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很多想法。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历史带给我们的礼物是感动。”作为一个从事历史研究二十余年的史学工作者，作者本人居然许久许久都不曾明了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这句话，以至于长时间都不敢自报家门。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横行潮汕，到处烧杀淫掠，致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
昔日喧闹繁华的潮州城一片死寂，人们纷纷逃往乡间。
兵荒马乱，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疮痍满目，哀鸿遍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悲惨世界的凄凉的残破的甚至血雨腥风的历史残卷。
1940年晚秋，一个天未亮的凌晨，寒风瑟瑟，月色蒙蒙，父亲李云经带领一家六口，开始长途迁徙。他们跋山涉水，从梅县、惠州、鲨鱼涌到深圳，小心翼翼避开日军的血腥铁蹄。历经艰辛，担惊受怕七日，终于来到当时尚算太平安静的香港，投奔庄碧琴的弟弟，也就是李嘉诚的舅舅庄静奄先生。
庄静奄是香港钟表业的老行尊。庄氏与李嘉诚一样是潮州人，而庄静庵更是香港第一代钟表商人，年轻时靠数百元白手起家。
庄静庵1908年在潮州出生，小学毕业后到广州谋生，在一个银号做学徒，由于为人聪明机灵，办事勤快获升至经理，之后自立门户转行做贸易生意。1935年，庄静庵靠自己在广州积攒下的数十两碎银子，在港岛上环开办了一间小小的钟表配件作坊，小打小闹，专门生产皮质、布质表带。庄氏薄利多销的灵活经营策略十分奏效，很快就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闯出一点名堂。
庄氏不满足于仅仅制作表带，扩大再生产，将生意逐渐扩至机械零配件。由于薄有积蓄而成立了中南钟表公司，而且先后取得乐都表及得其利是表的代理经销权。庄氏的生意已有相当之规模，公司设于德辅道中的中南行十一楼至顶楼。庄静奄凭着自己的精明与不懈努力，终于成为香港上流社会的殷实大户。在香港，像庄静奄这样的人家，是典型的吃洋肉、喝洋酒、坐洋车、住洋房的上流社会人家。
李云经一家到来时，妻弟庄静庵安顿李云经一家在中南表行的货仓住下，设家宴为面黄肌瘦的姐姐、姐夫一家洗尘。对故土怀有深情厚谊的庄氏仔细询问了家乡潮州的近况，然后为姐夫详细介绍了香港现状，劝李云经不要着急，先安心休息，逛逛街，熟悉熟悉环境，再慢慢找工作。
庄静奄还意有所指地安慰李云经父子，在香港这个充满机会的社会，只要自己肯努力，肯进取，肯拼搏，就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过上温馨舒适的好日子。李云经先生何尝不急，一家六口的衣食住行，都等待他去打点。在香港，不可能靠别人生活，就算是自己的至亲。饱经风霜的李云经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庄静庵闭口不提让姐夫李云经到他的公司做职员，这倒是李云经夫妇万万始料不及的。一时难以接受的庄碧琴想去张口问一问自己的亲弟弟，被李云经默默地拦住了。
李云经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固有的清高孤傲，就算是已经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使得他也不大可能张开口去求人。另外，他也想到，既来之，则安之，一切最终都还是要靠自己争取，让自己到外面找工打工吧。天无绝人之路，天生我材必有用，这里始终是香港。自己毕竟读过几年书，知书识墨，总还能派得上用场。相信养家糊口应该没问题。第二天，迫不及待的李云经就开始走街串巷，漫无目标地寻找工作。
然而，当时的香港又是怎样的情形呢？1937年，内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人口一下子猛增了近80万。其中，1937年，有10万人涌入香港避难，1938年达18.8万人，1939年头五个月就达30万人。其结果如1938年8月30日《星岛日报》所描述的那样：
“所有楼屋和房间都一扫而光，完全住满了，业主们乐得眉开眼笑。聪明的业主认为时机不再，增加租金，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无屋阶级都受够了。
有人在背后狠命咒骂业主丧绝天良，有人在悲歌饮泣，请业主把良心捧出来，不要乘危而取。然而，这有什么用处呢？他已经无良心可捧。”
“有的竟在骑楼下生男生女，实行着家庭生活。”许多骑楼的主人对露宿者非常讨厌，就在骑楼下贴出告示，此处不准睡觉，违者送官究治。于是，露宿者连乞求的权利也没有，只好向别的街角移动。在清冷彻骨的寒夜里，只有街头歌者那哀怨的歌声，温存抚慰着他们那绝国的心情。
世态炎凉
此时的李云经先生，依然秉持自己的固有信念与做人的原则，一来不想给妻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妻弟，已是万不得已。二来还希望能够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看重的清高与尊严。况且，李云经也甚自负，毕竟自己也算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
当时，李云经先生逃亡到香港的另一个原因，是长辈的亲友中有一人被日本人任命在当地做官。此人与李云经素有交情，很看重李云经的才学，每隔一两天便派人来游说李云经回潮安替日本人做事，甚具民族气节与做人傲骨的李云经坚辞不受。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与不必要的麻烦，只好远走他乡，与这位亲友不辞而别。
李云经先生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不甘心国破家亡，也不愿在日寇统治区苟且过活。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到香港后，他才发现，香港的一切依然艰难，甚至更困难过乡下。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香港，尤其在日占时期，经济萧条，百业不振，李嘉诚一家在香港谋生异常艰难。李云经四处奔波，希望能找一份小工，可以养家糊口。但是，就像每日初升的太阳的希望，随着日落而渐渐变成日复一日的失望再失望，甚至几近绝望。
《华商报》记者黄达才1941年在《今日的香港》一文中有活灵活现的描述。“物价涨房屋贵，而薪水阶级的收入，却不能跟乘风赛跑。”那些侨居香港的同胞，“十之九五，在生活上，像热锅上的蚂蚁，苦闷，焦虑，极度不安。”
“有的人正在发国难财，把物价抬得高高的，也有人吃不消生活的煎熬，穷苦，饥饿，病亡，走险。恰恰成一对照，反映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个堂堂正正的校长，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一个忧国忧民的君子，为了五斗米，就算愿意折腰，居然也徒叹奈何。可以想见，李云经先生的内心熬煎犹胜于肌肤肠胃的痛苦。
李云经的品格虽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在环境的逼迫下，他也不得不努力使自己与环境融合。他面对现实，对儿子的教育，按照行话来说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他不再死抱着古圣先贤的风范训子，而是要求李嘉诚必须变通，简单讲，就是“学做香港人”。尽可能融入香港社会。这首先得迈过两个坎儿，即一要学会广东话，二要攻克英语关。因为李嘉诚来自潮州，讲的是潮州话。在香港不懂粤语，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另外，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其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是香港社会的最重要交际工具。尤其在上流社会，英语更是通用语言。直到今天，说英语依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至少在某些人看来是这样。
在潮州城虽然我们家境并不富裕，但是父亲一辈都是读书人出身。记得小时候，父亲无论到哪里去都会带着我。当时我可以感觉到父亲是受人尊敬、被人看重的。
到了香港，可能这里的生活比较忙碌，待人的态度明显不同，这一点印象我很深刻。我12岁到香港，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很生性，很懂事，绝对不要给父母添任何烦事。
李嘉诚初到香港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香港的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当时的李嘉诚，可能除了怨恨，很难有其他的想法，如果有，那一定是蕴藏在心中的要改变贫困现状的信念。
李嘉诚深刻领会父亲的苦心。他把学广东话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练不辍，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与港人的整体英语水平是分不开的，掌握了英语，就能够更好地从事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来港之初，李嘉诚再也不是什么学校骄子，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在听天书，如坠云雾，简直不知所云。而其他的同学，自小就开始了对英语的学习，所以听起老师讲课来毫无困难。
李嘉诚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并因此产生一种莫名的自卑心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但是，这种自卑，不是变为沉沦，而是成为向上的无穷动力。他知道，在香港，想做大事，非得学会英语不可。因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掌握英语。
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如痴如醉，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他怕影响家人的睡眠，便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每日天刚蒙蒙亮，他就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苦练英语会话能力。即使后来因父亲过早病故，李嘉诚辍学到茶楼、到中南钟表公司当学徒，每天十多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后，他也从不间断学习英语。他怕遭到茶客的耻笑和老板的训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靠着墙角，快速拿出写好的纸片看一眼。
李嘉诚因为从小好学善学专学能学会学多学快学易学，记忆力也异常惊人，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终于逾越了英语难关，能够较熟练运用英语书写与会话。
拿起破旧的教科书，他既是学生，也是老师。无数昏黄灯光的夜里，他摸索教学、出题、答案的逻辑，寻找每个篇章的关键字句，模拟师生对话，自问自答。直到现在，他还保持这样的习惯。
“孤独是他的能量，也是他的朋友。独处时，他脑海会开始做思想的挣扎，会不断自己抛问题、自己回答。”他的一位友人说。正如叔本华在他的《论天才》一文中，曾引西塞罗的话说：“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
李嘉诚自律惊人，除了《三国志》与《水浒传》，几乎不看小说，不看没有用的书。他也确实没有权利娱乐。没有学历、人脉、资金，想出人头地，自学是他唯一武器。“上学对他来说是正面的，因为‘不足感’缠绕在心里，他害怕自己不足，所以学习能力特别强。”李嘉诚友人评论道。
从李嘉诚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环境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因此不断学习以适应环境，进而适应创造新的环境，是一种最重要的谋生或创造自我价值的能力，这也是李嘉诚成功的不二法门。
李嘉诚审时度势，能够在异常艰辛的困苦环境面前面对现实，顺应环境变化，转变观念，懂得抛弃自己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吸收新环境中有用的新东西，迅速适应了陌生的环境并在其中挥洒自如。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造就了商圣李嘉诚，不如说是李嘉诚适应了香港，战胜了香港，甚或改造了香港。
其实，李云经除了庄静奄一家较为直系的亲属外，在香港还有几家远房亲戚，他们偶尔也会上门看看，带来几斗米，扔下几文钱。无奈，长贫难顾。这些人家也渐行渐远，失去了联系。
生活窘迫
几经艰辛，李云经总算在香港找到一份差事，在一家公司做小职员，获取微薄的报酬。这点少而又少的酬劳，对走投无路的李云经来说，至少也可以算得上是个心灵安慰。但是，要养活一家六口，依然是三餐不继，上顿不接下顿。日复一日，李家生活依然穷困不堪。
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带着李嘉诚的弟弟妹妹返回潮州，李嘉诚则跟随父亲留在香港。看着相濡以沫手足情深的弟弟妹妹，迫于生活，依依不舍地含泪离开父亲，小小的李嘉诚把眼泪硬是咽进肚子里。
香港的太平日子还没过上几天，日军疯狂邪恶的炸弹便在九龙港岛街道甚至民居炸开了花。1941年12月8日，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日，日本开始了对香港的大规模野蛮空袭。12月25日，对英国人来讲，是个悲惨的甚至是耻辱的黑色圣诞日。孤军奋战的数千英军，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乖乖地成了日军的俘虏。
日本人血腥四溅的太阳旗，不费吹灰之力就插到了太平山顶。香港进入了暗无天日的日占时期。漫长的四年，痛苦的四年，绝望的四年。当然，也是英国人、香港人耻辱的四年。过惯了小国寡民，小街横巷，悠闲自在生活的香港人，在日军铁蹄下胆战心惊地痛苦呻吟着。惨无人性的日军，为了维持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搜刮掳掠，将香港的仅有物资掠往日本，或转往东南亚。
战争年代，物资奇缺，特别是，此时战火已经波及南中国大部分，大量的难民涌进香港，粮食匮乏。日军为了便于控制，实行战时配给制，每日定量供应大米。据林友兰的《香港史话》记载，香港1945年12月初的惨景，“1941年买一斤牛肉只需4角，现需2元，普通蔬菜，每斤只需5分至8分，现需2角至4角，茶楼点心每碟只需5分，现已涨至2角至3角。普通民房每层月租30元，现已涨至100至150元。”
李云经的微薄薪酬，连交房租都成了很大的问题。香港人生活在从来不会遇到过的惶惶不可终日中。想到今后的生活，想到母亲与弟弟妹妹被逼骨肉分离回到乡下，生活无着的困惑，李嘉诚感到难以名状的悲哀。李嘉诚后来有感而发：
每个人都必须去承担生命中自己的那一份忧伤，否则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做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