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人，著名哲学家。历任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7.论学术的空气
朱自清
人们不该还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实验室里，得正视现实的人生，在自己的岗位上促进新的发展，而这也才是做。
现在还常有人说北方的学术空气浓厚，或者说他喜欢北方的学术的空气。这是继续战前的传统的看法，也牵涉所谓“京派”和“海派”的分别。战前所谓“京派”大概可以说是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所谓“海派”大概不免多少为名为利而撰作。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分别，如果说到各个人，却尽介例外。一方面就战前，中央研究院南迁了，北平的旧书铺在南京上海开分店了，学术的空气已经在流动之中。战时大家到了西南，抗战的空气笼罩了学术的空气，然而四川的重庆、李庄和成都，以及桂林和昆明，以及上海，都还能够多少继续着学术的工作。到了战后这两年，起先是忙于复员，接着是逼于战乱，学术的工作倒像是停顿起来。北平各大学去年复原以后，其中有些人在各报上办了不少的学术性的副刊，大概是文史方面的；乍看比战前的学术空气似乎还浓厚些，其实不然。这些副刊里的论文其实应该发表在学报上，因为没有钱出学报，才只好委屈在副刊上，撑撑场面，爱读和能读的人恐怕只是那么些个。这些论文都不免“历史癖与考据癖”，是足谓“京派”的本来面目。这种面目却也出现在南方一些报纸的副刊上。一方面所谓“海派”却扩大了、变质了，趋向为人生而学术，为人民而学术。在青年人的眼中，新的“海派”似乎超过了老的“京派”。但是无论南北，不管“京”“海”，在这漫天战火之下，总有一天会“火烧眉毛，且闻眼前”将学术丢在脑后的吧？而这个似乎已经是现在一股青年学生的态度。青年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们不能无视，我们得看看学术的前路。
战前的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确在长足地进步。中央研究院和一些大学的研究院的工作都渐渐有了分量。于是没有研究院的大学都纷纷设立研究院，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也或多或少地在外国人资助之下办起来了。于是研究的风气盛极一时，学术空气浓厚到无视大学本科教学。笔者曾亲耳听见一位新从外国回来在大学里任教的一位教授说：“我们要集中研究的工作，教书不妨马虎些。”社会贤达在提值书院制，因为书院里可以自由研究，不必论钟点、算学分。大学生也异口同声要在毕业后进研究院继续读书。那时候教授俨然分为两等，研究教授第一等，大学教授第二等。知识或学术的估价算是到了最高峰。这也未尝不是好现象，结果无论在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了新发展。然而理论上似乎总欠健全些。研究得有基础，大学里的训练不切实，研究的风气是不会持久的。再说现代一般的大学教育是大量的教育，要培植各方面的领导人才，不应该也不可能专门培养学者或专家。在仿效美国学制的中国，没有多少专科学校，一般人也不着重专科学校，大学的政策更不该偏到一边儿去。事实上大学毕业生虽然热心进研究院，等到考进了研究院，热心研究的却并不多。他们往往一面注了册，一面就去就业。有些长期不到校，“研究生”只剩了一个幌子。这样半途而废或从未上路的很多，能够在研究院毕业的却很少。北方如此，南方更如此。至于具体的书院制，我们这个工业化的动的现代不需要，也未必能容纳。现代的研究，就是在人文科学方面，也得有个广大而结实的基础，书院是不能负担这个任务的。尤其是就业，青年人在书院里修业告一段落之后，单就资历而论，自然赶不上大学，不用说研究院，在训练方面，一般地说，恐怕也是如此。在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的局面里，找出路一定很难。我们看了过去的和现存的几所仅有的书院的情形，就可明白。
战前的过分浓厚的学术的空气使有些人担忧，他们觉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走上“缓慢而费力的”的“窄而深”的路，固然可喜，可是忽略了“全体大用”，也不是正办，特别是人文科学。因此有的人主张大学应该造就的是通才，不是专家，有的人主张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些主张渐渐地采用到大学的课程和制度之中，然而这时候的青年学生并不注重这些，他们要的是专业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使他们便于就业，或者早些成为专家。便于就业就是急于应用，这显示了一个新方向；外患日深，生活逼得人更紧，研究的憧憬黯淡起来了。于是乎来了抗战。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关都迁到了西南，生活的艰难和设备的贫乏使得研究的工作几乎不可能，特别是自然科学。然而大家还多多少少在挣扎着。可是这真到了急于应用的时代，教育部制定了提倡理工的政策，大学生集中在经济学系和工学院，特别是工学院，人数似乎一年比一年多。一方面又有了许多的训练班和专修科出现。这种普遍的注重应用，更冷落了研究工作，稀薄了学术空气。
一方面在美国也有人在控诉那学术至上的态度。拜喀尔的“美国教师”一书中有一章“象牙实验室”批评自然科学研究者只知研究不知其他，颇为恳切。“象牙实验室”是套的“象牙之塔”那个词，指摘人们的逃避现实生活的态度。这是在重行估定知识成学术的价值。这种估价得参照理论与应用，现实与历史，政治与教育等错综的关系来决定。美国也有人如布里治曼相信该由知识阶级来计划领导这世界。但是那需要什么知识呢？知识阶级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呢？问题真太多了！
胜利来了，不幸的我们是“惨胜”。一切都“惨”，研究工作不能例外。生活更是越来越艰难，大家仍然只能嚷着调整待遇，不能专心工作。少数的大学和研究机关，设备也许比抗战中好些，但是单单设备好些不成。何况还是设备贫乏的居多数！学生有公费，固然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在这动乱的局面里，还是不能安心读书。他们可要领导起人民来创造一个新中国！这和布里治曼说的领导并不相同，那似乎是专家独占的领导，这些青年人却是自己作为一般人民领导着。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对于知识或学术的态度。他们要的是什么知识呢？他们喜欢不喜欢学术空气呢？如上文提到的，他们大概不喜欢学术的空气；他们要的是行动的知识，而大学教育里却没有。他们热心于救国，觉得大学里面的知识永远不救近火，似乎大部分没用；可是他们是大学生，不学这些又学什么呢？他们就生活在这矛盾里。一方面战争老没个完，他们照着规定的学了，却比抗战前抗战中更看不到出路。这又是一个矛盾。十来年前上海早就有几位提出“学问无用论”，现在的大学生大概多多少少是觉得“学问无用”的。我知道有些高才的大学生最近或者放弃了学术投身到政治的潮流中去，或者彷徨不安，面对着现实的政治，不忍心钻到象牙塔或是象牙实验室中去。这真是我们学术的损失，然而实逼此，他们的心情是可以谅解的。
有些人说过这时代是第二回的战国时代。战国虽然是动乱时代，然而经济发展，有欣欣向荣之势，所以百家争鸣，学术极盛。照现时这“惨胜”的局面看，我们却想到了三国时代。
《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鱼豢的《魏略》这么说：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炎，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谓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请太学。太学请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章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回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嗟夫！学术沉陨，乃至于是！
这些情形有些也描写了我们的时代，然而不尽同。我们并不至于“人怀苟且”，“竞逐”“浮虚”；那时学术的中心在一些家族，大学这是个避役所，我们的学术中心还在大学，这些社会化的大学还在起着领导作用。即使不幸动乱变成了混乱，大学暂时解体，但是相信和平一恢复，就会快快复员的。因为什么样的局面都需要大量的领导人的，训练班和专修科是不能供给这种领导人才的。像鱼氏描写的“学术沉陨”，我们相信不会到那地步。但是大学也得明白在这时代的地位和任务，不能一味地襞积细微，要能够“统其大义”，也就是“全体大用”。人们不该还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实验室里，得正视现实的人生，在自己的岗位上促进新的发展，而这也才是做。
这种新的学术空气虽然一时不能浓厚起来，却是流通的、澄清的，不至于使我们窒息而死于抱残守缺里。
8.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
梁漱溟
十年岁杪，借年假之暇，赴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教育杂志》主编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两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志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育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它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