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重视党史——怀念刘型同志【43】
（1986年2月15日）
切磋党史
刘型同志【44】是身经百战，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的老革命。建国以后，他写了《黄洋界保卫战》等不少革命回忆文章，我常常向他请教，他也常常向我要一些党史文字资料，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在50年代，我同他多次作党史的史实和理论的探讨，也常有书信往还；在假期，有时作竟日的盘桓。第一次大革命的武汉时期、井冈山的斗争、中央苏区的创建、红五军团和长征、三五九旅的南下……这许多重大的历史征程，他都是亲历者，而且他一向是一个重视党史的有心人，所以对这些历史过程，他记忆清晰，评述中肯，如数家珍。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他也很有见地，他不仅革命经历丰富，理论修养也高，所以能较深刻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我从这位革命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中，得教益很多。他比我年长一辈，但他没有一点架子，相见以诚，总是在热情的同志友谊中切磋琢磨。
“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后，刘型同志这样的正直的忠厚的老共产党员，当然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同我一样，都是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我还年轻，身体也还好，而他是伤残多病之躯，年事已高，我很关念他，但音讯不通。后来听到一个消息，说井冈山博物馆在1970年找了一些在江西的当年井冈山的老同志萧克、刘型等开了一次座谈会，他们如实地回忆了当年的历史情况，被林彪集团指责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得悉后，一则得知他还健在，再则也担忧林彪进一步对他和萧克同志下毒手。
回北京
林彪败亡后，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展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许多老同志纷纷从各劳动营地回到北京。1972年初，周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开放党史陈列，先筹办一个研究室，我被从江西干校劳动营地调到革命博物馆任党史顾问，这时刘型和他的夫人程宜萍大姐也被调回北京治病。那时，我临时住在一个五层楼上两间小房间里，他老两口扶着病躯爬到五层楼上来找我，而他俩也临时住在火车站旁边一间狭窄阴暗的小房间里。相见如梦寐，我们是又经历了一场劫后的余生，握手喜极，置酒倾谈。我们庆幸林彪的败亡，大的动乱似已过去，但仍担忧江青一伙尚在台上，周总理处境仍很困难。刘型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反对过江青，他对时局的隐忧，我是深深了解的。后来，逐渐得悉小平同志将恢复工作，我们对此寄予很大的希望。这几年，他总是把小平同志逐步恢复工作的消息，小平同志同江青一伙斗争的消息，尽先告诉我。
不可数典忘祖
那时，我们谈到许多开国的老干部被迫害致死，谈到红卫兵运动。他很痛切地感叹这批青少年的迷误，他说：“他们不懂啊，不懂党的历史，不懂革命前辈们创业的艰辛，所以他们才受骗，残酷地迫害这批老革命干部。”他决意以晚年的余力写一部艰苦创业的革命历史，写出老革命干部们饱经艰辛风霜、牺牲流血的事迹。他说：我们不写，林彪们就可以任意篡改历史，年轻一代数典忘祖，革命的优良传统会中断。他计划从大革命的失败、井冈山斗争写起。他写作的计划比较庞大。中央根据地、红五军团、长征、南下，还有一些人物，如徐彦刚、游雪程、王尔琢、陈毅安等烈士，都是他所熟悉的，他都想写。我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部工作时，他常来找我要材料，我也常到他家里去讨论。但是他毕竟年事已高，特别是总理逝世以后，他伤感过甚；唐山地震后，他的健康明显下降。粉碎“四人帮”后，他很振奋，仍决心把井冈山斗争历史写成。直到他病重住院，胡耀邦同志去看他时，他仍念念不忘，想把他已收集的大量材料及打好了腹稿的井冈山历史写出来。耀邦同志很鼓励他的志愿。可惜他竟赍志而殁。
他一生勤俭朴素，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作风十分正派。从不做任何有损于党和人们利益的事，对亲属也是严格要求。从1972年后半年，他搬回原住址后，小小的四合院，陈设一直是那样简单朴质，只是卧室、工作室里的书越堆越多。小小的庭院里种了几株他心爱的桃树和葡萄，他余暇时和程大姐松土、施肥、浇水、修剪，以此为乐。到秋季丰收时，他每年都摘一些送我品尝。
斯人已去，德馨长留。我和子女们每提起刘型伯伯，他们都说，共产党员如果都像刘型伯伯那样一身正气，简直是用不着整党了。所以，我说：我们党是光明的，有希望的，因为有刘型这样毕生正派不苟的老同志做我们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