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地亚·哥拉哈运动”
抵达杜尔班后，甘地一行人商量了一下派代表去见张伯伦先生的日期，他们还起草了一份陈情书，要求英国人不可歧视住在纳塔耳的印度人。张伯伦看完陈情书后冷淡地说：“英国政府一向不干涉殖民地的事，但你们的生活看起来确实不太好。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接着，张伯伦又准备访问德兰士瓦。德兰士瓦的印度人要求甘地到比勒陀利亚作同样的陈情。那时，由于布尔战争的关系，德兰士瓦的入境手续非常严格，甘地拜托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亚历山大帮忙，好不容易才拿到一张入境许可证，顺利抵达比勒陀利亚。
他草拟了一份同样的陈情书，要求废止对印度人的差别待遇，同时，他也想再和张伯伦谈一谈。上次在杜尔班，张伯伦很快就接见了他，但这次却要求他们先递上陈情代表的名单。不料，两三天后，纳塔耳政府亚洲局方面来了一份通知，说是由于甘地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这次最好改派别人参加。
张伯伦根本没有诚意，他的答复仍和杜尔班时一样冷淡。代表团中有人就抱怨说：“甘地先生，以前发生布尔战争时，我们听从你的指示，为英国人效劳，可是，英国仍然对我们这样冷漠，没有半点感激的表示，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我不后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成立救护队是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接着他又说，“虽然向殖民大臣所作的交涉已经失败，但是我们已尽了全力，我想今后仍留在德兰士瓦工作，和各位共同从事争取印度人权利的活动，你们觉得怎么样？”
甘地话刚说完，在场的人立刻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
在约翰内斯堡，有很多由英国人经营的金矿公司，所以，这里的英国人更加盛气凌人，相较之下，印度人就显得更弱小了。因此，甘地便在约翰内斯堡开设律师事务所，重执律师业务。
他在约翰内斯堡开业以后，便想为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做点事，以保障他们的安全。约翰内斯堡有许多官员，负责管理亚洲人。不过这些官员不但没有好好地保护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的亚洲人，反而拼命压榨他们。
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向甘地控诉：“有权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许可，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只要花100 英镑就可以进来了。如果你不出来主持公道，谁出来呢？”
甘地觉得如果不消除这种现象，那他就等于白住在德兰士瓦了，于是他便开始收集证据。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材料后，他便控告了两个渎职的英国官员。虽然英国籍的法官一直偏袒两个官员，判决他们无罪，可是由于这件事已传遍各地，亚洲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开除这两名官员。从此以后，亚洲局的官吏便不敢再有渎职行为了。
这件事结束后，他的律师事务所生意越来越好，为他带来不少收入，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事。因此，他就想把大部分的收入用来从事一项新的工作——发行新闻周刊。
在1904年，有一个叫做马丹吉的律师曾向他建议说：“甘地先生，你应该办一份报纸作为宣传工具，以便有效地发展印度自治运动。”
其实，甘地早就有这个想法，经他这么一说，他更坚定了。因此，甘地就立刻开始准备新闻周刊的工作，并决定把这份周刊命名为《印度舆论》，同时发行印度文版与英文版。英文版是要让英国人了解印度人的疾苦，印度文版是为了唤醒印度人的自觉，并促进大家的团结。
这个刊物就在 1904 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他便把社论一栏交给甘地负责。这个评论，从创刊到1914年10年之间，除了甘地被捕入狱的那段期间外，每一期都有刊载，甘地集中精神，把他想告诉大家的话，经由这个评论专栏表达出来。在这些文章中，他除了提出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之外，也谈到世袭种姓制度的缺点、各宗教的教徒对立所造成的祸害，以及改进卫生习惯等问题。
虽然他们全神贯注于出版周刊，试图唤醒印度同胞的自觉和英国人的理解，但是，住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的生活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善，印度人的人格、权利也未因此得到改善。相反，情况越来越糟。1906年，又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就是所谓的《新亚洲法》即将在德兰士瓦议会中讨论表决。
《新亚洲法》的内容如下：被准许住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年龄在8岁以上者，都必须到亚洲局登记姓名，领取证明书。登记时，须交回原来的居住许可证，并在登记卡上写明姓名、地址、年龄、出生地、世袭阶级等；然后，再由亚洲局的人把印度人的长相、特征等记载下来，例如缺了几颗门牙、身上哪一处有伤疤等。最后，再盖上十个指头的指纹。
如果不在限期内办好这项手续，就视同罪犯，被送入牢狱，而且还要取消居住权，强制押回印度。警察为了检查他们是否随身携带证明书，可以随时搜查印度人的身体，自由进入印度人的住宅。
那年8月的某一天，在回约翰内斯堡的火车上，甘地买了一份报纸，才看到这则令人气愤的新闻。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会制定这样侮辱人的法律呢？真是欺人太甚了！
抵达约翰内斯堡后，甘地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印度的朋友们。他们听了都显得既惊讶又愤怒，便到处奔走，告知散居各地的同胞。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发动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所有印度人，于9月11日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
大会中，大家一致反对英国政府对德兰士瓦的印度人所订的《新亚洲法》。反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主张采用暴力抵抗，并立刻购买武器；另一个意见是，既然英国人这么压迫他们，那么干脆离开南非算了！
这两个意见甘地都不赞成。使用暴力抵抗一定会造成伤亡的悲剧，这是不值得的，而且会授人把柄，认为是印度人故意挑唆找事。至于主张所有印度人都离开南非，这也是信口开河，谈何容易呢？
甘地心里非常明白，一旦《新亚洲法》在议会中通过，就必须遵从它的规定，否则，就会被捕入狱或押回印度。可是，他与英国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已不可动摇，宁可受到刑罚也绝不屈服。于是他把早已想妥的办法——“非暴力抵抗运动”告诉大家：“即使《新亚洲法》在议会中通过了，我们也绝不遵从这个法案。万一因此而遭受刑罚，也要坚持到底。同时，绝不可采用暴力的手段来对抗。”
当然，如果只有10人、20人响应这个行动，也许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若相应的人数达到1000、5000，甚至1万人，那么，德兰士瓦的政府就不得不加以考虑了。
甘地想替这个新斗争方法取一个适当的名字，于是通过《印度舆论》征求读者的意见。不久，应征信纷纷寄来，甘地发现他的堂弟马干达·甘地所取的“撒达·哥拉哈（择善固执）”不错，但仍不尽理想。因此，甘地就稍微改了改，称这个“不合作运动”为“撒地亚·哥拉哈（把握真理）”。接着，甘地们又决定把设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大会改名为“撒地亚·哥拉哈协会”，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把这项运动扩展到整个德兰士瓦。
托尔斯泰农场
1907年3月，《新亚洲法》终于在德兰士瓦的议会中通过了，并决定从7月1日起开始实施，所有的印度人从7月1日起到7月底以前，一定要遵照新的登记法办理登记。
7月1日终于来临，“撒地亚·哥拉哈协会”也采取了对应行动，派人到约翰内斯堡的各个街口，阻止胆小的印度同胞前往登记。所以虽然办理登记的事务所早已准备就绪，敞开大门等待印度人前去登记，但是去者寥寥。倒不是甘地采取的行动产生了什么效果，而是打算去登记的人本来就没多少。
亚洲局的官员看到登记事务所一片冷清，才感觉到事态严重，便立刻出动大批警察，对“撒地亚·哥拉哈协会”施用压力。首先，他们把正在街头演讲的“撒地亚·哥拉哈”的会员逊得拉逮捕入狱。但是“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会员一点也不畏惧，反而认为发展“撒地亚·哥拉哈”实力的时机到了，每个人早做好了被捕的心理准备。
这样一来，亚洲局就觉得棘手了。他们大概认为只要把主脑人物赶走，这项运动就无法持续，所以就在这年年底，他们命令“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主要领导在48小时以内（有的在两个星期以内）立刻离开德兰士瓦。如果胆敢违抗，就要逮捕审判。
但是，由于协会的每个人都抱定坚持到底的决心，不肯屈从，所以都被抓了起来。接着，其他城镇的运动负责人也陆续被捕。
与此同时，约翰内斯堡以外的城镇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要求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在限定期限内离境，否则将被判刑。尽管如此，其他未入狱的“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会员仍毫不气馁，继续坚持。
由于民众中也有很多人支持这项运动，所以他们也被送进了牢狱中。这些被关进牢狱的民众，大都是贫穷的流动商贩，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做生意，所以随时会遇到搜查证明书的警察，既然没有证明书，当然马上就被逮捕入狱了。
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约翰内斯堡的监狱便关满支持“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人。这时，政府也感到头痛了。两个礼拜以后，德兰士瓦的殖民大臣斯穆茨将军便请甘地到比勒陀利亚谈判。甘地在狱卒的陪伴下，与斯穆茨将军讨论《新亚洲法》的问题。
谈判中，甘地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立即释放这次事件被捕的所有印度人；第二，把强制登记改为自由登记，半数以上的印度人登记完毕，即应立刻废止登记法。如果对方接受他的条件，他就立刻宣布停止这项运动。
斯穆茨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释放了所有被捕的人，同时，甘地也宣布停止这项运动。
为了信守甘地与将军的承诺，大家都主动去办理登记。当然，也有人对甘地的做法不能理解，认为他是“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背叛者，所以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
那一天，甘地和两三个朋友准备到登记事务所登记。在他抵达事务所的入口处时，突然有一个叫做阿拉姆的人迎面走来，这个人见到他就问：“甘地先生，你到这里有何贵干？”
“我来办理登记和录指纹。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进去吧……”
甘地话还没说完，突然感到后脑一震，眼前一片漆黑，他叫了一声“神啊”，就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甘地慢慢醒过来。
“啊！终于醒来了。”
甘地听到有人这样说，便慢慢睁开眼睛，四下一望，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英国牧师德克先生正站在床前看着他。此刻他只觉得臼齿和肋骨非常疼，又不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这是怎么啦？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被阿拉姆袭击了，你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正好经过这里，便立刻通知警察来制服他，并和吉普逊先生一起扶你到这里。现在阿拉姆已在警察局接受审讯了。这里是吉普逊先生的办公室。”
听到德克这么一说，甘地就强忍疼痛起身说：“阿拉姆被拘留了吗？唉，他肯定是以为我背叛他，我必须向他解释。请你到警察局保他出来好吗？”
就在这时，一些印度人簇拥着医生走了进来，此外，亚洲局负责办理登记的官员伽姆尼也来了。甘地对伽姆尼说：“我今天是来登记的，不料却出了这个意外，我现在没法走到事务所。可是我仍想登记，可不可以麻烦你把登记表拿到这里来？”
伽姆尼接受了甘地的要求，并很快送来登记表，填好表格，盖上指纹后，甘地又打电报给警察署长，要求释放阿拉姆。接着，他又写信给“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朋友，内容如下：
“关于阿拉姆的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因为他不了解我向德兰士瓦政府所作的承诺，以为我背叛自己的同胞，所以才这样对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希望你们还像以前一样善待他，不要怪他。我现在在这里得到德克牧师的妥善照顾，相信不久就会康复的。”
在甘地登记之后，许多印度人也踊跃前往登记。短短几天，办好登记手续的印度人已超过大半了。而“撒地亚·哥拉哈”的朋友都遵从甘地的意思，原谅了阿拉姆，没有一个人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接下来，就是德兰士瓦政府遵守诺言，废止《新亚洲法》的时候了，因为到目前为止，甘地对斯穆茨将军所作的承诺已全部做到了。
但是，令人愤怒的是，政府根本不守诺言，反而把他们主动登记的表格，当做实施《新亚洲法》的根据。而且，为了早日完成所有的登记手续，还把法律条文订得更苛刻。一向信守承诺的甘地，也开始对政府言而无信的做法感到失望。
“请遵守斯穆茨将军与甘地的约定，立刻废止印度人登记法。如果不肯实践诺言，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明书收集起来烧毁。”这是“撒地亚·哥拉哈”的委员在忍无可忍之下，对德兰士瓦政府下的一道最后通牒。
这道最后通牒限定政府必须在某个时间以前予以答复，可是期限到了，政府仍没有反应。
大家集体烧毁证明书，正好为政府的背信行为做最好的宣传，让大家都知道德兰士瓦的政府没有遵守与印度人的约定。所以大家决定烧毁证明书。
当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就绪时，德兰士瓦政府的复电才姗姗来到，说是“政府不能接受印度人的要求，将照既定规定，强制执行登记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