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英雄挽歌
从重建到崩塌，这一时期的茶马互市划出了一条起伏跌宕的命运轨迹，无论怎样，茶马贸易制度在这个朝代走完了它全部的历程。随着经济交往活动更加自由、平等地开展，民间贸易市场的活跃，商家强有力的介入，官方主导的茶马互市丧失了话语权，在新的时代气候下，茶马互市的故事已如一行行碑文，镌刻在古老中国已然翻动的每一册页中。
纵观清朝的茶马贸易，从整体上来看，传承千载的茶马贸易制度消弭不在，其互市的主客观条件丧失殆尽，属于茶马互市发展中的凋敝和衰落期。但是细细分析，它的内部仍然不是平静的，呈现出曲线状的发展走势，其发展经历了盛与衰的波折和变动，存在较大的浮动和反弹，也有清晰的发展线索和轮廓，根据时代条件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清初和乾隆时期。
清朝初期，受到局部地区战事的影响，茶马互市活动开展得较为平顺，其交易的具体程序尽量保持和明代一样，又根据自身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在官茶、贡茶、商茶三种茶叶的分类中，增加了商茶的比例，以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时代氛围，顺应民间自由贸易的潮流。具体规定是，商人从事茶叶的贩运和交易，需交纳50%的税，商人持引购买，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将茶叶运送至指定地点，余下的就可以自行处理，当时茶叶以篦为单位，一篦为10斤，商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由地选择购买额。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放宽了贸易的流通，但是在各个环节仍然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的色彩，仍然是在政府的主导和监控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商人在贸易的各个环节享有的优惠政策有限，灵活性和主动性差，信息不畅通，这些都阻碍了茶马互市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仍然是政府直接垄断和经营的，直接进行调控和参与的，充分保证了官方的利益。这种变化直接导致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繁荣，新疆、青海、宁夏、甘肃等边陲省份，仅凭茶叶和马匹两种单纯的物质，在祖国的西北地区演绎了一段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融合的佳话。
《西宁府新志》卷十七记载，“雍正十三年，军需告竣，番民以中马为累，请详奉文停止”。
军备方面的诸项事宜都已筹备妥当，各少数民族定期交纳额定的马匹，完成纳马任务而寝食不安，出台具体的法律条文予以停止即可。这段话虽显不出神采飞扬、激情万丈的风格，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统治者对于茶马交易的态度，比起前代，不再有得而复失的恼羞成怒，不再有惊慌和偏执，对于茶马互市众志成城的政治口号已经显得过时，关于茶马交易的各种疑难杂症仿佛在一夜之间不治而愈。这种可有可无的态度，反映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官方垄断性质茶马互市的冷淡。各民族之间经过长时间的交流、合作，经贸方式从单一走向开放和敞亮，从单一大宗物品的交换到方方面面生活日用品的需求增长，交流合作的范围更广、更深，强度更大，茶马互市开始褪去昔日的光环。
在这个时代，茶马互市划出了怎样的命运轨迹呢？
所有记载茶马交易历史的册籍都在战火中焚毁，产茶的四川等地，仍然被侵略者占据，茶叶不能自给自足。牧马机构被完全摧毁，昔日战马如云的景况只能出现在梦中，即使重新恢复这些机构，放牧的马匹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国家百业待兴、举步维艰，关于监牧的一切都不容乐观，使人忧心忡忡。
这是清朝初期的情况，一切被战火焚毁，百业俱殆，各项经济指标处于低谷，牧监毁弃，战马无存，茶园荒芜，畜牧事业一蹶不振，远远不能满足清朝的战马需求量。因此统治者们沿袭明制，“沿明制酌定”茶马互市制度，大力整顿茶法马政，因俗变通，因地制宜，将明末混乱的茶马贸易制度进行大张旗鼓地重建，取得一定成效。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记载，西部各少数民族负责指挥、宣慰、招讨的大小官吏，按照旧例应该在洮、河、西宁等处茶马司交易货物，以通贸易，现在仍然要遵循旧有制度，原来的官员，可以到京都授予职务，一切和行政管理相关的内容，全都沿袭旧有的体制。
清代初期的茶马贸易也不是完全照搬照抄前代，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做了细微调整，以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比起前代，主要的异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茶马司的恢复：
清初设陕西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等茶马司。世祖顺治元年至圣祖康熙四年，茶马政策仍旧执行明代制度。顺治元年茶马交易比率为：每1篦茶重10斤，马12篦，中马9篦，下马6篦，易马每年定额11088匹。顺治十三年新茶换回足够的马匹，往年囤积的旧茶就折价充做饷银。如果新茶不够，陈茶加倍，用2篦折1中马。顺治二年派遣茶马御史一员，管理陕西五茶马司，给茶中马发给庄浪等营堡，进行基本的骑操等军事训练。
茶马司在承明旧制的基础上发展，五大茶马司各就其位，充分保证清初马源的供需和补给。
茶马御史，亦称“巡视茶马御史”，清代茶马司官名。《清史稿·食货志·五》：“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
从中可以看出河陇地区在清代茶马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金牌制度的废黜，清代将各番族谈茶色变，具有一边倒性质的金牌制度废除，采用更为宽松的民族贸易政策，民间贸易渠道畅通，促进了各番族易马的积极性。
《清史稿》中茶法一章也曾说，户部曾给皇帝汇报，在陕西、甘肃之地易番马，明代就有颁发金牌勘合的方法，在特殊时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现在大可不必，定其价值，直接规定相应价格进行买卖。这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更进一步地做到了公平、公道，等价交换。招徕各少数民族前来购买，如果有官吏纵容属下收买私茶，进行暗箱操作，或者变相抬高茶叶价格，依法交御史处理。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中说得更清楚，明代初年曾用金牌作为茶马交易的凭证，持牌者有强令交易的特权，到永乐十四年，已经停止。现在我们贵为天朝上国，各个少数民族慕其恩义、畏其军威，都一心归顺，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地进贡最好的宝马，排在一起就像是名贵华丽、灿若云霞的丝织品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根本没有沿用金牌征马的必要。
明朝时期，那种一家欢喜一家忧的易马弊端似乎一去不复返。
三是严厉打击私茶。《再申私茶之禁以疏官茶檄》记载，甘肃的茶叶销售事务，欠账比较多，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是营销、流通的范围扩大，而相应的买卖手续却停滞不前。还有私茶猖獗，偷税漏税司空见惯，官茶没有不壅滞、发霉的道理。研究以前的案例，都有缉拿嫌犯的行为，对举报者重金赏赐，并明文规定对茶叶通过私下渠道流通、冒充军队人员、谎称执行公务、借机夹带私茶的行为，严惩不贷。现在到处都是，明目张胆、成群驮送，这是以前不能想象的事情，而重视私茶管理，加以打击的典型案例几乎没有。清政府对于那种故意压低价格，偷税漏税，破坏市场秩序，视法律条规如无物的行为，有一例处理一例，显示了打击私茶，确保官方茶马贸易成交的决心。
《原甘肃巡抚等人私动茶篦事本》记载，下令动用国家专卖茶叶的各位官员，按照侵吞国家财产的比例，照数赔偿，然后按其性质轻重，进行惩罚，以此来警告其他人。甘肃大臣已有黄图安停职，张尚降职，刘有实离任，魏琯回到以前工作的地方。
这是清朝前期所持有的一种态度，及至后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折，导致官营茶马贸易松弛。如果把清朝的统一战争作为分水岭，茶马贸易从座上宾到不断地吃闭门羹，命运迥然不同。战争，仿佛也只有战争，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宰，让茶和马在一次次隔离和焦灼状态中，翘首以待，也在一次次的摩擦、谈判中，成为患难知己。
随着对南明政权的打压，平定三藩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之后，全国逐步统一，此时疆域辽阔，政风清明，新的马匹牧养基地的建成，排除了统治者无马可中的忧虑，再加之清政府对民族贸易政策的进一步放宽，由政府直接经营的茶马贸易生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完全丧失，茶马贸易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奏响妥协的集结号。
民市完成了对官市的火线救援，直至乾隆年间，罢中马制，招商纳税，裁撤茶马司，处理积压陈茶折价充当兵饷，允许民间自由贸易，禁令一开，四方雷动，应者云集。当时兰州成为西北地区茶叶的主要集散地，从政府主导到遵循民间贸易规则，河陇地区茶马贸易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及至左宗棠整理西北茶政时，俄国人索思诺福齐等人曾来到兰州，请求通商。光绪七年，清政府同意经兰州、嘉峪关，沿着古代丝绸故道将茶叶运送至俄国。据资料记载，茶文化这一时期迅速传播，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出口品，中国和荷兰、英国等都签订了贸易协议，茶叶走出国门。
综上所述，清政府在调整茶马贸易政策上，有删除，有变通，目的都是为了顺应新的环境，让茶马互市发挥更大的作用。直至乾隆时期，茶马互市出现了比较大的转折，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家监牧事业高度发展，规模完善，体系宏大，尤其在新疆和甘肃的牧地马匹繁衍势头很好，通过和少数民族交易而换取马匹的客观需求不再像往常一样强烈，没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必要，客观上形成了交易的阻碍。另外一方面，货币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流通，其渠道畅通无阻，新的时代风气下，决策者终于决定，废除中马制度，改为通过征收税赋的形式，无论交易数量的多寡，交易地点的变动不羁，只要统一向政府交纳10%—15%的税银，既可以进行自由贸易，茶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不受任何限制。到左宗棠主政西北，以茶票代替茶引，规定了交易的下限，以票为本，一票相当于40引，商人交易最少得承领一票，进一步完善了茶叶贸易的制度，提高茶商的积极性，并吸引新的地域性商业组织——南柜，增加茶叶行业的竞争性，让其按市场法则生存和发展，甘肃遂成为西北乃至全国茶叶最大的集散地，民间商品交换的活力尽显，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如此种种，政策上的变动，终于使官方组织和实施的茶马互市从此一蹶不振，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无处不在的民间茶马互市贸易。
官茶商运的制度得到更明确的贯彻执行。
《甘肃通志》卷十九《茶马》记载，顺治七年，清政府规定西北五茶马司茶引全部改为由商部颁发，大小茶引均由官商平分，用途是中马的凭证。其中大引可以采茶9300斤，分装到930篦中，商部引输价买茶交付茶马司，一半由官府主持易马，一半给商家发放做买卖，整个过程不抽取税赋。
据记载，茶马互市需先分茶篦，由潼关、汉中二处盘查，运至巩昌，再经通判察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茶贮库，商茶听商人在本司贸易。
清朝提倡官茶商运，茶商交引后，即可在陕甘之地领取茶叶，在盘验所交纳征课后，起解运茶至茶马司，全部交接手续办完，将所运茶叶官商平分，即将50%的茶叶可以在指定区域内自由售卖，且每一引茶还可以附茶14斤，因为利润可观，且沿途还有官军的保护，茶商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一时间，商贾云集，番马日至，一方面促进民间资本的活跃，一方面政府也在整个过程中大大节约了成本，皆大欢喜。
延续千年的茶马互市，在封建王朝的大屋中，受到无以复加的恩宠和难以复制的前呼后戴，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总能看到它的影子，或形只影单，或扑朔迷离，或摇曳生姿。物质、制度、思想——文化的三种形态中，茶马互市用近千年的光阴，完成了前两种形态，现停留思想的层面上，启迪、鞭策着后人。曾经有这样一些时光，一群人以这样的姿态生存，是是非非，留作后人评说，永不消亡的是古人治国的智慧、古道上的超越精神，成为一种难以复制的思想，指导着业已习惯在超市和网络购物中狂欢的大众，提醒他们有一种精神和胸怀值得拥有。
触及民族互信和团结，边疆稳定和边防建设的脉搏，茶马互市滚烫依旧、年轻依旧。
红城、连城、苦水堡、武胜驿镇，这些密集的铺、镇、集市，具备了茶马互市的一切条件，再加上黄河一级支流庄浪河水的灌溉滋养，使得古代平番县成为名动一时的商旅之地。
明洪武五年，将庄浪县改为庄浪卫。“建文中改卫为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改所为卫”，均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辖。清世宗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举兵叛乱。居住于庄浪卫西部甘、青边界诸山中的谢尔苏噶等六部落，附同倡乱，起兵策应。清政府派年羹尧、岳钟琪率兵前来镇压，采用军事进剿和招抚结合的办法，很快平定了叛乱。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于次年改庄浪卫为“平番县”。
可见，平番县名的来历跟一次战斗有关。平番，即今甘肃永登，清代“康熙二年改卫为所，雍正三年裁所，设平番县，隶凉州府”，在六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大大小小的战斗相联系，仿佛在告知世人，不经历一次战斗的不叫人生。
岳钟琪，清朝著名军事将领、陕甘总督，一生戎马，平西藏，定青海，抗击新疆准噶尔部的分裂反叛，镇戍边疆，功勋卓著，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开拓西部做出了重大贡献，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星驰露布自遥荒，青海西头武烈扬。帷幄由来操胜算，风烟早已靖殊方。远宣王化金汤固，丕振军威壁垒张。风送铙歌声载路，鼎钟应勒姓名香。
得到这位脾气古怪、大搞文字狱皇帝的高度认可，以罕见的写诗方式予以表扬，殊为不易，可以看出他的喜形于色。
乾隆皇帝也一样，在出征大金川的军事行动，岳钟琪与大学士傅恒合作，部署适当，先以35000人破敌，示之以威，敌酋请降，后又以惊人的胆略，亲带13骑入敌巢，降敌。旷日持久的大金川事态平息。后人有词赞曰：“弭节金川，推诚款结，夜卷熊旗，晨探虎穴。”
乾隆皇帝自然也是溢于言表，连忙写诗表彰，列五功臣中，称其“三朝武臣巨擘”，加岳钟琪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入觐，命岳钟琪在紫禁城骑马，西洋马公画像，免西征追偿银70余万，加封岳钟琪两个儿子为侍卫，受到嘉奖的是一个人，但解除的是两任皇帝心头的大疙瘩。
剑佩归朝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功成淮蔡无渐李，翼奋渑池不独冯。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
这时的岳钟琪已经62岁了，和他38岁平西藏定青海时相距整整24年。
值得一提的是，岳钟琪就是平番县人。战将戎马生涯，连出生地都存疑，但据他给庄浪卫老乡、西宁镇总兵张世伟写的一封信，表明自己是平番县人。
兵无常形，水无长势，将军上马在止戈，对于家园和君王，奋威将军再威风，有一点也不能改变——忠诚。岳钟琪在战事消弭后，没有告老还乡，把眼光放在了民族贸易和互利互惠上。
《文献通考》卷24《征榷考·榷茶》记载，雍正三年，奋威将军岳钟琪上疏，请求和丹噶尔进行贸易。大将军年羹尧规定前例，青海和内地之人每年在二、八月贸易，选择定纳喇萨喇地方为交易之所，后面经过议政大臣讨论改为四季交易，政策已经放得很宽松。再考察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郡王色布腾扎勒诸台吉部在黄河西边住牧，相距西宁不远，请求将贸易地点移在西宁口外丹噶尔寺。
乾隆二十年，陕甘总督方承观上一纸奏折，通过对哈密现在贮藏的三万八千余封茶叶考察，遵照相关精神，组织、调用哈密粮员三万封于长城以内地区，运输茶叶的驼队到哈密时，陆续到军营报道，听从差遣。仍然拨付庄浪司新茶叶五万封，运到哈密贮藏备用。
在他的倡导下，平番的茶马贸易达到历史高峰。庄浪茶马司在这一时刻作用巨大。
庄浪茶马司约建于清顺治至康熙初年，与甘州、西宁三司，是清代诸茶马司中较重要者。清时“有茶马同知理事、通判各一人驻此”。根据清咸丰三年时任庄浪茶马同知裕文所作《庄浪属署题名碑记》碑文记载，清代仅乾隆十八年至咸丰元年先后任庄浪茶马同知的有47人，可以看出茶马互市之重要，交易数量之大，任务之重，茶马交易催开了永登县城商贸经济发展，有“钱平番”之称。乾隆十八年改设平番县之庄浪监屯厅为庄浪茶马厅，管理藏族及茶马贸易事务。庄浪茶马司易马定额为800匹。左宗棠《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西、甘、庄三处行销之地，以口外为大宗。此时西口可径销巴里坤、古城，西南可通青海、前后藏。商人运茶到西、甘、庄发售，如虑行走帮单，即约集大帮，请发给传牌，由各路防营节节护送。”
在他甲不离身，荣归故里的短暂时光中，目光护送着平番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有过遭谗被弹劾，有过东山再起，有过生与死的拷问，业已雨打风吹去，眼前的故乡，在一片浓烈的丰收气息中，展现出可贵的平静和和平。
战争，永远是衡量一名将军的门槛，而好的将军在于让杀戮和血腥的场面不再重演，像岳钟琪一样，牵马故地重游，看着和睦的贸易场景，心里忽然无法割舍，对于战争的理解到了另一个高度。
《平番县志·风土志》：“市民亦有贸易市井者，不过屯贱卖贵，蝇头之利者，少补日用之需。”
他走过号称甘肃名镇之一的永登红城。
红城，历史上为丝绸之路重镇，茶马交易尤为繁盛。位于丝绸之路要道上，是西出黄河的第一重镇，自古为军事要地，文化中心，商贸集散之地，“凡使臣、客旅转运粮草皆由此往来”，是中原与西域丝绸、瓷器、茶马、百货的交易、中转中心。明庄浪卫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尤其是茶马交易，催开了中原与西域的商贸文化。当时庄浪设茶马厅，红城设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事务，实现了“用茶易马，固番人心”的愿望。清代永登地区商贸十分兴盛，有“钱平番”之称，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被贬伊犁，途经红城，写下了“善民富地”的匾额。
看到百业兴盛，心头滚过一阵酸楚，这难得的和平，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争取而来的。
他继续走，经过连城时，在衙门口和鲁土司打听了一下茶叶的消费情况，换乘了一匹岔口驿马。看到衙门上方高悬乾隆手书的“世笃忠诚”，那些世袭的少数民族首领，在此世代定居，忠诚可嘉，不分地域的偏远和便利。
永登一带曾为古代草原部落游牧之地，古代所称“六谷马”即为其马，明代在岔口驿马中心产区岔口驿一带又曾设立茶马互市，岔口驿马以善走对侧快步而闻名，骑乘时步伐快速平稳，无颠簸之感，产区山高气寒，马匹终年放牧，能适应较恶劣环境条件，耐劳持久，抗病力强，分布地域亦广。
经过苦水堡，据《永登县志》记载：“苦水堡，以驿站为据点，大明洪武十二年筑造。”苦水街堡驿内曾有这样的传说记载：“南通街北通街，南北通街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万里行程记》中祁韵士用这样的笔墨描述：嘉庆十年，由沙井驿西行七十里，南折至苦水驿，平番第一驿也。地名苦水，而水味甘甜，颜色稍微浑浊，有平畴万顷，灌溉沃饶。苦水街堡驿，为“永登之外卫，兰州之屏障”，是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的驿站，有“陇上小江南”的美誉，流传于陇右。
忠诚当然不能去当铺随便当掉，他打马而去。再过武胜驿，进出兰州地区的北大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民族众多，是多元文化交融并会之地。这里商贸兴盛，是中西交通枢纽。武胜驿，以其险要的地理位置，丝绸之路上的要冲，清代祁钧士途经记述：平番北行三十里至武胜驿，平番三驿，起苦水、红城、过平番过武胜，村落衔接，水木清腴，居民丰实，市阁纵横，所过之地，遍生兰草，马足芬芳，为西来第一沃壤。武胜之水，流出山口，清湛可鉴毛发。武胜驿西北边又都是番人部族，清雍正年间，这一带写尔素等响应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奋威将军岳钟琪以武胜堡、伏羌堡、西峰堡为据点，进行征剿，捣其巢穴，大获全胜，为纪念这次胜利，清政府特将庄浪卫改为平番县。
平番，有些民族歧视的色彩，我还是喜欢永登，五谷丰登，人只有吃饱肚子，才能精研茶叶生产技术和茶艺；马只有填报肚子，才能膘肥马壮，才能待价而沽。农业乃国之本，对于茶马互市而言，五谷丰登，是一种寄予，一种萌生的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