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公元1911—2009），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
蒋英：生于1919年，浙江海宁人，中国最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和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音域宽广优美。
要谈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故事，得从他们的父辈谈起。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也是著名文化学者，他著述宏富，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18岁那年，两人又以文字互契而结为好友，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留学日本数年，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教育，回国后均居北京。因此，蒋、钱两家关系甚密。
钱学森生于1911年，蒋英生于1919年，两人相差8岁。蒋英是蒋百里四个女儿中最美丽最聪明的一个，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要5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
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然后蒋英便和从小带她的奶妈一起住到了钱家。在蒋、钱两家的一次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当着他们的父母，唱起了《燕双飞》，唱得那样自然、和谐，四位大人都高兴地笑了。蒋百里忽然明白了什么：“噢，你钱均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只是缺个闺女吧？”
其实，蒋百里也十分喜欢钱学森，他多次对钱均夫说：“咱的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
钱学森和蒋英也没想到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也成了他们偕行万里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更加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哇！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来往就断了。”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钱学森和蒋英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蒋英儿时喜爱唱歌，颇有音乐天赋。正如蒋英晚年回忆所述，1935年，她随父亲到欧洲考察。1937年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从此开始了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
而钱学森，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对艺术也很热爱。书法、绘画、写作、小品尽显才艺。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钱学森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这一时期，钱学森和蒋英，一个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一个在欧洲畅游于声乐艺术的海洋之中，10多个年头，彼此没有来往，只有艺术的种子孕育在各自的心田。
然而，当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把蒋英在欧洲的留影拿给钱学森看时，照片上那动人的微笑和儿时就依稀可见的美丽，在钱学森的心里掀起了微澜。
这一年的旧历七月初七，是钱学森刻意选择的良辰吉日。钱学森终于下定决心，向蒋英求婚。
钱学森来到蒋家，走到蒋英面前恳切地说：“英妹，12年了，我们天各一方，只身在异国他乡，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多么需要在一起，互相提携，互相安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还要相逢，我们却一别12年，太残酷了。这次我回来，就是想带你一块儿到美国去，你答应吗？”
的确，两个人虽无书信来往，但是，长久的分离，并没有封冻两颗相爱的心灵，相反，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思念。他们都在无言地等待着对方。
有情人终成眷属，1947年，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在新家的起居室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也是他们家中最奢侈的一件家当了。
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深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钱学森本来就非常喜欢艺术，尤其喜爱音乐；而蒋英见多识广，对钱学森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理解，并从多方面给予支持。因此，他们的家庭是和谐的、幸福的。
钱学森建立了新家之后，许多在美国的朋友纷纷前来祝贺。于是，钱学森为朋友们举办了家庭“派对”。
这天，钱学森的新居热闹非凡，门前停满了远路赶来的朋友们的汽车。室内的客厅里笑语喧哗，有男有女，有黄皮肤、白皮肤，还有黑皮肤的。世界很大，可是也很小，今天这座小楼里，几乎装下了来自几大洲的客人。
钱学森满面春风，喜形于色。他把蒋英介绍给每一位来访的朋友。当蒋英落落大方地出现在客人面前时，很多人都被她那美丽的容貌和高雅的气质惊呆了。事后有一位美国朋友说：“英说话柔柔的，让人一看就想到她这么好的高挑身材，这么好的形象和嗓音，不做时装模特，不当舞蹈家和歌唱家，实在太可惜了。”
客人们一面喝着中国龙井茶水，一面听钱学森叙述他在上海和蒋英女士结婚的经过。朋友们都为这对新人的结合，表示衷心的祝福。不少朋友还带来礼品表达心意。
当人们知道蒋英是个有相当知名度的女高音歌唱家时，都欢迎她为大家唱歌。蒋英并不推辞。她先唱了家乡的苏杭小调，甜美的歌声，把客人带进了小桥流水的人间天堂。接着，又用德语演唱西洋歌曲。她音域宽阔，声音圆润，那华美的高音区，极富变幻，如行云流水，欢畅跳跃，美不胜收。客人们一再鼓掌欢迎，蒋英不得不连唱了四五首歌。
钱学森只好出来解围，答应再唱一支，就开始“派对”了。
最后一支歌是《耶利亚》。忘情的客人们拍着手，附和着女主人的歌声，一同唱起了“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
蒋英因为长期生活在德国，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过关。钱学森就抽暇教她学英语，而且特别注意在日常生活中讲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蒋英为了尽快地掌握英语，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因此，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被草坪和花木围起来的住宅，是他们美妙的二人世界，也是他和她的伊甸园。
钱学森特别喜欢蒋英的歌声，尤其喜欢她的笑声。在他看来，那笑声是蒋英独有的，清脆、欢快、坦荡，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情。他觉得她的笑声是从眼睛中漾出来的，是从她的心底淌出来的。对于他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和渴望。他愿意每天都听到蒋英的笑声，因为笑声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每当听到蒋英的笑声时，钱学森总是愉快地望着她，痴痴地望着她。这时，蒋英总是明知故问：“你在看什么呀？”
对于这段甜蜜岁月，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8月，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
8月23日，钱学森和蒋英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办好了行李托运及回国的一切手续，并和美国的亲友一一作了告别。但就在这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说他的行李中携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半个月后几名警务人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家，说钱学森是共产党，非法逮捕了他。钱学森被送往特米那岛，关押在这个岛的一个拘留所里。1950年9月22日，美国当局要钱学森交出1.5万美元后，才让他保释出狱。但他仍要听候传讯，不能离开洛杉矶。
这段时期，在美国政府的监督之下，钱学森夫妇行动极为不便，他被变相“软禁”了。美国政府的行为让钱学森徒增反感，他回国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决了。但为了避免招惹麻烦，他暂时蛰伏着，寻求合适机会再作打算。
一天，钱学森挽着妻子蒋英的胳膊悠闲地漫步在他执教的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上。“后面还会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跟踪吗？”蒋英轻声地问。
“当然会有。”钱学森并没有回头。却十分肯定地回答着，“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走另一条街。”蒋英轻声地提议道。
“没有必要。”钱学森想了想说，“我现在完成了和美国国防机密毫无关系的《工程控制论》，他们判断我改行了，因而跟踪可能会放松一些，我们进茶馆去吧！”
钱学森挽着蒋英，慢悠悠地走进了一座幽静的茶馆。
刚一落座，旁边桌上便坐上了两个戴墨镜的人，两人的目光不时扫向钱学森和蒋英坐着的这个餐桌。
“我到卫生间去一下。”钱学森的声音很大，“你在这坐一会儿。”
蒋英会意地点点头，不经意地瞥了邻座一眼。
邻座戴墨镜的跟踪者显然听见了钱学森和蒋英的谈话。他们端坐在那儿，没有起身。
蒋英悠闲地喝着茶，再也没有瞥邻座的人一眼。
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
钱学森终于再次出现，他喝了一盅茶，对蒋英说：“我还要回去备课，咱们走吧！”
钱学森挽着蒋英的胳膊，悠闲地向家里走去。
“信寄走了吗？”一进家门，蒋英便焦急地问。
“寄走了。”钱学森笑着点点头，“为了避过联邦调查局的耳目，给比利时家人的信，是用一张大信纸写的，请他们转给陈叔通先生，请求他为我们联系回国的信则是用一个小小的纸烟盒写的，我从侧门走出寄信，他们竟然一点没有察觉，两个笨蛋！”
钱学森呵呵笑了，蒋英也咯咯笑了起来，说：“学森，你真行，难怪联邦调查局拿你没办法！”
钱学森没想到，美国政府的无理软禁居然持续了5年之久，让他那颗赤子之心饱受煎熬。然而，整整5年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减损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的决心。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则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以排解寂寞与烦闷。虽说竹笛和吉他所产生的音响并不和谐，但这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力量，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信心和动力。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夫妇回国。但当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6岁的儿子永刚、5岁的女儿永真在机场最后登机时，美国政府又无理扣留、没收了钱学森在美国20多年间积累下的研究笔记。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
回国之后，钱学森感觉心里踏实多了，他挽着蒋英的胳膊，带着儿子、女儿漫步在天安门广场。
“啊！我们终于回来了，蒋英。”钱学森拉着蒋英的手，向金水桥走去，孩子们在后面紧追着。
“北京的变化多大呀！”钱学森深深地吸了口天安门广场的新鲜空气，“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广场到处都是乞丐、游勇和流氓，你看看。”钱学森指着金水桥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实在是瞬间万变两重天了！”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呀！”蒋英感慨万千，“真的，学森，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要我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这正是你的本行呀！”蒋英十分高兴。
为了照顾钱学森一家，领导上要他们暂住条件较好的招待所。“这怎么行啊！”钱学森连连摇头，“建所那儿也得花钱呀！”蒋英也坚决表示，“招待所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去住的。”
领导拗不过他们，只得同意他们住进力学所。
一家人搬进正在筹建的力学所，其生活的艰苦就可想而知了。
力学所分管总务的副所长来了。看到钱学森简朴的住房，有些过意不去，深含歉意地对蒋英说道：“比起你们在国外，这儿条件差多了。”
蒋英十分爽快地说：“你说的确实是事实。但是，所长同志，您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副所长问。
“在自己的祖国，喝口水都是甜的。”蒋英饱含真情地说。
“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副所长感动地点着头，“蒋英同志，你是学音乐的，领导上准备安排你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不错，我是学音乐的，而且非常热爱自己的音乐事业，但是我暂时不能到音乐学院去工作。”蒋英回答得十分干脆。
“为什么？”副所长有些不解。
“学森需要我，学森的事业和我的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只能选择前者。”“据我了解，”副所长望着身前沉思着的蒋英，“你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难道不为此感到遗憾吗？”
“说没有一点遗憾，那是假话，因为我毕竟为此奋斗和苦练了半辈子。”蒋英坦诚地说，“但学森的事业对我们的祖国说来，比我的事业重要得多。想到这里，我的遗憾也就变成了满足。”副所长感动地点点头，一位伟大的女性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站在一位伟大科学家的身后。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我国每次发射导弹、核导弹和人造卫星等，钱学森都要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当时保密要求十分严格，钱学森出差在哪里，干什么，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渺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五院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告诉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有人曾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高峰，共同生活了50多年，这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在回国以后的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他也竭力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一次钱学森参加专门为他举办的表彰大会，对于蒋英对家庭的贡献、对自己的帮助，他有着十分客观的评价。台上摆满鲜花，“钱学森授奖仪式”的横幅庄严地挂在礼堂讲台的上方。
钱学森露着谦和的微笑，坐在主席台上。蒋英端庄地坐在他的身旁。
授奖仪式最后一项议程，请钱学森同志讲话。
钱学森站起身，向大家真诚地一鞠躬，微笑着：“其实，对我说来，完全没有必要为我举行这么一次隆重的授奖仪式，我为祖国和人民做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如果我或多或少地为人民做了一点事业，那是与我的爱人蒋英同志的支持、关怀和爱护分不开的。今天，有这么个机会，我倒实实在在地要向我的爱人蒋英同志表示感谢。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5年间，蒋英同志管家，她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我还特别要向今天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们介绍，就是蒋英同志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我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了。蒋英同志是干什么的？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想得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台下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的听众眼睛都湿润了。
耳边听着蒋英的歌声，钱学森感到这是上天所给予的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他甚至总想对人们高呼一声：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爱情密码
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来形容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和婚姻再合适不过，两人知根知底，感情基础笃实。有人曾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高峰，共同生活了50多年，这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为了钱学森的事业，蒋英做出了极大的牺牲，甘当绿叶，为钱学森的事业做最有力的支撑。夫妻之间不可太计较个人得失，而要从大局出发，多为对方着想，多为国家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