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甘肃位于祖国的西北部，黄河、长江依势从境内穿越而过，北依沙漠，南临雪山草地，多样的地貌造就了甘肃独特的人文环境。甘肃在古代文献中通常被称作河陇，即河西陇右的简称，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勤劳、勇敢的甘肃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甘肃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打制石器的第一块标本就是在陇东发现的。秦安大地湾文化不间断地延续了3000年之久，与大地湾文化存在源流关系的中原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广大地区充分发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体性文化之一。继大地湾文化之后的金石并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分布范围更加广阔、稠密，著名的甘肃彩陶就是以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最为精美。
秦国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期甘肃历史上意义最深远的大事。早在西周孝王时，秦国的先祖在今张家川、清水一带生活。秦襄公平定犬戎，拥戴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这就是秦国之始。秦武公创设了我国历史上年代最早的县——邽县和冀县。秦孝公实行变法，普遍推行郡县制，设置北地、陇西郡，甘肃东部被纳入封建管理体制之中；修筑了秦长城，为秦国西部和北部的疆域划出了界线。一部东周史，由秦襄公被封为诸侯揭开了扉页，又以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而掩卷。
秦汉时的甘肃地区，处于全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汉武帝指挥的反击匈奴的战争，统一了河西广大地区；派张骞联络西域诸国归附汉朝，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汉朝在新拓地区修筑了东连秦长城、西至盐泽的汉塞，派大批戍卒防守、屯垦；设置河西四郡，募民边塞，发展农业与畜牧业，赢得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美誉。
秦汉时期，甘肃尊老、尚武的民风冠于全国。以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在全国独树一帜。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等，反映了当地青铜铸造和造型艺术的极高水平。多种汉纸的发现，证明了甘肃人民对造纸术发明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分裂割据时期。三国时，诸葛亮曾“六出祁山”。十六国时期，仅河西地区就建立了五个凉国。至于北朝，北魏统一北方一百多年后，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等，并与南方的宋、齐、梁、陈对抗。它们或在甘肃境内争夺政权，或对甘肃进行统治。直至581年，隋取代北周，灭齐亡陈，结束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汉晋之际，周边民族的内迁，既给中原地区带来了战乱，也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甘肃既有迁出的民族，也有迁入的民族。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氐、羌、鲜卑、匈奴、羯、敕勒、柔然、杂胡等族称逐渐消失。这是我国民族融合的第二个高潮。战乱中大批中原士人西逃河西，河西成为当时社会相对稳定、存续中原文化的中心。
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佛教从西域传入甘肃，在甘肃生根发芽，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过程。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
隋、唐前期的大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甘肃的社会经济得以长足发展，达到了鼎盛。609年，隋炀帝西巡，并在张掖举办了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性贸易会，炀帝还亲自接见了西域二十七国使节，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资治通鉴》记载了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甘肃经济的发展情况：是时“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由于驻防河陇的边兵东调平叛，已控制青海大部的吐蕃乘机进占河陇地区，以其原有的部落制取代唐朝的郡县制，并设青海、鄯州、河州、凉州、瓜州五节度使统治；在五节度使之上，另设东境节度大使。848年，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将，收复了河湟11州之地，并献图籍于唐。但在藩镇割据大形势下，唐末五代时期中央政权也只能控制甘肃东部一小块地区。
隋唐五代甘肃的文化，呈现出历史上最繁荣的景象。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以及吐蕃尊奉的本教，都在这里传播弘扬；佛教石窟艺术发展至极盛，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炳灵寺石窟中涌现出了大量的艺术杰作。西域的音乐、舞蹈通过凉州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
10-14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宋、夏、辽、金、蒙古诸政权分立共存，走向元朝统一的重要时期。甘肃历史发展既受全国局势的影响，又因地处西北一隅，因而呈现出自己的风貌与特色。
宋朝建立，甘肃境内的政权有甘州回鹘政权、曹氏归义军政权、沙州回鹘政权、西凉府吐蕃政权和陇右吐蕃诸部等，宋朝仅控制着环庆、泾原、秦凤诸路。各个政权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回鹘的畜牧业、西夏的农牧业、宋代的屯田等各具特色。在各个政权此消彼长中，党项夏州政权进入甘肃，消灭了西凉府吐蕃、回鹘、曹氏归义军政权，统一了河西地区，并于1038年建国，史称西夏。1127年，金军南下灭亡了北宋，金朝控制陇右，南宋偏守陇南一隅。宋夏、宋金斗争，是甘肃历史的重要内容。13世纪蒙古兴起，统一了中国。1247年，蒙古贵族阔端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萨班举行凉州会谈，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
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首设甘肃行省。河西属甘肃行省，陇右属陕西行省，河州路和脱思麻路属宣政院辖地。元朝虽然实行重农政策，并迁徙中亚人在甘肃屯田，但统治集团的保守、嗜利和苛征重敛，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宋元时期，儒学在甘肃地区没有中断。北宋重视兴办学校，对蕃部子弟进行教育；西夏在河西地区设州县学，行庙学制，推广使用蕃书；金朝崇儒重学；元朝兴学重文，推崇藏传佛教。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文化上相互影响，使甘肃文化具有鲜明的多元化、地域性特点。
1368年，明朝建立，甘肃地区实行府州县制与军事卫所制并行，府州县属陕西布政使司，卫所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这里驻有大量的军队，戍守着边塞长城；为保障供应，甘肃的卫所屯田最具特色，屯田管理体制臻于完善。这一时期，甘肃出现了回、东乡、保安、裕固等新的民族共同体，甘肃也是全国重要的回族聚居区之一。这些新的民族共同体与汉、藏、蒙古族一起，共同创造了甘肃历史。
清朝初年，甘肃的行政建制仿行明制。康熙三年，陕甘分治，甘肃属陕西右布政使司（后改巩昌布政使司、甘肃布政使司），先驻巩昌，后移驻兰州；雍正三年，省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及卫所，设置府县。甘肃行省管辖着9府、6直隶州，陕甘总督驻节兰州，兰州成为西北地区的军政重镇。甘肃既是清前期镇压西北民族叛乱的大后方，又是镇压同治回民起事的中心地区，百姓深受繁重的徭役和战乱之苦。晚清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割地赔款，民不聊生。清末的新政没有挽救腐败的清政府的命运，而一场推翻封建制度的大变革已然来临。
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是甘肃的主要宗教。清代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转向甘肃，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影响着西北穆斯林信徒。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兴起，众多黄教寺院陆续建成，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康熙年间兴建的拉卜楞寺。在学术方面，甘肃学者张澍、邢澍、李铭汉推动了晚清兴起的经史之学。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甘肃革命者举行了秦州起义，响应共和。而以赵维熙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亦宣布共和，成立了甘肃军政府及临时议会。1925年，冯玉祥入甘，改所部为国民军，并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国共两党选派党员到国民军中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国民军进入甘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并帮助国民党建立省、市、县各级党部，坚持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影响。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了甘肃。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得到了发展，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粉碎了国民党的两次围剿。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抗战初期，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兰州成立了驻兰办事处。193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兰州成立，全省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展开。陕甘根据地建立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成为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大本营。
抗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甘肃兴建了石油、煤炭、机械、发电、化工、水泥等近代工业；西兰公路通车后，又新修了西兰、甘新、甘青、甘川、华双、平宁六大干线公路；1945年宝天铁路铺轨完成。甘肃还修建了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文化教育方面，成立了甘肃科学教育馆、兰州图书馆、敦煌艺术研究所；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省有中学108所，小学7553所；高等学校有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甘肃学院等。甘肃近代化建设大发展，而文化教育尤为显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推行反革命内战政策。1947年又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将中国转向了战争体制。中共西北局决定恢复中共甘肃工委，在甘肃大力发展革命力量。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同年7月，第一野战军向甘肃进军，先后解放平凉、天水，8月26日，兰州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甘肃人民当家作主，旧貌换新颜，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发展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以有色金属、能源、石油化工、机械电子等为主体的、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省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综合实力逐年提高。2600万甘肃人民在继承和发扬古老文明的基础上，正在创造新的辉煌历史，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二
纵观甘肃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甘肃的历史厚重多彩而又起伏曲折。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华多元文化的轴心——黄河孕育了以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明，省内出土的众多精美绝伦的彩陶，充分说明当时的生产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甘肃是中国历史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两个朝代——周代和秦朝——的崛起之地，《诗经·豳风》、周祖庙和礼县的秦公大墓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从西汉以至隋唐的近千年间，甘肃地处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河西地区长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和窗口，敦煌莫高窟、阳关，天水麦积山，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都是中外交流的象征。隋唐时期，甘肃的经济社会空前繁荣，史称“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甘肃自古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历史上先后有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融合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著名的“凉州会谈”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的版图。省内现有的回、藏、东乡、保安、裕固等各兄弟民族创造了魅力独具、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史册中，甘肃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南梁革命根据地是西北革命的摇篮，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在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中，甘肃是经过部队最多、红军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省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三军大会师”就在会宁举行。1936年末到1937年初，西路军将士征战河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与马家军阀殊死搏斗，血洒祁连，成为我军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的交会地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自然条件总体较差，特别是宋元以降，随着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东迁和南移，海路的开通，加之气候变迁、兵燹和不适当开发引起的自然生态的恶化，甘肃逐渐失去区位优势，经济日趋萧条，民生凋敝。艰苦的条件使人们备受磨难，同时也磨炼了人民的意志，造就了甘肃人特有的气质和性格——艰苦奋斗、不甘落后，执着坚韧、锲而不舍，简朴友善、诚实守信，包容创新、团结奋斗。
纵观甘肃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甘肃的历史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甘肃各地区社会发展呈现不平衡。甘肃是一个斜长的地带，东部和西部自然条件差异大，社会发展不平衡，%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亦不平衡。甘肃民族众多，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
第二，甘肃的历史发展虽与中国东部有同步的时期，但在很长时期落后于中国东部。上古时代，甘肃文化辉煌，璀璨夺目，可以说引领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尤其是秦汉至唐前期，甘肃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风向标。“安史之乱”以后，甘肃与中原地区逐渐拉开了差距。封建社会后期，甘肃或者地处反抗统治的战乱中心，或者地处紧邻战乱中心的后方，封建统治者在这里强征暴敛，人力、物力的损失十分严重，以致生态恶化，土地贫瘠，生产率低，加之自然灾害，生存已属不易，何谈发展！社会进步十分缓慢。
第三，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共同发展和相互融合，这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在历史进程中，旧的民族消失了，或者融入汉民族之中，或者产生新民族。而各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既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实现共同发展和相互融合的推动力。
第四，甘肃的自然条件宜于畜牧，其经济自古就有发达的农业和繁盛的畜牧业，而且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繁盛的畜牧业是甘肃的特色经济，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并在甘肃地区大办牧马场；少数民族群众更有从事畜牧的传统，对国家、对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在很长时期，甘肃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上古游牧民族的大迁徙中，西方的种族最早来到甘肃。秦汉以后，东西方的往来更加频繁。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佛教的东传，丝绸和四大发明的西去，佛教及其石窟艺术证明甘肃是中西文化融会的第一站。
三
《甘肃通史》是阐述甘肃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创造甘肃历史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著作。编写甘肃历史是为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鼓舞甘肃各族人民建设家乡的积极性。这是甘肃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写《甘肃通史》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必须把甘肃历史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撰写，甘肃历史既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有自己发展的特点。必须突出甘肃历史发展的特色，展示其亮点，体现我们祖先创造甘肃历史的勤劳和智慧。必须吸收学术界关于甘肃历史最新的研究成果，材料力求丰富，内容必须充实，叙述要有深度，观点应当明确，体例要有创新。在明确其通史性质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其大众化的社会效应，不能让繁琐的考证取代叙述，语言应当通俗易懂，行文流畅，适合大众阅读。
《甘肃通史》从读者出版集团立项到组织专家编撰，历时五年。回忆编写过程，省委领导自始至终予以关怀与支持，是我们编写工作的重要保证；我与分卷作者之间的合作，是编写工作顺利的基础。由于编写的专家来自不同单位，为了编写《甘肃通史》这个目标而走到一起，之间的合作是愉快的，但不能说没有意见分歧。发生意见分歧是正常的，是因工作而起，如什么内容的“越界”呀，字数的超计划呀，当然也有看法和观点上的差别，却都能在协商和争论中得以解决。为了保证书稿质量，甘肃人民出版社还特地聘请了一些专家审读《甘肃通史》，他们付出的辛劳是巨大的，我代表《甘肃通史》全体编写者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甘肃通史》，因编写中可借鉴的著作有限，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加上我们学识的局限，存在问题是肯定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也期待后来者踵事增华。
刘光华
200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