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中央专门委员会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机构，在中国成功地研制和试验第一颗原子弹，推动中国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中，它起到了决策、领导和组织实施的核心作用。作为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他对促进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我国的尖端科技事业，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1962年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到1974年周总理病重住院，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共主持了40多次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他对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是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培养、专业队伍的聚集和思想建设，从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组织项目攻关、各个方面的协调，到每次试验的通盘部署、具体组织，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
一、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斗争日趋激烈，霸权主义者乞灵于核讹诈政策，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受到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纵观世界风云，瞩望人类前途，看到要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消除核恐怖，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为此，他对一位夸大原子弹威力的外宾说：“原子弹威力再大，无非是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有什么可怕。”他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当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大跃进”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3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损失巨大，人民生活困难严重，边境上又遭到外来的武装侵扰。此时，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所有的中苏经济技术合同，使我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原子能工业更是首当其冲，从1959年6月开始，苏方就已停运各种器材，拒绝交付技术资料，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而美国早就对我们实行着严密的封锁。
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从来不对任何压力屈服。面对这内忧外患的重重困难，毅然吹响了向尖端科技高峰攀登的号角。
1962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向党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报告中引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1964年做好爆炸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设想，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
11月2日，邓小平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随后，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指周恩来同志）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
邓小平总还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中央领导的这些讲话，使科技工作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
从此，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中，又肩负起一项新的重担--领导开创尖端科技事业。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科技人员坚持不懈，排除万难，使得我国的“两弹一星”走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
二、加速研制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问时任第二机械工业（核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5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4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刘杰等人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像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需的装料氘化锂-6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5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
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10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在1968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恩来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1956年1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并对《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予以肯定。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还为科研人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16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科技工作者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恩来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他的指示，二、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恩来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周恩来才批准于1966年10月27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966年12月10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刘杰乘专机前往处理。当刘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周恩来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
刘杰飞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周恩来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1966年12月28日12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周恩来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严重干扰，身心疲惫。但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当即把刘杰等几个人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刘杰等人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来到离西花厅只有一墙之隔的中南海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刘杰等人，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闻讯后坦然表示，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他念起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刘杰等人要经受得起眼下政治风浪的考验。接着他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比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1967年6月17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这次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泽东1958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恩来提出的1968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比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三、两弹结合试验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周恩来就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长远规划和一些科研课题，如：重水、分子筛、科研和教学用的反应堆及核心设备的攻关等；周恩来还指示要加强二机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机部做好全面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二机部一系列后方建设的重要政策，要求学习“萨尔图”（即大庆）经验。在做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来又决定把批准权下放给二机部，并指出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到专委会上来，今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分头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