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本身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却给所有的印度工人莫大的鼓舞，他们心中都产生了一种信念——只要自己做得正，就不怕雇主的欺压，因为会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因此，开始有很多契约工人加入印度人会议，使这个组织逐渐扩大，而各种活动也陆续展开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894 年，纳塔耳政府又提出了“25英镑税法案”，议案的内容是：
一、印度劳工于契约期满时，必须立刻返回印度。
二、如果契约期限已满而不肯回国，必须每隔两年签订一次新契约。
三、既不回印度，也不签订新契约，而打算继续住在纳塔耳的印度人，每年必须缴纳25英镑的税金。
这个议案使甘地非常震惊！想想看，印度劳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14先令，一年下来也只不过8英镑而已，再怎么积攒也交不出这个数目呀。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他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
可是，他们的努力成了泡影，议案还是通过了。“25英镑税法案”送达印度政府当局。当时的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税，但同意收3英镑的人头税。
事实上，从25英镑减到3英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少了很多。可是这里所谓的“3英镑”并不是以家庭为计算单位，而是每个人要缴纳3英镑的税金。假如一对夫妻有两个孩子，每年就得缴纳12英镑。
甘地对印度政府的做法感到极端失望，便以“无可挽救的大失败”为题，写了许多论文加以抨击。可是，这个议案成为事实，无可更改。不久，3英镑税金的法案便开始严格执行了。
返回印度
1896年9月，甘地终于回到久别的祖国。这次回国并不是由于他在南非的活动已经有所成就，而是打算把妻子嘉斯杜白和两个儿子接往南非，继续为南非的印度人争取自由和权利。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甘地想让居住在印度本土的同胞了解南非的情况，以改变他们对同胞漠不关心的态度。
他回到印度，首先到拉奇科特探视妻儿，重温家庭生活的乐趣；另一方面，他利用闲暇，把南非的印度同胞所过的艰苦、凄惨的生活情形写成一本小册子，印刷了一万份，寄给全国各地的报社和政治家。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甘地的第一本著作，由于封面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称它为“绿皮书”。
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雇人也很费钱，于是甘地想出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他把当地所有的小朋友都召集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不上学的时候，义务劳动两三小时。这一点他们自愿地接受了。他答应把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一种奖励。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绿皮书”寄出去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由路透社摘要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总社的通讯员把摘要加以浓缩，转知纳塔耳分社。
但是，从伦敦发给纳塔耳的新闻却被浓缩成三行，而且夸大其词，引起当地白人强烈的反感，半年之后甘地重回纳塔耳时，便受到白人的仇视和严厉的指责。
“绿皮书”发出去后，甘地便接受朋友的劝告，到孟买去拜访绰号为“孟买之狮”和“无冕王”的梅赫达先生。
在他的想象中，被封名“狮子”，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人。事实恰好相反，梅赫达像一个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地接见了他。甘地想在孟买举行一个演讲会，他把这个计划告诉梅赫达之后，梅赫达很严肃地说：“甘地先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虽然我能力有限，但我仍会尽力帮助你。”于是，他便开始为他筹办演讲会。
这次大会是在捷汗吉尔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因为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也要发表讲话的集会，所以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这样的集会，在甘地的经历中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当他开始念讲稿的时候，他的声音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鼓励他大声念下去，而他的感觉是，这不但没有增加他的勇气，反而使他的声音越发低弱……
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使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接着，他又从孟买赶到了浦那。浦那的朋友对甘地说：“浦那目前有两个政党，我认为这次演讲会的主席最好由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如果你赞同我的看法，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适当的人选，就是此地的大学教授戈克利先生。”
甘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刻到浦那大学拜访戈克利教授。戈克利先生年纪与他相仿，27岁就当了大学教授。他还参与过印度国民会议派的创立工作，对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很有贡献。他和甘地一见如故，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接待他。
戈克利答应为甘地筹备演讲会，虽然会场的布置很简陋，但浦那地区许多有影响的人都应邀前来参加，使演讲会办得极为成功。
甘地觉得自己实在很幸运，在旅行演说中能够见到这么多学识渊博而又大公无私的人，他们也慷慨地给予了他许多帮助。
在甘地看来，梅赫达先生就像喜马拉雅山一般崇高峻伟，基拉克就像浩瀚无际的印度洋，而戈克利就是绵延平和的恒河。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测，印度洋广袤无垠，恒河温和可亲，任何人都能愉快地在那里沐浴徜徉。
继浦那演讲之后，甘地又到马德拉斯去，那里是他在南非营救过的工人巴拉森的故乡，大概正是因为这个，这里的群众格外踊跃。他印的一万份“绿皮书”很快销售一空。
当甘地转赴加尔各答准备演讲时，设于杜尔班的印度人会议的会员来了一通电报，说有急事，要他立刻赶回杜尔班。他想一定是纳塔耳的印度人遭遇重大事情了。因此他便立刻赶回拉奇科特，携带家眷到孟买，然后搭乘“格兰号”汽船前往杜尔班。
再度到南非
抵达南非后，甘地才知道，他们之所以会打电报给他，是因为居住在南非的印度人境况越来越悲惨。白人经常随便找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欺负他们，而他们又毫无反抗的力量。可是，这种事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必须要有长远的计划。
甘地便把妻儿安顿在德尔班，然后又继续从事印度人会议的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是因为有家人陪伴，日子倒也过得平安愉快。
两年之后（也就是1899年），爆发了所谓的“布尔战争”。布尔战争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前面已经说过，布尔人是最早移民南非的荷兰人的后裔，平时也饱受英国人的欺凌。他们终于忍无可忍，决定用武力反抗了。由于同病相怜，甘地当然在内心里同情布尔人。
甘地虽然同情布尔人的处境，但又不能不为印度人本身的利益着想。他对印度同胞说：“各位，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印度人的境况能否得到改善，全赖英国人的态度。如果我们想要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就必须效忠于英国，站到英国那一边上。所以，我主张由我们自己组成志愿军，加入战争，保卫不列颠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