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和党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胜利【1】
一、张国焘的路线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及罪恶
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史，是我国革命斗争中可歌可泣的历史。成功胜利的方面是党和全体红军指战员英勇斗争的结果，失败方面是张国焘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
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开始于秋收起义，党领导的一小部分军队在黄安、黄陂打游击，有小块根据地。1928年7月成立红军第十一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实行了土地革命。1929年秋，因十一军原领导人吴光浩同志牺牲，中央派徐向前同志接替为十一军军长，根据地扩大到以大别山为中心的13个县的地区，1930年2月，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1930年12月，扩编为红四军团。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按其宗派主义的政治路线着手改造各级党的领导，钦差大臣满天飞。1931年4月，王明路线统治的党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贯彻其错误的路线（张国焘为中央代表、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陈昌浩为分局委员，分局下成立鄂豫皖省委，沈泽民兼省委书记，陈昌浩为团的书记）。
张国焘怎样爬上鄂豫皖分局的领导地位呢？张国焘是党内投机分子、野心家，投革命之机，想利用革命达到他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目的，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一大代表，在一大被选为组织主任，一大后又负责领导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过“二七”罢工，他在那时即在工人运动中进行小组织活动。解放后，在北京档案中查到，张国焘在北洋军阀时期即背叛革命，1915年被北洋军阀逮捕后曾写过悔过书。1923年党的三大时，他是“左”倾机会主义代表，反对与孙中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又转而成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得力助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对革命表示极大动摇，“八一”南昌起义时曾进行阻挠，主张联合军阀张发奎才能起义。起义失败后曾同情陈独秀的取消主义。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张国焘又是右倾机会主义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因这一系列错误，六大后共产国际留他在莫斯科三年多，令其学习，改正错误，但他又搞小组织活动，联合过托派，并又几次向党写悔过书，承认错误。1931年初，得共产国际允许，回国工作。他回国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张国焘表示拥护王明“左”倾路线，王明、米夫也拉拢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者，于是张国焘成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积极拥护者，取得了王明的信任，派他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成为中央的全权代表。
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又发展了自己的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给鄂豫皖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害。他于1931年4月进鄂豫皖根据地至1932年10月带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一年半时间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和罪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肃反问题上乱杀革命同志；军事上的军阀主义和退却逃跑主义。
组织路线的宗派主义、肃反问题上乱杀革命同志，使鄂豫皖根据地革命力量大伤元气。
他改造各级党的组织，排斥了创立根据地的一些领导同志，不准他们参加领导。1931年9月，张国焘派陈昌浩作红四军的政治委员并开始错误的大肃反。鄂豫皖军委开始在红四军捉到几个反革命，他们供出红四军中有一些反革命分子企图发动兵变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张、陈认为不得了，先把红四军集中到白雀园，把部队各个师（4个师）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防止肃反中发生异动。张国焘又调分局、省委的一批干部组织肃反团到各师肃反。张国焘采取的是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反路线。当时创造皖豫皖苏区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除少数人幸免，差不多一网打尽。4个师中被逮捕、杀掉的师级干部有7人（许继慎、周维炯等，许做过军长），团级干部被杀有二十几人。当时的主力师4个师12个团的老干部除剩王树声、倪志亮外皆被杀掉，这种逮杀一直深入到营、排、班的干部中，第三十团一个团即被捕杀班以上干部50人以上，其他各团也不相上下，被捕杀的干部名义上是“改组派”（汪记）、“取消派”、“AB团”、“右派”（所谓“罗章龙右派”）、“第三党”等，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有的在前方处决，除少数放出来仍回军队工作外，一般皆带上“反革命”帽子加以杀害。红四军的最早创造者差不多都被冤杀。
在工农民主政权中，党的各级机关、工会、青年团中，杀人也如军队一样，地方最早的特委书记徐朋人，许多县委书记、委员、农会主席、地方老干部几乎都被害。
大肃反导致军队和地方有经验的老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都被杀了，使根据地元气大受损伤。红四军战斗力和文化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在军队中造成极端地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之倾向，他要使军队变成无文化的军队，以便于自己的统治。他在鄂豫皖根据地造成极严重的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未被肃反的人也忐忑不安，不敢说话，许多人明明知道不对，也不敢提意见，使正常的民主生活被破坏。
造成这大罪恶的原因：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逼供信，严刑拷打；三次“左”倾路线与张国焘极端个人主义、军阀主义路线相结合，把肃反、宗派主义、排除异己相结合，把凡是不屈从张国焘的人都扣上“反革命”的大帽子，以便最终达到篡党篡军的目的。张国焘还利用所谓“土包子”的过左情绪及对反革命仇恨的心理，提出肃清内奸等口号，从思想上俘虏这些同志，以作肃反的骨干，个别品质不好的人用过左的行动表示自己的积极，以取得张国焘的信任，这使我们党与军队中一大批干部被肃掉。这是党的历史上非常沉痛的一页。
军事上的军阀主义和退却逃跑主义丧失了鄂豫皖根据地。
1931年1至9月，红军一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1931年11月成立了红四方面军，把原来的师扩大成为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张国焘为胜利冲昏头脑，提出“偏师”之说。张国焘认为，粉碎三次“围剿”后，国民党已濒于崩溃，无力量进攻，今后国民党的反革命力量不过是“偏师”而不是主力；今后进攻根据地要帝国主义亲自出马，今后帝国主义才是主力，中国革命因此是主要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张国焘沉醉于胜利而忽视了困难，不分析敌我力量，不估计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到来，因而根本忽略了反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红军经过三次反“围剿”和肃反很疲劳，又未经休息，当时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军需积蓄力量以准备迎击敌人的新进攻。张国焘、沈泽民则主张乘胜继续进攻，提出了红军打麻城。这时，蒋介石开始第四次“围剿”。1932年7月，蒋介石率40万军队，号称63万，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为总司令，驻汉口，李济深为副司令，卫立煌的部队为主力，乘红军主力正打麻城，乘虚直插根据地中心，进兵红安（即黄安县）。在红安的党政后方机关告急，要求张国焘率主力回师红安，张国焘不信，大骂后方机关“惊慌”，结果使敌人得以几路并进，红军仓促回师向北进军与敌恶战于红安。红军战士英勇作战，给敌以重大杀伤并击溃敌人。这时，如果红军继续游击歼灭敌人，是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的。但张国焘在战后又被吓倒，转为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平时就认为，鄂豫皖根据地处于津浦、京汉两条铁路之中，濒大江之侧，是敌人必争之地，是站不住脚的，不如四川天府之国可以割据。这时张国焘失去粉碎敌人进攻和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信心，而发生向四川逃跑的心理。黄安大战后，张国焘擅自决定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逃跑，经过湖北北部、河南西部、陕西西部逃往四川。沈泽民当时主张应该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张国焘就叫他留在鄂豫皖，张国焘自己带大部队逃掉（沈泽民同志后来牺牲）。当军队越平汉铁路西进时，战士以为到外线作战，但谁知道张国焘竟率部一直西进一去不还，鄂豫皖根据地从此基本丧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红色区域的形势。
这次失败的原因：
（一）张国焘路线的骄傲轻敌，以“偏师”说轻敌一变而为丧失信心、张皇失措地退却逃跑，在军队内实行军阀主义，霸王作风，正确的意见不被接受。
（二）战略上的不停止进攻论或无限制的进攻路线。
（三）战术上只知道正面地与敌人死拼，敌来我挡，不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四）张国焘的大肃反严重地损害了红军的元气和战斗力，在四次反“围剿”战争紧张进行中还在逮捕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的爱人，以收集徐向前同志的所谓“反革命”证据。
二、张国焘路线在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中的严重错误和罪恶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过平汉路，12月进入四川东北部，不到三星期即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结束了张国焘的逃跑。在川北建立根据地条件较好，人民倾向革命，红军受到群众的欢迎。四川军阀田颂尧统治川北，赋税已收到民国四十年（当时是民国二十二年），另一军阀刘存厚收到民国七十二年，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四川军阀正在混战（邓锡侯、刘湘之战），川北敌人空虚，地势居高临下，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当地物产丰富并能得到四川白区党的支持（吴玉章和王维舟已打下基础）。经过半年战争，川陕根据地扩大，川陕根据地于1932年12月开始创立，1933年8月划为22个县，解放了600万劳动群众，进行了土地革命，至1935年4月退出。两年多时间内，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消灭了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的多次进剿部队和刘湘为首的140个团的六路进攻，红军扩大到10万人，但川陕根据地寿命很短，两年就被张国焘断送了。
（一）在政府工作上：
张国焘对政府工作没有一套正确路线，他把根据地政府当成军队的支差机关，用军阀主义压迫人民为战争服务，川陕省政府是川陕根据地的最高机关，是红军入陕后，在地方党帮助下民主成立起来的，张国焘为便于其个人掌握政府，采用了卑鄙的手法：
1.派亲信掌握政府重要部门，派黄超为省政府秘书长。横行霸道、独揽政权，省政府主席做事要请示他，其他重要部门如财政、经济、保卫局、革命法庭军事部全由张国焘直接派人掌握。
2.将政府中有能力的干部加以打击杀害，而派一些无能的听他话的人充样子，以便于张个人独裁。张用改造苏维埃、提拔工农干部的漂亮名义，把内务委员会主席杨克明（老党员、中学文化，做过白区党的县委书记，三十三军政委）抓起来，选了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各级政府内务部都用不识字的妇女；将省政府的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张逸民（中学文化、老党员，领导2000多白军起义参加红军）换掉，选了一个16岁的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的姓项的小孩子；把省政府副主席罗海清同志（缝衣工人出身，作过县委组织部长，很有能力）换掉，选了一个做过邮差、文化程度很低的姓祝的做副主席；把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掉，选一个一字不识的赵某……省政府委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刚参加革命一个月的不识字的农民。在各县，张国焘把很多工作一年的主席改掉而换上农民，其目的是便于他自己的统治，是十足的愚民政策。
（二）在肃反问题上：
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继续采取逼供信、乱捕乱杀的肃反扩大化政策，张提出的肃反对象：
1.杀豪绅地主（往往连富农也杀）。
2.杀俘虏来的白军军官。
3.杀武装起来的反工农政权的工农分子（附和反动派者），把保甲长也杀掉，窑子的老板、妓女、端公也杀掉。
在土改过程中被捕杀的2万多人，一半以上为农民；被罚做苦工的2000多人，这就使一些反动分子及受影响的农民长期与红军敌对。牵扯了两个团的兵力。
在党内、红军中张国焘同样大肃反：
1.杀在党内、苏联受过长期教育，有文化的有斗争经验的有能力的干部。张国焘刚一进四川即杀了一批军队干部，他们大多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另一部分是党长期培养的有理论的干部，因为他们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怀疑、不满。张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嫉妒仇恨这批同志，张自封为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把与自己意见分歧的人加上右派、改组派等罪名加以惨杀。比如旷继勋同志，是洪湖地区的创始人，在红军中作过师长、军长，因与张国焘意见不同被张杀掉，曾中生同志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总长，被说成托派杀掉，舒玉章同志是红四军的政治委员，曾在苏留学，也被张杀掉，入川后师以上干部被杀10人以上。
2.杀白区进入根据地的党团员。1933年从白区进入根据地的党团员200多人，张认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学生，是知识分子，成分不良，不可靠而加以惨杀。入川200多人，只剩下五六人，如张逸民即被杀，做过四川省白区书记的罗世文同志，从苏联留学回来，就被张国焘长期监禁。
张国焘另一方面又提拔不识字的新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给他们以高级待遇。
张国焘在党内部队内提倡对理论的忽视和仇恨心理，对真正有马列主义修养的同志是看不起的，不信任知识分子，根本否认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张国焘认为，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中也是动摇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富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应当杀掉，知识分子当然就得杀，张国焘制造这样荒唐的逻辑，作为“肃反”乱杀的“理论根据”。当时，不能有与张国焘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被枪杀或罚做苦工，“顺张者存，逆张者亡”成为当时的口头语。这个肃反，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当时这种大杀政策很多人看不下去，就由陈昌浩、周纯全在旺苍坝开会检查肃反中的错误，虽未根本解决，但停止了大屠杀。
大肃反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内、军队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真正有能力的坚持马列主义的同志往往被杀掉，而有些阿谀奉承的而无能的人却被提得高高的。
三、在根据地的各项政策
在土地政策问题上，采取过左的政策，肉体上消灭地主，侵害中农利益。张国焘的口号是：“杀豪绅地主，反复惩罚富农”，张说富农是韭菜，要不断地割，从而造成地、富、中农联合起来拼命地反对红军、破坏根据地。
财政经济上，破坏城镇的工商业：通江、巴中、仪陇等地工厂全部没收，乡村的手工工场、作坊被排斥，市面萧条冷落，日用品也买不到。不用原来的钞票，把原来的钞票皆烧掉。供给分配也无一定制度，乱打土豪，乱捆人，乱没收，使很多人家不敢扫地，显得愈穷愈好，退出根据地时又错误地烧掉许多民房。
宣传教育工作上，实行愚民政策，党的教育也很差，忽视理论教育，很多人连苏维埃是什么都不知道。党员、干部只知道干，不知道为什么干，用什么方法干。提出宣传口号也往往空洞不切实际，比如“打倒一切地主”、“打倒一切军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不消灭胡宗南不算是红四方面军”。川陕人民虽然获得了解放，分得了土地，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使破坏多于建设，这也是根据地最后丧失的重要原因。
四、军阀主义和又一次逃跑主义的错误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田颂尧进攻后，四个师扩大成四个军，即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军、四军。军委主席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傅钟。张国焘继续执行军阀主义和军事独裁，张国焘以至高无上的“主席”自居，一切都由“张主席”一个人说了算。在他下面设立省委，成为他的附属机关。他认为军权高于一切，党政是他的附属品，要下级干部迷信“张主席”，把他当成圣贤。他对军队不进行纪律教育，部队可以任意打骂群众，不尊重政权和地方党，部队可以指示政权和地方党干这干那，引起军民、军政、军党关系不好。部队内部打骂现象严重，特别是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情绪笼罩部队，三十三军是游击队改编的，把地方干部200人杀掉，将王维舟免职。
1933年11月至1934年10月，刘湘调30万兵力六路围攻根据地被粉碎，但双方伤亡皆很大，红军伤亡达3万多人。这次伤亡加以其他错误，使川陕根据地处境困难，张国焘于是又动摇起来，主张退却逃跑，他说：“川北粉碎刘湘围攻之后，蒋介石要增援，不易守住，加之人民生活困难，供给不易，补充困难”，准备放弃川陕根据地。1935五年4月红军渡过嘉陵江向西退却，企图逃跑到川西北、北川、江油、青川一带再建立根据地；但是胡宗南主力到了，张又西逃到理县一带，另一部分由李先念同志率三十军到懋功，从此结束了第二次的退却逃跑。张国焘是非常错误地违背了党中央令其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指示。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除一般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外，还表现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五、张国焘的分裂叛党活动和党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胜利
（一）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的叛党分裂活动和党对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两大红军关系与战略方针上，同党中央采取了敌对的方针，党中央展开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1.反对张国焘继续向西康的退却逃跑的斗争：1935年6月26日，两大红军会合后在懋功附近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对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战略方针，中央认为，两大主力会合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在西北开展的极大胜利的前途，指出当前全国抗日运动正在高涨，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川北和甘南，创建川陕根据地，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张国焘则采取右倾态度，否认革命的高潮，认为两大红军西征是中国革命的低落，当前形势处于两个高潮之间，是低潮。他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在蒋介石主力面前惊慌失措，对红军突围悲观失望，对抗日的命运不信任。张国焘丧失了红军到抗日前线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根据地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核心的自信心，主张退却到西北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康藏高原，建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保存实力，逃避敌人。张国焘的主张在两河口会议上遭到党中央的坚决反对，他被迫取消这一主张，同意与中央共同北上。
2.反对张国焘篡党篡军阴谋的斗争：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经长途行军打仗，很疲乏又减员，而他自己有10万人，极端地发展了军阀主义，妄图用武力威胁中央，达到篡党的目的。他向中央提出改组中央的意见，他提一批名单要求补充为中央委员。中央为照顾团结，在不违背党纪的原则下，尽量采纳了。张国焘篡党目的未达到又想篡军。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到驻地理县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散布不满情绪，借口组织问题未解决，煽动反对中央，又命不良分子骚扰红一方面军，制造两军不团结。接着，张国焘又借口两军不团结，想改编和篡夺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这一阴谋受到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坚定同志的反对，使其阴谋又未得逞。
3.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张国焘同意北上后，经过雪山，8月底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张国焘又提出企图篡党篡军问题和南下到天全、芦山一带建立根据地的主张，诬蔑中央北上方针是退却逃跑。经过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多数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继续北上，而由于张国焘的犹疑阻挠，红军失去了乘虚先机占领松潘的有利形势，松潘已被胡宗南部抢先盘踞。9月，中央率右路军经水草茫茫的大草地到达川康交界的巴西，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率左路军到达阿坝。这时，张国焘公然决心与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命令，并打电报给在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同志，叫他们率领军队脱离中央与张国焘会合，让他们与中央坚决斗争。在右路军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把张国焘的阴谋危害中央的电报，紧急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巴西会议”，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阴谋，中央决定马上脱离这一危险地区，率领服从中央命令的红军北上向陕北前进。张国焘则率领被他欺骗的左路军和陈昌浩带出的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一部分，掉头南下，过大雪山到达天全、芦山一带。途中，张国焘自立伪中央，揭起了叛党的旗帜，提出打倒毛、周、张（张闻天）、博（博古）的口号，用伪中央的名义开除以上四人的党籍。
（二）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北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西路军的惨痛失败。
1936年6月，二、四方面军会师，原在川鄂湘黔边区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领导的二、六军团，经过湘、黔、滇到西康的甘孜，根据中央电令，成立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贺、任等的斗争下和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在朱德同志和徐向前同志等同志的斗争下，坚决要求部队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陷于孤立，被迫同意北上。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雪山、草地北上，1936年10月三大红军在甘肃的会宁会合，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兰州东北的黄河边，张国焘又进行最后一次分裂。张国焘假借总司令的名义调军渡黄河向西（理应向东北进陕北），说中央给四方面军夺取甘北的任务，张国焘企图夺取甘北自立局面。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渡河而西，这时敌人赶到黄河边堵截，四方面军未能全部过河，只有九、五、三十军过去了，四、三十一军未过去。四、三十一军与中央红军北上，到陕北后，中央派刘伯承领导这部分部队，即抗日时期晋冀鲁豫的一二九师。当时，张国焘自己也未过黄河，过黄河的部队是四方面军主力，有21500人，装备也好，组成红西路军，由陈昌浩（为西路军军委主席）、徐向前两同志领导，根据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的电令提出口号；建立宁夏、甘北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打到新疆去以得到苏联的援助（这时盛世才统治新疆、亲苏）。11月打到古浪，12月打到永昌，在少数民族地区打来打去。回族骑兵马步芳、马步青及胡宗南的部队以逸待劳，西路军损失很大。双十二事变时期形势很好，中央一再打电报让西路军向东到陕北会合，徐向前同志一再提意见要求同中央会合，陈昌浩同志却坚决执行张国焘路线，部队又一直向西，想在张掖、酒泉建立根据地。在高台一仗，红五军主力被包围，大部分英勇就义，军长董振堂同志牺牲。1937年3月上旬，在高台至酒泉间的倪家营子整个部队被包围，血战一场，肉搏几天几夜，血流成河，绝大部分战死和被俘，只有少部分突围。到康龙寺时，已溃不成军。敌人又复包围，徐向前、陈昌浩开会决定二人去陕北汇报“请罪”，这时部队只剩千余人，分成两路由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带一路，王树声同志带一路到祁连山上打游击，他们曾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主席指示他们顺祁连山向西到新疆去，中央派陈云同志去接他们，他们在祁连山上跋涉45天，吃黄羊、烧牛肉，到达新疆，后又回到陕北。
这一失败的原因：政治路线的错误，在军事上开始是轻敌骄傲，认为马步芳回族部队不堪一击，结果处处被包围，在战术上跟敌人争城市打阵地战。
（三）延安会议和张国焘的最后叛党。
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4月，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张国焘路线，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系统总结。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明确认识。张国焘表面痛哭流涕，实际心中怀恨，准备最后叛党。党中央仍团结他，让他做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7年4月，张国焘与国民党勾搭上，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祭黄帝陵为名逃往西安，转道武汉去见蒋介石，投靠戴笠的特务系统。他在国民党内也不得意。1979年11月，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老人病院。
张国焘的出党，对党是去掉了不可救药的脓包，使党更加坚强了。张国焘的错误对全党是严重的教训，其根源是封建军阀主义的意识形态、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和农民狭隘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张国焘是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浸透了封建帝王思想和剥削阶级意识，是革命队伍中的投机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