，负责全郡治安和社会安定，缉捕盗贼。有郡丞，为郡守的副手，帮助郡守治民。还有监御史，为朝廷派遣之监察官吏。郡下设若干县，万户以上的大县设“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长”，令（长）掌政事和军事。从后人推测的秦朝人口数字来分析，甘肃地区各县人口都应在万户以内，故其主官皆称县长。另有县丞，掌文书、刑法；县尉，掌军事。县以下有乡、里等基层组织。乡设三老、有秩、啬夫、游徼诸职，三老掌教化民众，啬夫负责调解纠纷、处理诉讼、征收赋税，游徼负责社会治安，巡逻禁止贼盗。里的负责人为里正，还有里门监，负责里门的启闭。里以下还有每十户组成的什和每五户组成的伍。由什、伍到里、乡、县、郡的这种政治建制，有利于对全国民众的控制，是秦朝专制主义统治的组织基础。秦朝在今甘肃境内的这种行政体制，有文献或出土文物证明。《善斋吉金录》玺印中二页，有“邽印”，即为秦朝邽县之印。汉王刘邦出击关中，《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围章邯废丘。破西丞。”《正义》言“破西县丞”。证明秦时西县设有县丞一职。秦封泥中，有“彭阳丞印”（二·三·135）、“翟导丞印”（二·三·34）、“西丞之印”（二·一·61）、“阴密丞印”（二·三·133），是北地郡、陇西郡诸县向朝廷报送公文的实物遗存。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战国末简牍，其《墓主记》简中，有“邽丞赤”上书御史报告墓主“丹”参与庄襄王时出击赵国行动的事迹，给我们留下了一位名为赤的邽县丞的资料。《日书》甲种简中，多次出现啬夫、小啬夫的小吏名称。
甘肃地区郡县制的加强，提高了行政效率，强化了秦朝中央政府对甘肃乃至整个西部边陲的直接控制。
其次是统一文字。秦灭六国以后，实行书同文制度，以李斯等人书写的小篆作为官定的标准字体，统一了文字的形体。郭沬若言：“篆者，掾也；掾者，官也。”就是说，小篆是秦朝官府文书的书体。从李斯等人书写的秦始皇巡游天下的诸刻石看，小篆线条圆劲瘦细，字体对称、工稳，构形严谨、整饬、庄重，甘肃秦安和镇原出土的秦度量衡诏版上的文字都是规范的小篆，说明秦统一文字的政策在甘肃得到坚决地执行。
第三，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秦朝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在甘肃境内多有出土，证明当时该钱颇为通用。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旧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制为基础，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及标准器。作为秦之故土的甘肃，也有秦朝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器权及诏版出土。权是古代衡器（天平）的砝码，用以吊在衡器的一端，以称出物体的重量。《周礼注疏》卷16言：“权量，以知轻重多少。”权的形状不一。宋薛尚功言：“案班固《汉书律历志》五权之制，圜而环之，令之肉陪好者，周旋无端，周而复始，无穷已也。孟康注，以谓锤之形，如镮也。然古权亦有如今秤锤相似者，盖形制不一，各从其便耳。”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先秦、秦汉的权，有圆环形的，大小不一，构成一组；也有如古钟形的，或后来秤砣形的。
大体称斤以上的为钟、砣形权，称两铢用环权。秦安县陇城乡上袁村1963年发现了一座木炭竖穴方坑墓，从墓中出土了一批陶器、铜器，并出土有秦权。该秦权形似钟，上有纽，中空，高7.02厘米，底径5.2厘米，重250.2克，上阴刻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文及秦二世元年诏文。该秦铜权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镇原县文化馆收藏有本县出土的秦统一度量衡的铜诏版，长方形，长10.6厘米，宽6.5厘米，四角各有一钉孔，以固定诏版于量器上。诏版阴刻篆文，竖写，5行，每行8字。秦始皇诏版文曰：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诏文为：
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始皇二十六年单诏铜版铁权，据传出土于天水市郊。该权呈馒头状，拱桥形圆曲棒提梁，通高19厘米，底径25厘米，重31643克，上边的诏版长宽各9厘米，镶于柄端一侧，阴刻篆书始皇诏全文6行40字。这种刻有诏书铭文的秦标准器，在当时属于陇西郡的秦安、天水和属于北地郡的镇原出土，而且还是始皇诏文之后又补刻有二世元年诏文，说明在当时的甘肃省境，曾雷厉风行、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度量衡的统一工作。
第四，整顿习俗、奖励耕战和严明法纪。商鞅变法时就在秦地整顿风俗，注重对旧风俗的改造。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将这种对风俗的整顿推向天下，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的泰山刻辞中就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的会稽刻辞还说：“宣省习俗，黔首斋庄……饰省宣义，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咸化廉清。”
统一六国以后，秦在今甘肃地区仍然坚持这些对风俗的整顿和对耕战的奖掖，以及对畜牧业的提倡。为了发展畜牧业，秦专门制定《厩苑律》，规定农户耕牛由牛长和田啬夫负责管理，每年评比四次，以决定对有关人员的赏罚。秦朝在北地、陇西诸地设有官营牧场牧师令苑，负责经营管理，也定期进行考核。对私人畜牧主乌氏倮还进行专门表彰。史载，乌氏倮是乌氏县的一位畜牧业主，他精心畜牧，善于经营，“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成为最大的畜牧业主。“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甘肃的许多地方，春秋战国时就是传统的牧业区，乌氏倮生活于其中，又是经营畜牧业的佼佼者，成绩突出，以至其所拥有的牲畜多得无法计量。秦始皇对其进行表彰，大力提高其社会地位，以其比于封君，就是和因耕战之功而被封为公侯者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力，定期与诸臣一起受皇帝的接见，这是何等崇高的荣誉！这一表彰，其实不只是对乌氏倮个人成就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在为天下百姓树立榜样，鼓励人们都努力生产，尤其是畜牧业生产。因为畜牧业是秦朝统治的最重要经济支柱产业，其所生产的牛、羊、马、驼等不仅为百姓提供了丰富的肉食，其畜力又是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贸业的主要动力和运力，还是重要的军需物资，不仅骑兵要以马为骑乘，后勤保障更要以牲畜为动力和食物。
第五，巡视陇西、北地二郡，对秦西北边疆的安定和安全作出战略部署。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曾五次巡视天下。其中，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他率领大批随从，由都城咸阳出发，到陇西和北地二郡视察。史书中记载此次巡视十分简扼，言“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研究空间。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这四个地名的所在，以确定秦始皇西巡经过的四个点。史称秦始皇巡陇西，应该是指其到了陇西郡治，而不可能是只到了陇西郡中的某一县。陇西郡治狄道，在今临洮东北，临近秦朝最西边的疆界，又是羌、狄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秦始皇到狄道巡视，显示了他对王朝西部边疆的关注。北地郡治义渠，郡治在今宁县西北，是秦朝西北与匈奴人接壤的一个郡，秦始皇到北地郡巡视，说明他在刚刚实现统一六国大志后，就敏锐地将北部边防作为其关注的重点。鸡头山是一座古代名山，黄帝曾“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史书中既然将空桐与鸡头连写，说明鸡头山在空峒山脉。《禹贡锥指》曰：“《寰宇记》原州平高县笄头山一名崆峒山，下引《水经注》云：盖大陇山之异名，《庄子》谓黄帝学道于广成子，盖在此山。”我们以为秦始皇所登之鸡头山，应在北地郡。郦道元言鸡头山为大陇山的异名是有道理的。崆峒山属于陇山山脉，拥有大小山峰数十个，其西峰在今泾源县境内，即鸡头山。“崆峒山是总名，实际崆峒与鸡头是两个山头，鸡头在崆峒山西，以形似得名。崆峒前峡古名泾谷，发源于泾源县的泾河自泾谷流出，鸡头道就是沿泾河之源而向西行进的。”所以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的鸡头山，应该就是秦始皇巡幸的鸡头山。回中，《秦始皇本纪》[集解]言：“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正义]曰：“《括地志》云：‘回中宫在雍州西四十里。’”诸说亦不相同，孟康说在北地郡，应劭具体为高平，即今之宁夏固原县境。而《括地志》称回中宫在雍州西四十里，即今陕西陇县。我们无意否定回中地望的任何一种说法，因为在我们看来，所谓回中，不过是皇帝外出巡视后回程所休息的一个宫观而已，所以才出现了几个方位不同的回中。秦始皇所至回中宫似以陕西陇县为是。《史记正义》的作者唐朝张守节赞同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的说法，他推测秦始皇西巡的路线，言：“始皇欲西巡陇西之北，从咸阳向西北出宁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鸡头山，东还，过岐州回中宫。”是说，秦始皇自咸阳宫出发，向西北方向过宁州（今宁县），转向西南行，到成州（今成县），出鸡头山后，东还，经过岐州回中宫，回到咸阳。这种说法最大的缺失，在于忽视了秦始皇巡视陇西的历史记载。所以元朝胡三省否定了这一意见，说：“余谓上书巡陇西、北地，则先至原州之鸡头山而还过回中，道里为顺。若出成州之鸡头，则须先过回中而后至鸡头。以书法之前后观之，居然可见。”经胡三省深思熟虑，秦始皇此次巡视的路线才弄明白，应是由咸阳出发，向北先到北地郡（今宁县北）巡视，再溯泾水而西，到了鸡头山（今宁夏泾源县鸡头山），转向西南方向，到陇西郡（今临洮）巡视，返回时，沿渭水向东，经冀县、上邽，转向东北方向，出弦中谷的鱼龙川（今华亭县境南），至今陕西陇县的回中宫，沿汧水向东，回到咸阳，前后花了数月时间。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场面如何，没有记载。但刘邦和项羽见过的秦始皇出行场面，应该可以为这次出巡的描述作参考。刘邦年轻时曾经到咸阳服役，当时天子出行，允许民众沿路观看，刘邦“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秦始皇东巡吴越时，项籍与其叔项梁在路边观看，“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可见，秦始皇出行时车骑之众多，仪仗旗号铠甲之辉煌，戒备之森严，皇帝神情之威壮，场面之浩大，皆无以复加。
这次陇西、北地二郡的巡视，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陇西、北地二郡，西临羌戎，北接匈奴，对王朝的安全关系极大。秦始皇亲自前往二郡，了解了当地的山川形势，慰问了边境军民，弄清了边防态势，得到了对二郡的感性的和理性的知识，在与边地官民的交流中，形成了巩固国防，加强边境安全，维护国家统一的四大举措：治驰道、修筑万里长城、驱逐匈奴、移民实边，这些措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认为，亭与乡是不同性质的地方组织，不属于同一行政系统。亭是军事性质的机关，作为地方行政组织，是以乡辖里，以里隶乡。乡里之间没有亭。所谓“十里一亭”之“里”是指亭与亭之间的大体距离，不是基层行政组织的里。
[2]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2页。
[3]周晓陆：《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史学论衡》下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9～340页。
[4]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24页。
[5]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
[6]《汉书·食货志下》。
[7]《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18“秦器款识”，《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30～33页。
[10]《史记·货殖列传》。
[11]《史记·秦始皇本纪》。
[12]本书所言地名，凡属今甘肃省境者，不再加“甘肃”二字。
[13]古人对鸡头山有较多注释。《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言：“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史记正义》载“《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禄福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道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按：二处崆峒，皆云黄帝登之，未详孰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中又引《括地志》云：“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肃州禄福县（今酒泉市肃州区）说肯定是错误的，因为黄帝所登的鸡头山应该是崆峒山脉的一座山峰，二者相距不会太远；而秦始皇时河西地区不在秦朝辖境内，他无法前往。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今成县境）的说法，也有一些学者认同。
[14]祝世林：《陇山重要古道综述》，平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平凉古代史考述》，1997年，第327页。
[15]《资治通鉴》卷7始皇二十七年条。
[16]《汉书·高帝纪上》。
[17]《史记·项羽本纪》。
二、驱逐匈奴的战争
秦王朝建立后，正在蓬勃兴起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不断入境骚扰给王朝的安全和百姓生命财产、生活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秦始皇在统一的次年，即到防御匈奴的前线陇西、北地二郡巡视，准备乘横扫六合的余威，出师北击匈奴，以解除其对王朝的侵扰，安定北方边境。廷尉李斯谏道：“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始皇虽然没有完全接受李斯的意见，但考虑到统一战争刚刚结束，财力有限，王朝的诸项制度正在建设，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秦始皇只是派精兵强将加强对边防的守卫，同时大力进行战争的准备。而派往边境防守匈奴的主将是蒙恬，裨将是王离，还有将军杨翁子。
蒙恬（？—前210），秦朝著名将领，先世为齐人。蒙恬祖父蒙骜、父亲蒙武世代为秦大将，在统一六国时建立大功。蒙恬曾学习狱法，任狱讼文书之官。秦法苛繁，蒙恬在繁忙的狱事中改进毛笔，将裹在笔杆外的笔毛改为插入笔筒之中，使毛笔更加好用。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以蒙恬为裨将，协同李信率20万军队攻楚，蒙恬一路夺关斩将，进展顺利，在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与李信会师，却被楚将项燕所破。二十六年（前221年）蒙恬与王贲自燕南攻齐，突袭临淄，迫使齐王投降，灭齐国，成为秦朝开国元勋。秦朝建立，蒙恬任治理京师咸阳地区的内史，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蒙恬担任防卫北部的统帅，负责外事，蒙毅在秦始皇身边为内谋，“出则参乘，入则御前”，当时号称“忠信”。
王离，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东乡人，也是名将世家。其祖父王翦曾大破赵军，俘赵王迁，又为秦灭楚，攻占岭南地，功勋卓著。其父王贲率兵灭魏，取燕，降齐，战功显赫。秦统一六国后，王离因功爵列为武城侯，受到始皇帝的重用。
杨翁子，秦将军，其事迹，仅见于《淮南子·人间训》，是与蒙恬齐名的边防统帅。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帝第四次出行，专门巡视北部边境。始皇帝一行向东出函谷关，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经邯郸、恒山，直至王朝东北部渤海边的碣石山（今河北昌黎西北），视察了辽西郡，然后沿北边一路由东向西，视察沿边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诸郡的边防形势，最后取道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回到咸阳。如果回忆秦始皇二十七年对陇西、北地的巡视，则这次巡视，意义非凡。当年的巡视，秦始皇了解了西北的军事边防形势，形成了解决匈奴问题的基本意见。这次巡视，则是为了了解王朝北线东、中部的边防形势，从而对整个王朝的北方形势和匈奴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确定了对匈奴战争的战略重点在河南地区，正式作出了实施解决匈奴问题的战略决定。
关于始皇帝为何派兵出击北地和上郡以北的匈奴，史书中说是因为有一条“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胡三省解释，“录图书，如后世谶纬之书”。就是古代神学迷信的征验书，是假托神灵占验预言吉凶的书。亡秦的“胡”究竟指的是谁？东汉郑玄以秦史为依据，说：“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然而，这个所谓“录图书”真的是方士卢生带来的吗？恐怕未必。为什么此前和此后的很长时间都没有所谓的“录图书”？以至于后代研究谶纬的学者皆以此为最早的谶纬书，其后就是西汉董仲舒和刘向所造的书了。燕地的方士真有那么高明的预言能力吗？要知道，作为秦始皇第18个儿子的胡亥当时只有4岁或15岁，谁能预知他竟会成为覆亡秦国之君？我们与其费力研究亡秦之胡是胡亥还是胡人，不如从当时的历史形势和秦始皇的思想踪迹分析，将其看成是秦始皇为了打击匈奴而指使方士伪造的神灵意旨，所言之胡绝不可能是胡亥，而只能是胡人，即匈奴。
“亡秦者胡也”的谶语，明示对秦王朝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北方的匈奴。当时的边境形势，正如西汉初年刘敬所分析：“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威风赫赫的秦始皇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刚刚实现统一的国家哪能容忍如此的威胁？谶语为秦北击匈奴提供了借口。秦始皇于是正式发布了出击匈奴的诏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二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秦军对匈奴的打击持续了数年，主要有两大战役。第一次战役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等将军率领30万秦军，由北地、上郡出发，北击匈奴。秦军出击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夺取匈奴人占有的河南地。原来，黄河由宁夏平原北流，到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内形成一个大弯曲，转而向东，人们将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黄河沿岸平原地区，统称河套地区。大河贯穿其中，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美。秦汉时，河套西北部的黄河在转角处，分为两条干流，南流与今黄河河道相同，称南河；北流由今杭锦后旗之西东北流，经今五原北，在今乌拉特旗东与南河汇合，称北河。所谓河南地，即指由北河往南，直至战国秦长城北境的大片地区，包括内蒙古杭锦后旗以南至今宁夏灵武和甘肃陇东北部地区。此地距咸阳数百里，匈奴骑兵一两日便可直入关中，屏蔽咸阳的北地、上郡因而长时间成为匈奴游骑袭扰的对象，咸阳也一直处于匈奴的威胁之下。为了解除匈奴对秦都城咸阳的威胁，30万秦军攒成的巨拳，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捣河南地，对当地匈奴骑兵穷追猛打，“若鸷鸟之追群雀”，将匈奴势力驱逐至南河以北，秦朝占有了河南地这一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成为插入匈奴心脏的一把尖刀。
大军稍加休整后，为了扩大战果，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又发起了第二次战役。蒙恬率军渡过南河，向北进击，驱逐蜷缩于两河之间的匈奴。秦军首先夺取了高阙，即今内蒙古临河县北的狼山口，这里“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峩然云举，望若阙焉，故有高阙之名也”。战国时赵国就曾由代郡沿着阴山筑长城，直至高阙，是一战略要地。接着，秦军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中，直至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阳山，即狼山，是阴山的西支脉，或说，阳山即阴山。清代胡渭《禹贡锥指》卷13上言：“按阳山即阴山也。山在中国之极北，故名阴山。水北曰阳，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谓之阳山。”北假中，又作北假，地区名称。《史记·匈奴列传》三家注，[索隐]曰：应劭云：“北假在北地阳山北。”韦昭云：“北假，地名也。”[正义]曰：《括地志》云：“汉五原郡河目县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属胜州银城县。《汉书·王莽传》云‘五原、北假膏壤殖谷’也。”《水经注·河水》言：“北假中，地名也，自高阙以东，夹山带河，阳山以西，皆北假也。”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
战后，蒙恬将统帅部设在上郡，负责秦朝自临洮至辽东的北部边境的守卫。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又派长子扶苏到上郡，担任蒙恬的监军，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朝廷向军队派监军的最早事例。由于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传统的皇位继承人，受到秦始皇的重视，因而，从某种角度看，扶苏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王朝对防御匈奴工作的指挥。
秦军两次打击匈奴胜利以后，《史记》明确记载秦朝“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表明，秦朝西北疆域经过这两次战役有所开拓，扩展到今兰州（秦榆中），沿黄河往北，到今宁夏后，沿宁夏平原西边往北，直至今内蒙古阴山以南地区。秦王朝在西北新控制的空旷地区设置了34个县，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其中部分县在北地和陇西二郡，只是其县名，多数都没有留下。
秦军反击匈奴的胜利，是中原帝国对匈奴势力第一次重大的打击。秦王朝控制了在军事上有重大价值、土地又十分肥美的河套及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使秦的心脏关中与北方劲敌匈奴之间有了更为宽阔的中间地带，从而解除了匈奴骑兵对北地、上郡及关中地区的威胁。历史上，对秦以大军打击匈奴也有异议，主要指责其劳民伤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西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说：“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一件事总有正反两方面，将秦王朝的灭亡归咎于抗击匈奴是没有道理的。
[1]《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2]《史记·蒙恬列传》。
[3]《资治通鉴》卷7始皇三十二年条胡注。
[4]《史记·刘敬列传》。
[5]《盐铁论》卷8《伐功》。
[6]《水经注》卷3《河水》。
[7]《史记·匈奴列传》。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汉书·主父偃传》。
三、修筑长城与驰道
秦朝建立后在军事上不仅派兵打败匈奴，还修筑了长城，防御匈奴的侵扰。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
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资治通鉴》卷7记载：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
《水经注》卷3《河水注》言：
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
对秦朝万里长城的构筑，至少可以有以下六方面的解读。第一，万里长城的工程任务巨大，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但其开始年代肯定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修筑榆中至南河长城，次年修北河一带长城，第三年太子扶苏奉命参与监修，秦始皇死、扶苏自杀时仍在进行，到项羽入关时并未全部完工。第二，秦筑万里长城的开始是在蒙恬率秦军两次打击匈奴，夺取了河南地及其以北，在西北的疆域扩大，而原来这里的战国秦长城已经在边界内，失去了边境防御第一线设施的军事价值。同时，由于河南地和陇西、北地二郡的西部和北部又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秦朝万里长城的工程首先是新筑自榆中至阴山的西部沿河长城，继而修整其他地段的长城。第三，在蒙恬军夺取高阙、阳山、北假等阴山以南地区后，秦朝迅即将以长城为特色的防御工事由南河扩展至北河一带。这可以看做秦朝长城的第二步工程。第四，秦万里长城的起点在临洮，终点在辽东，弯弯曲曲，总长达万余里，工程浩瀚，当时全国总共动员了四五十万人，在途中转输者更不计其数。由于工程浩大，蒙恬、扶苏等人在领导修筑长城时，尽最大可能利用了战国赵长城、燕长城，新修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北边备对》云：“秦城多承燕、赵。燕城起于造阳而至襄平、辽阳。造阳者，上谷地也；襄平者，辽东县也；辽阳者，辽水之北也；皆燕国边胡之地，故其建筑亦在此地也。赵之城则自代地而西，属于高阙。代者，雁门都也；高阙者，灵州北流河之西阴山之上游也。赵武灵王国于云、代，故其备河之城，但能并河而西，以极乎赵境耳。至秦已并六国，天下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东至辽东、西，悉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临洮，则中国极西之地也；北属辽东，则中国极东之地也。自东迄西，殆万余里。无论燕、赵之与岷、兰，其在当时，盖无一地而无长城也。于是会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则秦城之长，固周乎中国之北矣，然审而求之，则其城不皆秦筑也，秦但补筑使足耳。”以甘肃境内秦万里长城说，除榆中（今兰州东）沿黄河而北的长城是新修的，其上行至临洮的长城最西端部分，应主要是利用的秦国原有长城，只是对其有所补葺罢了。第五，万里长城的构筑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完全都是高大的夯土城墙，而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汉武帝初大行王恢言：“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汉元帝时郎中侯应说：“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侯应虽然讲的是汉武帝时的情形，但秦长城应该也是如此。就是说，秦万里长城除了大部分为夯土版筑成的以外，还有以石头砌成的，有将山崖削陡的，有以河流等为天然屏障的，还有树立木栅、种植榆树为障碍的。第六，秦朝北方的边防系统以万里长城为其象征，但除了高大的城墙外，还有着完备的防御体系。古人言：“自秦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碣，延袤万里，有郡，有军，有守捉，襟带相属，烽火相望，其为形势备御之道，至矣。”后来，汉朝就是继承了秦朝的这一套办法，并加以完善，而沿用至明朝。
秦长城的西段起点在临洮。唐《括地志》言：“秦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旧唐书·地理志三》言：“溢乐，秦临洮县，属陇西郡。今州西二十里长城，蒙恬所筑。”其后史地学家均依其说，以秦朝临洮在今岷县境，秦长城之首在岷县境。而今天的临洮县，在秦时为狄道县，是当时陇西郡的治所。
20世纪后半期，学者对秦长城的起点究竟是在今岷县还是在今临洮县产生了疑问。根据历史记载，始皇长城应首起于今岷县境内，但是至今没有在这一带发现长城遗迹。顾颉刚先生于1938年曾到过岷县，并未找到秦长城。1964年，甘肃省考古工作队在岷县考察也未发现秦长城遗存和秦代遗物。孙益民、王楷通过实地调查，提出秦长城起首于今临洮县新添乡三十里墩的杀王坡上。这一说法，为甘肃省文博界的学者所认同。由此，又出现了一个文献的解释问题。刘光华先生认为：“《史记》记长城始点的‘临洮’，估计与终点的‘辽东’同，都是泛指。秦汉临洮、狄道均城临洮水，既然今岷县无长城遗址，而今临洮所存长城遗址虽时断时续，一直可以向东北追溯，则长城起始点的临洮，不在今岷县，而在古狄道，即今临洮县无疑。”
秦始皇万里长城西起临洮境，沿洮河而北，入今兰州境与榆中长城相接，再向北，一直出甘肃，过宁夏，入蒙古境抵鄂尔多斯西北部，又北渡黄河入巴彦淖尔盟西南境，再向东，出内蒙，过河北，至辽东。
甘肃境内的长城有效地阻挡了戎狄和匈奴对秦属甘肃郡县的侵扰，保护了边境和内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全国和支援边防，秦始皇修建和完善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有驰道、五尺道等各种道路。其中，与甘肃历史有关的是驰道。
所谓驰道，就是古代的官道。据说其中间部分，是天子、国君的专用行车道，可以驰走车马，所以称为驰道。其余部分，供官民出行之用。驰道先秦即有。《礼记·曲礼下》曰：“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疏云：“‘驰道不除’者，驰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驰走车马之处，故曰‘驰道’也。”既然古礼就有治驰道的说法，可以肯定，在秦国统一天下之前，已有驰道的修筑。出土的天水放马滩地图，绘制于战国末年，其“4号图上的主河道旁绘出一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是战国时期天水通往秦岭以南的重要干道，在交通史上意义重大”。我们与其称此道为重要干道，为何不将其视为战国时秦国境内的驰道呢！
秦朝开始修筑驰道的时间，在《史记》中有不同记载。《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治驰道”，《六国年表》却将“治驰道”系于始皇二十八年。查《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秦始皇在巡视陇西、北地二郡时，亲身感受了秦地原有驰道的便捷和一般道路的崎岖艰难，遂产生在全国新筑和整修驰道，以方便通行和出巡，应为理所当然之事。李斯《狱中上书》历陈其功绩，有“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亦可证，修驰道与秦始皇的巡视天下有关。所以，秦朝开始修筑驰道应该是秦始皇二十七年的事。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工程量极大，终秦始皇一生，到秦二世时仍在进行。史称，二世“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到项羽入关时，驰道尚未全部完工。即便如此，秦朝通达全国各地的驰道应该只有少部分是新修的，大部分系对先秦各国原有交通要道整治与连缀而成。
秦朝驰道的规制，秦汉史料中多有记载。西汉文帝时的贾山说：
（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
驰道的宽度是五十步，约当69米。考古发掘证明，贾山所言驰道的宽度是可信的。“三丈而树”，指的是在道路中央特设的皇帝专车行驶的道路为三丈宽，沿途植树作为标志。在路边上再栽上长青的松树，使行人能得到阴凉。有学者根据武威出土王杖简中“行驰道旁道”的说法，认为：“当时驰道是路面分划为三的具有分隔带的多车道道路。有三条分行线以区分等级，实际上也适应了行车速度不同的事实。‘中央三丈’是所谓天子道。经过特许的贵族官僚可行旁道。”
驰道制度极严，高出地面，而且平直、坚实。上文“厚筑其外”，是说道路要高出平地，在道路两侧筑成厚厚的缓坡。左思《吴都赋》有“驰道如砥”，即云驰道之平整坚实。而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诗有“驰道直如发”，则指驰道很平直，当然在陇右地区，道路往往就山川形势，不可能太平直。为了使驰道坚实，故筑路时要“隐以金椎”，这里的“隐”字，为“稳”字的假借，意思是用铁制的夯椎，将路基层层夯筑，使其坚实稳当。驰道，尤其是高原段驰道修筑的艰难，可想而知。
秦朝的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形成了东至山东半岛、碣石，北至北方沿边，南至吴越、南郡、岭南，西到陇西、北地的便捷交通网。在今甘肃地区的驰道，有两条。一条学者称为“陇西、北地道”，就是秦始皇于二十七年（前220年）巡视二郡的道路。另一条是故道，又名嘉陵道，该道由关中西行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境），出散关，在今陕西凤县境南行，沿嘉陵江河谷，入今甘肃两当、徽县、成县（秦下辨道）境，再入陕西略阳境，直抵蜀郡。汉王刘邦就是沿着这条路出汉中，还定三秦的。这条驰道由于沿途多深山峡谷极为险峻，不可能都按照五十步的驰道规制建设，许多地方只好以栈道相沟通。
对驰道的维护，秦国曾有专门的规定。197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出土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田律》牍，其中规定：“九月，大除道及坂险；十月，为桥，修陂池、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就是要求农民每年利用秋冬农闲时间整修道路和桥梁，平时道路有大的损坏也必须及时维修。秦王朝时应该仍在沿用这一规定。驰道的修筑，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和人员物资输送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有利于王朝的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边境防御。
[1]学界往往将秦国长城与秦始皇长城相混淆，本卷则严格予以区别。
[2]《读易详说》卷3“秦筑长城未毕，而刘项之兵已入关矣”。
[3]《淮南子》卷18《人间训》：“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秦“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
[4]《七国考》卷3《长城》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
[5]《汉书·韩安国传》。
[6]《汉书·匈奴传》。
[7]《宋史·盛度传》。
[8]《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引。
[9]参见孙益民、王楷《万里长城西部起首于今临洮辩》（《兰州学刊》1982年第1期）。
[10]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11]《后汉书·西羌传》。
[12]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0页。
[13]《史记·李斯列传》。
[14]《史记·李斯列传》。
[15]《汉书·贾山传》。
[16]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7]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