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托洛茨基：革命家与文学批评家
苏联第一代革命家，都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除列宁外还有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米加涅夫、季诺维耶夫（还没算上更早些时候的普列汉诺夫和沃罗夫斯基）。斯大林不行，他不过是一个武夫，这当然是他的一桩心病。他曾经给他的老乡、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寄了一些诗稿，谎称是他的朋友写的，并想知道这些诗写得怎么样、自己的这位朋友适不适合写诗。帕斯捷尔纳克一看那些蹩脚的诗就知道是斯大林自己写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尽量拖延时间，想让对方忘记这件事。但询问电话还是来了，帕斯捷尔纳克拿起电话说：叫您的朋友找点别的事干，干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在上面提到的人中，除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外，其他人都在1936年8月开始的“莫斯科审讯”之后，被斯大林干掉了。
托洛茨基（l879—1940）是继列宁之后的苏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列宁流亡国外时，他一直在主持党的工作。1917年10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向工人、水兵介绍了列宁。他们之间有过许多严重的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一起推行“新经济政策”。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他在9月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十月的教训》，提出“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39】。他还要求公布十月革命以来的革命史、党史的文件和资料。斯大林、米加涅夫、季诺维耶夫三人领导小组立即组织了反击，要彻底“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境。在国外，他成了反苏的领袖人物，并试图成立“第四国际”。本来他流亡在法国、挪威等地，后来因为有人追杀，他于1936年避难南美洲。1940年8月，杀手还是追到墨西哥将他杀害了。
对这些革命家来说，文学批评是他们的“副业”，但这些“副业”的理论水准和文章气派已经足以令专业批评家吃惊了。在这些人当中，文学界最熟识的要算是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是列宁的朋友，革命前夕他们之间有过许多分歧，但他最终还是支持了“十月革命”。1917年10月，他在斯莫尔尼宫向全俄罗斯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革命后，他担任过教育人民委员（管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和高尔基一起为保护俄罗斯文化做了很多工作。斯大林时期，他担任中央学术委员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职务。1933年，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的第一任大使，在赴任途中病逝。革命前他曾经留学于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哲学系，并与普列汉诺夫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结下了友谊。由于他与国际文化界有密切的关系，他成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文化使者；再加上他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不介入权力之争，并且很听话（比高尔基还听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所以他才没有遭受斯大林的迫害。
卢那察尔斯基的那些论俄国古典作家的文章写得极有才华，但写到当代作家时，他就更多地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而像一个政治家。在《作家和政治家》一文中，他力图从理论上混淆作家和政治家的界限。他写了大量的关于高尔基的评论。凭着他的理论素养、艺术鉴赏力以及与高尔基的密切关系，他怎么会不知道长篇小说《忏悔》在艺术上要高于《母亲》呢！但他却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拼命地抬高《母亲》的价值。这与托洛茨基的立场恰恰相反。所以，在斯大林时代，他也参与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
《文学与革命》是托洛茨基留下的唯一一本文学评论集。全书分两部，第一部《当代文学》，用稍稍过火、但又很精辟的语调论述了扎米亚京、安德列·别雷、“谢拉皮翁兄弟”、未来主义、“革命文学同路人”皮利尼亚克、叶赛宁、勃洛克等一大批作家的创作；第二部《前夜》，论述了革命前夜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审美观的变化，并激烈地批评了知识分子中的“颓废”情绪。他还有“当今的艺术根植于革命前的昨天”这一“连续统一”的思想，将第一和第二两部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在5月9日的中央文学讨论会上，发表了《论文学和俄共的政策》的讲话，重申了自己的文学观，遭到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即“瓦普”）的激烈攻击。托洛茨基对“瓦普”的作家们说：“如果你们竭力要把‘莫普’和‘瓦普’变成无产阶级文学的工厂，那么你们肯定是要失败的，就像你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成功一样。”【40】“瓦普”的代表叫了起来：我们有自己的作家，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进斯基。托洛茨基说：总不能老是杰米扬、杰米扬的，“杰米扬是旧文学、十月革命前文学的产物。他任何流派都没有创建……他是我们旧文学最后一个革命的孩子。”【41】“李别进斯基同志，‘同路人’的仇人，自己却在模仿皮利尼亚克，甚至模仿别雷……（他的小说创作）是一条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一边是皮利尼亚克，另一边是安德列·别雷……他需要学习，需要成长。这么一来，就需要皮利尼亚克了。”【42】李别进斯基插话说：“这就表明，我在中皮利尼亚克的毒。”托洛茨基说：“人的肌体只有一边中毒一边产生出解毒的体内抗体才能吸收营养。生命的活动就是这样。如果把您晒干，像条干鱼，那倒是不会中毒了，可也不会吸收营养了，什么都不会有了。”【43】
托洛茨基还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直接的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常言道：枪炮轰鸣日，缪斯沉默时。要使文学得以复活，还需要一个喘息。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不能不尊重事实。”【44】托洛茨基告诫“瓦普”作家们：在花盆里撒下一粒豆子，是长不出无产阶级文学大树的，要他们提高文化知识的水平。他的告诫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他自己即将大难临头了。而一个没有文化的、大搞宗派主义的作家群（从“瓦普”到“拉普”），在苏联文坛称霸了十几年，留一下了一堆令人头疼的、只有史料意义的“边角料”。
在那次著名的中央文学会议上，托洛茨基反复地强调：“应当把文学当科学去对待”、“不能像对待政治那样对待艺术”、“阶级标准应当被艺术地折射……必须使阶级的标准与创作的完全特殊的特点相适应”【45】等等。在以后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这些话都成了他的罪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