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路径依赖，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1)
博弈论中有这样一个很著名的实验：
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
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手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笼子里原来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
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
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
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
所谓的“路径依赖”，就是人们一旦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选择和习惯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
上梁不正下梁歪，学会摆脱劣势选择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青年时期随父亲到郢都求官，结果正碰上令尹越椒作乱，父亲被杀，伤心的孙叔敖就回家隐居了。后来，楚庄王在大臣虞丘子的推荐下，派人用王辇去迎接孙叔敖。楚庄王求贤若渴，拉着孙叔敖的手谈了整整一天，发现他很有见地，与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拜孙叔敖为令尹。孙叔敖治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施教导民，唯实而不唯上，也就是他从下往上看问题，更注重老百姓的意愿。
在孙叔敖的辅佐下，楚庄王把楚国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树大招风，钱粮都有了，麻烦也来了。由于实力的增强，中原各强国与楚国的冲突也增加了。打仗必然需要战车，但是楚国人喜欢坐矮车，民间牛车底座很低，不适于在战车时用作马车。楚庄王准备下令使全国提高车的底座，孙叔敖说：“下的命令太多，老百姓会不知所从，这样不好。如果您想把车底座改高，我请求让各个地方的城镇把街巷两头的门槛升高。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而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底座改高了。”
庄王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全国当官的人改造高车乘坐，同时提高了城镇的所有门槛，只有高车才能通过，原来的矮车需要人推才能通过。这样，过了不到三个月，全国牛车底座都升高了。司马迁对此事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有效，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想推行一项制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度的制定人要首先作出正确的表率，这样下面的人就自然而然顺从了。如果一开始没有人引导，人们很容易无所适从。同样，如果一开始引导错误，后面的人也自然会错误。
霸业初定，齐桓公闲来无事，带着管仲散步。二人信步来到马棚，齐桓公见一个养马人在打扫马棚，便关切地询问：“马棚里的活很辛苦吧？这里大小诸事你觉得哪一件最难呢？”养马人过于紧张，一时说不上话来。管仲在一旁代他答道：“我以前也当过马夫，我觉得编排马棚周围的栅栏最难。”桓公很奇怪，管仲继续说道：“因为编栅栏时所用的木料曲直混杂。你若想让所选用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十分重要。如果第一根桩用了弯的，接下来的你就都得用弯的，直木就用不上了。反之，第一根用了直的，接下来的必然是直木，弯的也就没用了。”
管仲说的当然不只是栅栏的编排，直木曲木一眼就能分辨，并没有什么难易之分。管仲在以木喻人：如果一开始就做了错误的选择，用了奸臣，那接下来就只能是将错就错，很难纠正过来。进一步，如果身居高位的人品行端正，君子就很容易接近他，否则，就会奸臣当道。
在博弈法则上，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路径依赖”：人们一旦做了某种选择，这种选择会依照惯性自我加强，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强化它，一直强化到它被认为是最有效率、最完美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初始的选择本身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的放大效应。反之，就会顺势下滑，跌入糟糕的境地。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当然不是宿命，而是一种可以摆脱的劣势选择。
博弈法则：
初始的选择本身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的放大效应。这种机制使人们的选择要么进入良性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顺势下滑，跌入糟糕的境地，让人无法自拔。
将错就错，从劣势环境中突围
南宋时期，秦桧把持朝政，各地官员纷纷给秦桧送礼，甚至连给朝廷的贡品都要先送到宰相府，再送入宫中。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记载：有一天，皇后召秦桧的老婆入宫，在赐宴的时候有一道非常名贵的菜——淮青鱼。
皇后很得意地介绍淮青鱼，又问秦桧的太太王氏：“你吃过这种鱼吗？”
王氏想都没想，就说：“吃过，比这更大的都吃过。改天我给您进奉几条更大的。”
王氏以为自己奉承了皇后，回到相府后，立刻告诉了秦桧。
秦桧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蠢货，怎么能乱说话呢？我们家的鱼比宫里的还要大，皇上会怎么想啊！你想为我们招来灭门之祸吗？”王夫人听了，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秦桧见事已至此，骂老婆也不顶用了，只好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秦桧叫人准备了100条腌青鱼送到宫中。显仁皇后听说后，得意地笑道：“我就知道秦桧的夫人是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果真如此啊！这王氏要是有比皇宫更大的淮青鱼，我倒真要相信人家说的秦桧贪污的话了！”
青鱼和淮青鱼长得很相像,但个大，遍地都是。夫人说错话了，收也收不回了，解决问题是最要紧的了。这个时候，着急申辩只能越抹越黑，所以秦桧将错就错，送了便宜的腌青鱼充数，挽救了危局。
历史上有名的“神童”甘罗以过人的机智，也曾经利用“将错就错”的计谋，借助一个巧妙的比喻，使秦王收回了自己荒谬的政令，帮助爷爷解除了困境，同时还起到了讽谏的目的。
甘罗是秦国下蔡人，祖父甘茂曾担任秦国的左丞相。“将门出虎子”，在祖父的教导下，甘罗从小就聪明机智，能言善辩，深受家人的喜爱。
有一天，甘罗看见爷爷在后花园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唉声叹气，就问爷爷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秦王要吃公鸡下的蛋，如果三天内满朝文武找不到，就集体受罚。
甘罗决定替祖父解难。第二天早上，甘茂没有上朝，甘罗来到宫殿里替爷爷拜见秦王。
秦王很不高兴，问道：“你一个孩子来捣什么乱呢？你爷爷呢？”
甘罗答：“大王，我爷爷今天来不了了。他在家生孩子呢，托我替他上朝来了。”
秦王听了哈哈大笑：“你这孩子怎么胡言乱语呢！男人哪能生孩子呢？”
甘罗说：“既然大王您知道男人不能生孩子，那公鸡怎么能下蛋呢？”
秦王沉默半天，说道：“孺子之智，大于其身。公鸡的蛋就不用找啦。”
甘罗从此得到吕不韦的赏识，十二岁就做了吕不韦的门客，并奉命出使赵国，使赵国攻打燕国，为秦朝获得了十几座城池，秦王遂拜甘罗为上卿。
任何人都难免犯错误， 问题在于如果别人犯了错误，如何让犯错的人意识并改正错误；如果是自己犯了错误，如何避祸趋利。错误已经发生了，意味着开始存在的优势环境已经不存在，甚至转化成了劣势环境。这种情况下最忌讳的就是怨天尤人，而不去着手解决已经发生的新问题。将错就错，不是破罐子破摔的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应对，转化思路，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博弈。
博弈法则：
错误已经发生了，意味着开始存在的优势环境已经不存在，甚至转化成了劣势环境。将错就错，不是破罐子破摔的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应对，转化思路，在新的条件下布局新的博弈。
“意怠”哲学：走多数派之路以明哲保身
崇祯帝即位后，颇有振兴朝政、挽救危局的意思，一举诛灭了权阉魏忠贤，并向他一贯不信任的官员们发出了“文官不爱财”的号召。
澄城人韩一良当时刚被授予户科给事中，听了皇帝的号召，颇不以为然，就写了份上疏：“皇帝您号召‘文官不爱财’，道理当然是这样的，却行不通。现在哪里不用钱呢？哪位官员不是爱钱的人呢？本来就是用钱才买到的官，怎么能不用钱来偿还呢？……薪水太少了，侍奉上司要花钱，招待客人要花钱，考核、朝觐都要花钱，这些差不多就要上千两银子。天上不掉钱，地上不出钱，想廉也廉不了啊！我前两月就拒绝了出书的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还如此，其余的就不言而喻了。请皇帝严加惩处那些贪污最甚的人。”
崇祯帝看了韩一良的奏折，忽略了他的抱怨，光注意到他最后支持惩治的话，非常高兴，于是召见廷臣，当堂令韩一良宣读他的奏折。读完了，还把奏折给大臣们传看，然后说道：“一良忠直，可任命为佥都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