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忠诚的理论战士、人民教师——深切怀念何干之同志（回忆片段）【22】
1969年11月16日，遭到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残酷迫害的何干之同志含冤逝世。何干之同志是名闻中外的著名学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的忠诚战士。他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至今已整整10年了。
我记得第一次在陕北公学听何干之同志讲课，也是在隆冬11月。寒风凛冽，在陕北高原的原野上，何干之同志站在一个较高的土坎上，穿着一身八路军的灰色棉军装，近视眼镜下，两颊冻得通红。他在寒风中大声讲课，滔滔不绝，手里没有拿讲稿，好像是一个宣传鼓动员。我们围站在他的周围静静地听他讲，只是冻得不住地搓手跺脚，也无法记笔记，但没有一个人走散的。那次，他是讲“中国问题”课的导言：从康梁变法，讲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革命流产；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叛变，讲到为什么要第二次国共合作。不用说，他讲的这一套理论，完全是新鲜的，闻所未闻，我们这些青年完全被吸引住了，他讲课条理清晰，内容丰富，讲得又如此的生动有力。他手中没有拿片纸只字，讲起来如数家珍，他的知识之渊博和记忆力之强，尤其令人惊叹不已。这次课，深深地引起了我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兴趣。
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他系统地给我们讲“马列主义”课。在陕北公学所有教授中，他是讲课最受欢迎的一个。据说，在延安当时这些理论大师中，他也是讲课讲得最好的一个。在陕北公学，大家都传诵何干之同志是全校睡觉睡得最晚的。他非常用功，备课非常认真，常常为了备好次日的课而熬一个通宵。
他后来常常回忆起：毛主席每次来陕公讲课后，总要到成仿吾校长的窑洞中坐一会，休息一下，何干之同志每次也总陪同坐在一起，毛主席总要谈笑风生地同他们谈论一回理论问题再走。其中谈得最多的是哲学问题。
1940年4月，华北联大党组织派我协助何干之同志讲授中国革命问题课。当时我只是一个19岁的小青年，怎敢在大学讲台上讲课呢？何干之同志平时说话有些口吃，他鼓励我说：“你，你，放大胆，我帮，帮助你。前方干部没学过这些，他们爱听的。”他把用他骑的毛驴从陕北通过一层层的封锁线驮过来的两箱子书中的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书，大部分借给了我。其中有几本书，封皮上有“毛泽东”三个字的毛笔签名。干之同志说，这是毛主席的书，是主席送给他的。在抗日烽火燃遍大地的前方，我能得到这些书籍，是何等的珍贵！
何干之同志毕生遵循着毛主席对他的教导：“用笔和舌战斗”。全国解放后，有好几年我与他同住在西郊人民大学红楼【23】，两人的办公室紧挨着。除了星期六、星期日，我们两人都睡在办公室里，我们都有科研写作任务和备课任务。每到深夜12时左右，我们常常坐在一起，喝着茶，略事休息，闲谈一会儿。室外万籁俱寂，室内灯火荧荧，面对良师益友，纵谈古今，欢洽异常。他博学多闻，我受益匪浅。
他热爱人民教师的工作，甘心于一辈子做一个人民教师。他年年担负讲课任务，从不推诿。在1959年彭德怀同志被批判后，他也因为在讲课中批判过“刮共产风”，被认为是犯了同彭德怀同志相类似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那个“理论权威”点了他的名。他被剥夺了教书权，只好跑到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去做点研究工作。那时，我与他不住在一起了，我那时患病，他常常跑来看我。他感叹地说：“我尝到了教书的人，不让教书，是什么滋味，我也就想象得出梅兰芳要是不让他演戏，他是什么滋味了。”何干之同志深深地热爱教师工作，他堪称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的典范。
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我与他同被揪斗，同被关押劳动。他总是多次鼓励我：“要有信心，我们问心无愧，党迟早会给我们落实政策的。”我在关押中忽染重病，生命垂危。他很着急。后来我身体慢慢复原了，他非常喜悦，对我说：“留得青山就好呀！我那时真怕你不行了。”而他，终因年事较高，身体被严重摧残，心脏病日益严重，1969年11月16日心力衰竭而亡，壮志未酬，离我们而去，与世长辞了……
干之同志辞世，已十易春秋。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历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大学在党中央关怀下复校了。但是，人民大学失去了何干之同志这样一位熟谙马列主义理论的、博学多才的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党史专家和忠诚的理论战士、卓越的人民教师。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要奋发努力，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来弥补这个损失，告慰干之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