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73年，栾书和荀偃等人杀死晋厉公后，迎立晋悼公。
晋悼公这一年只有十四岁，他是晋襄公的曾孙，早年一直寓居在周的都城洛邑。
当初栾书为了打击排挤郤至，诬告的理由就是郤至勾结孙周（即晋悼公），企图谋反。历史的玩笑是栾书用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郤至，而最后使之成为现实的人，不是郤至，正是栾书本人。这个事实也说明，当时的孙周，在晋国君位继承人的候选名单中是比较被众位士卿看好的，这也是他得以顺利继任君位的原因。
那么年轻的晋悼公，能否摆脱傀儡君主的命运呢？
十四岁还只是个少年，然而晋悼公显得格外老成。这大概与他长期寓居国外见多识广有很大关系。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晋国的君主，可是当这种意外之喜从天而降时，他却有一种深深的担忧。
面对着晋国政坛内部的权力倾轧与混乱，大夫专权，国君被弑，晋悼公究竟会不会只是大夫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而已？甚至成为下一个被弑的国君？他又将如何与卿家大夫们相处，既要约束重臣，又不能过分激怒重臣；既要有国君的威势，又不能得罪大臣的利益呢？
对于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自古英雄出少年。
从一开始，晋悼公便表现出他那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与睿智。
当他从周都城洛邑返回到了晋国时，文武大臣前往清原隆重迎接。对于长期居住国外的晋悼公来说，他在晋国没有任何根基。面对这些虎狼之臣，他决定以退为进。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力，他宁愿放弃君位。
面对众位卿家大夫，晋悼公发表声明：“众卿家决定立我为国君，这是我所未曾料到的事。一个国家的人民之所以要有国君，是为了让他来领导这个国家，服从他的命令。如果推举了国君，却又不听他的命令，那么还要国君干什么呢？所以众卿家要想仔细了，要用我也是在今天，不用我也是在今天。”
众大臣纷纷表态了：“我们怎么敢不唯命是听呢，这正是我们臣下的愿望啊。”
不过晋悼公心里明白，这种表态不过是走走过场。这些虎狼之臣，其实内心深处，只想把他当做一个傀儡罢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表态了，日后总是有用的。
这样晋悼公入了绛都，正式就位。
晋悼公很快便展露了他的才华与魄力。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算晋厉公时的奸逆之徒，曾经协助晋厉公发动内乱的七名内臣被驱逐出境。这样做是要让栾书与荀偃放下心，新朝廷是不会追究栾和荀二氏的弑君之责，那场政变错在晋厉公。这个表态是很重要的，因为参与谋反的绝不仅是栾和荀二家，包括韩厥和士匄都有份，他们知道却没有阻拦。
在稳住众卿家后，最关键的是如何防止栾书擅权。
在这里，史书的记载出现了一个盲点。在迎立晋悼公之后，栾书突然从史书中消失了。权倾一时、弑杀晋厉公的栾书哪去了呢？谁也不知道。我们猜测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栾书刚好去世；第二，栾书自动引退了；第三，栾书被晋悼公逼下台了。
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栾书的去向成为晋国历史的一大谜团。如果说栾书是去世或自动引退，那对晋悼公来说，真是非常幸运的事；如果是被晋悼公逼下台，那就不仅是幸运了，而且是这位少年君主太厉害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有的。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细节，接任栾书中军元帅一职的是韩厥。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了呢？自三郤被诛后，韩厥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栾书与荀偃。不管什么原因，栾书没有担任元帅了，那接下来的第一人选应该是荀偃。荀偃与栾书一样是策划弑君的元凶，晋悼公一下子把韩厥置于荀偃之上，就是要压制荀偃的势力。韩厥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从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来。如果不是韩厥的鼎力相助，赵氏独苗赵武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在栾书发动政变时，韩厥拒绝参与，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历史的真实情况会不会是晋悼公利用韩厥打击栾书与荀偃，并迫使栾书退出历史舞台呢？应该有这种可能性。韩厥与栾书的矛盾非常深的原因首先是韩厥与赵氏渊源极深，赵氏却惨遭灭族之运，栾书是参与其中的；其次，韩厥力保赵氏孤儿时，曾经派出军队，以武力手段威慑栾书等人；最后，在弑杀晋厉公一事上，韩厥断然拒绝与栾书合作。
无论栾书是如何退出政治舞台的，对晋悼公而言，绝对是少了一个绊脚石。
在明智起用韩厥为元帅的同时，晋悼公又提拔四人为卿，这四人是魏相、魏颉、士鲂和赵武。魏相去世后，以栾书之子栾黡为卿。
此时晋国八卿排名分别是韩厥、荀偃、荀罃、士匄、栾黡、士鲂、魏颉和赵武，荀氏的力量仍然极为强大，占据二三席的地位；栾氏的地位则由于栾书的消失，有所下降。晋悼公新安排的几位人选，对荀氏和栾氏的势力起到牵制作用。
显然，晋悼公吸取了晋厉公败亡的经验教训，即不可以直接与豪门强族来争夺权力，而只能让诸豪强之间相互制约。卿家势力是无法消灭的，这一点，晋悼公心知肚明。如果他想以身相试，晋厉公就是他的下场。
从军队高层的大换血中，可以看出晋悼公的心机、魄力与智慧。
他在晋国毫无根基，游走于各卿家势力之间。如履薄冰，可是他又能游刃有余。不要忘了，他只是个十四岁的年轻人，可他的政治才华太令人惊叹了。
在用人方面，晋悼公煞费苦心。既要照顾到卿族大夫的利益，同时又要任用贤良之才，再而在度的把握上要十分谨慎。年轻的晋悼公还是体现出他知人善任的方面，比如祁奚便是一则故事。
晋悼公初即位时，任用了祁奚为中军尉。祁奚任职四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但他年迈了，告老还乡。晋悼公就问他：“什么人可以顶替你的职位啊？”
祁奚说：“解狐这个人可以。”
晋悼公一听，就问：“解狐不是跟你有仇吗？”
祁奚回答道：“主公是问我谁可以胜任这个职务，没有问谁与我有仇啊。”
晋悼公很高兴，认为祁奚这个人顾大局，识大体，便任用解狐担任中军尉。但是不久后，解狐病逝了。晋悼公又找来了祁奚，要他再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祁奚说：“祁午可以胜任此职。”
晋悼公很吃惊，说：“祁午不是您的儿子吗？”
祁奚不慌不忙地说：“主公是问我谁可以胜任这个职务，没有说我的儿子就不行。”
结果祁午当上了中军尉，并且在这个职位上尽职尽力，得到上下一致的赞誉。晋悼公从谏如流，知人善任，这使得晋国的国内政治呈现出一片生机。
然而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晋悼公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威胁。
公元前570年，晋国与东方诸侯国在鸡泽（今河北邯郸东北）召开了国际峰会。会议期间，晋悼公的弟弟杨干跑来哭诉说新上任的中军司马（主管军法的官员）魏绛杀了他的马车夫。这是对国君弟弟的侮辱，也是对国君的侮辱。
晋悼公的心头上笼罩着一层乌云，难道晋厉公一代的大夫威逼君权的现象又要重演了？御弟被侮，就是对公族的轻蔑。晋悼公心愤难平，怒气冲冲地对左右说：“魏绛欺人太甚了，我们在这儿举行国际峰会，这本来是晋国一件荣耀的事。但是却发生了杨干的马车夫被杀的事件，真是奇耻大辱，寡人一定要杀了魏绛。”
晋悼公的话传到魏绛的耳中。
魏绛是一个武士观念很强的人，他自认为没有做错什么事。事情的起因是晋悼公的弟弟杨干，驾着马车在兵营中横冲直撞，把军队的队列都给打乱了。作为执行军法的长官，魏绛将驾驭马车的车夫抓起来杀头了。其实这件事的肇事主谋是杨干，魏绛看在他是晋悼公弟弟的份上，没有处置他。
这件事，魏绛处理得有理有节。听说晋悼公扬言要杀掉自己，魏绛觉得这是对个人的羞辱。与其被处死，不如自杀以全武士之人格。
魏绛拔出佩剑，想自裁了断，被士鲂等人阻止了。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亲自交给晋悼公，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以前主公认为臣下可以胜任，让我担任军中司马，主管军中的法纪。臣下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叫做‘威武’；遵守军中的各项法纪，这叫做‘恭敬’。如今有人公然在军中破坏军纪，不恭不敬，有损军队威武的形象。臣下职责所在，将其军法处置。这事连累到杨干，也激怒了君上。君上若认为臣下罪责深重，请交予司寇，臣下情愿受死。”
晋悼公看完这封信后，“跣而出”。什么叫做“跣而出”？就是光着脚就跑了出来，急急忙忙的样子。为什么要光着脚呢？这是做出一种姿态，表明寡人一时心急，错怪了良臣。
这是晋悼公的高明之处，要知道，他此时只有十几岁。年轻人再沉稳，也有气盛之时，所以一怒之下说出了要诛杀魏绛的话。现在必须要挽回这个一时冲动的气话，还得让魏绛不至于记恨，所以“跣而出”了。
晋悼公以愧疚的语气，对魏绛说：“寡人一时性急，言之过重了，这是出于爱护兄弟的本能；而您执行了军令，是出于对法不择情，又何过之有呢？寡人不能好好地教导兄弟，使之触犯军法，是寡人之错。”
少年君主的做法十分理智，如果他一意孤行要处罚魏绛，只怕最后也要落个晋厉公的下场，这是晋悼公的过人之处。魏绛也因祸得福，在鸡泽国际会议后晋悼公特地设宴款待了魏绛，并且将他提拔为新军的副司令。
有付出，就有回报。
晋悼公重用魏绛，这是他慧眼识人的一个体现。魏绛是晋悼公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上任新军副司令后很快就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这就是所谓的“魏绛和戎”，这是晋悼公时代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
公元前569年，晋国北部的无终部落（山戎的一个部落）派人照会晋国政府，表示愿与晋国政府建立和平外交。对于华夏诸侯来说，山戎是属于“攘夷”的对象。在晋国的猛烈打击下，晋国最重要的敌人赤狄已经基本被消灭，但北部的山戎仍然具有一定的实力。
晋悼公想拒绝无终部落的和平外交请求，因为山戎属于蛮族，被当时的中国人看做是不讲信用的（其实晋国政府也经常不讲信用）。
这时下军副司令魏绛站出来了，力挺和戎政策。
魏绛文武双全，不仅能治军，也很有政治眼光。他对晋悼公说：“山戎部落前来求和，为什么不答应呢？和戎有五个好处。”
晋悼公说：“你且说来听听。”
魏绛侃侃而谈：“第一，戎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土地观念很是淡薄，我们正好可以用财货来收买他们的土地；第二，北部边境和平后，百姓就可以安心耕作，发展农业，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及物品；第三，山戎部落自愿来降，对周围其他的蛮族来说会有震动的效果，对诸侯国来说，也会有威慑作用；第四，正好可以用中国文化来教化戎人，不必动用军队和武器，不是很划算的事吗？第五，正好可以充分展示晋国道德与法度的优势，不战屈人，这样就会远近咸服。有这五点的好处，为什么不和戎呢？”
魏绛的见识非同一般，概括起来是：一从经济上看，和戎既可以使边境安定，从而提高边境地区的农业产量，增加国家的财富，又可以利用戎人的弱点来收购他们的土地，不打仗仍然可以扩张国土，这个主张有点像19世纪的美国，到处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大量的土地；二是从政治上看，可以提高晋国的国际影响力，对其他未归服的国家或部落有一个示范效应；三是从文化上看，以中原先进文化对蛮族部落实施和平演变，实施同化战略。
如此精辟的见解，晋悼公不可能不采纳，晋国终于与山戎部落建立了友好外交。
魏绛和戎，只是晋悼公时代大外交的一个侧面。
在称霸中原数十年后，晋国人越发精明。晋国的外交政策趋于老成持重，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强调武力威慑。以威慑为主，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在对外战争上，更多的是借助同盟国的军事力量，以发挥盟主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减轻战争对晋国内政与经济的影响。
晋悼公时代，晋国并没有进行规模特别大的战争，但是其国际影响力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霸主的国际地位无人可撼动，这也是晋国最鼎盛的时代。
不仅是外交上有重大成就，在内政上，史书对晋悼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左传》里是这样写的：“始命百官，施舍、己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这里用“复霸”二字，表明晋悼公是重振晋国雄风之关键人物。
晋国自晋文公成就霸业以来，一直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推行区域霸权主义，唯有南面的楚国可以之相抗衡。士燮就非常清楚地看出，晋国的兴衰主要看国内的政局稳定与否。晋悼公统治的十六年，是晋国史上一段黄金时期。内讧较少，卿家士族大夫精诚团结，得以摆脱晋厉公末年的血腥政变的混乱局面。
当然对于晋国的霸业而言，最大的对手仍然是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