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但对于社会上的那么多坏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无法理解，对此，孟子的解释是以树木来比喻。他说：“齐国东南有座牛山，那里的树木本来茂盛又美观，但是那里位于大国郊边，人们经常拿斧锯、柴刀去砍伐，这样一来，还能期望它继续保持旺盛美观吗？还有大山上的小草，它们日夜在生长，受到雨露的滋润，并没有停止萌生枝芽，但是牛羊又把它吃了，所以才变得光秃秃的。人们看到这光秃秃的山，就以为从来没有生长过林木，难道这是山的本性吗？
“在人们身上，难道真的没有仁义之心吗？人之所以失掉原来的良心，就如同斧锯、柴刀砍伐树木一样。天天砍伤它，还能让它保持美德吗？
“一个人，日夜所生息的，在天亮前，性气还很清明，他的喜好与厌恶之心本与一般人差不多，但是经过白天的所作所为，那点清明的性气就被扰乱消失了。经过这样一再反复地扰乱消失，那夜间生长的清明性气就保存不住了。夜间生长的清明性气不能保存，那就和禽兽相差不远了！人们看到他与禽兽差不多，就以为他本质是坏的，难道这是人的本性吗？
“所以，只要适当培养，天下没有不生长的事物；如果没有适当培养，那任何事物都会消失的。孔子说：‘把握住就能存在，舍弃掉就会消亡。进出没有确定的时候，就不知道他的方向。’这就是指心性而说的吧。”
孟子的滔滔雄辩，简直无懈可击。他相信“恶”存在于人身之外，是因后天环境或被物欲蒙蔽所致，善性才会变得昏暗，但这绝不是人的本性。
孟子还提出比喻，说：“年岁丰收，生活有所依靠，子弟们大多很懒惰；凶荒年月，为了生存，子弟大多很残暴，常常做坏事。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性情有所不同，而是因为他的心受到环境的迷害，才会这样的。现在就拿大麦来打比方，撒下种子，用泥土覆盖，种植的土地和种植的时间是一样的，便一起茂盛地生长起来了。等到一定时候，都成熟了，纵然收获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其中有土地的肥瘠、雨露滋润的厚薄、人们耕作时勤惰不一的缘故。
“凡是同一类东西，都很相似，为什么说到人性时就怀疑它不一样呢？圣人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虽然不确定脚的大小便去做草鞋，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做成一个像是盛土的畚箕。’因为草鞋的式样，大体上都差不多；人们的脚，形状大致都一样。另外人的嘴巴对滋味的爱好，耳朵对声音的喜好，眼睛对美色的喜好都是一样的，那唯独人心就不一样了吗？人心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的天理和事事合宜的正义。不过，圣人先知先觉，能够先得到我们心中相同的理、义罢了。所以我们心里喜欢天理和正义，和我们的嘴巴喜欢吃肉是一样的道理。”
总之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是人人都具有良心的善端，将其扩展、充实，就是善人。仁、义、礼、智等四善端，乃人性所固有的。但是对于社会上现存的坏人、坏事，孟子则认为是因为受环境及后天的物欲所蒙蔽。
孟子主张在政治上摒弃功利，讲求王道，而王道的反面是霸道。孟子前后两次去齐国，齐威王和齐宣王一见面就问起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的事。孟子很不以为然，反应也很冷漠，只冷淡地表示孔子之徒没有谈及此事，因此没有记载留传。孟子其实根本不愿讨论这种褊狭的称霸事迹。
孟子认为，以武力制伏人，不能让人心悦诚服，要施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他经常把文王、商汤的先例分析讲解给诸侯们听。
所谓的“王道政治”，简单说来，就是施行仁政、爱民为先。孟子也给各国诸侯提出了具体的施行方法，宗旨就是一切要为百姓着想，以百姓的意志为依据。齐国征伐燕国的时候，孟子认为以暴制暴的做法终会受到燕人的唾弃和反抗，结果不出所料。
孟子处在时局混乱的战国时代，大小诸侯并立。有的在竭力谋求自保；有的则一味想扩张领土，吞并弱小，满脑子都是功利思想，个个想称王称霸。孟子提出“仁者无敌”的王道理论，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迂腐而不切实际。事实上真理只有一个，齐宣王征燕失败就是最佳明证。
另外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敢于在统治者面前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实在让人钦佩。当齐宣王问武王伐纣之事时，孟子毫不客气地告诉齐宣王，只听说武王杀了一个叫做纣的独夫，孟子认为这种残民以逞的暴君，根本就不配称为人君。武王是为民除害，他不是弒君，而是铲除暴虐无道的独夫。
另外孟子很重视修养，他提出的修养重点有四，养气、寡欲、求放心、知言。
一、养气。孟子曾告诉公孙丑说，他善于培养浩然之气。气的根本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气”是情感的作用，“心”是理智的主宰。如果不得于心而求之于气，那就会理智不明，情感妄动，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孟子提倡“持其志，无暴其气”。志，是气的主宰；气，充塞了全身，和身体都受志的指挥，志到达哪里，气就跟到哪里。那么如何让“气”充塞于人体？孟子认为，首先要培养勇气。如何培养勇气？则在集“义”。如果凡事都合乎义理，内养浩然之气，一方面可以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就可以见义勇为。历史上的圣贤豪杰、忠臣烈士们之所以能成就丰功伟业或舍生取义，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二、寡欲。孟子说：“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想那本心不愿去想的私欲，这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要求仁义理智的道理，就能得到，放弃了，就会失去。因为这种求是我们本性所具有的。但是富贵利达，去求要有道理，得到它也要有命运。这种求对于得没有帮助，因为所求的是身外之物。”“养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私欲。”
多欲者，心胸窄，寡欲则宽。多欲者，心境忙，寡欲则闲。多欲者心术不正，寡欲则平。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但要有所节制。欲望过多往往会让人陷入不德不义，小则身败名裂，大则足以亡身。能够把心头打扫干净，不为尘染，不为物累，那是何等自在、何等潇洒啊！所以，孟子认为寡欲对人的修养很重要。
三、求放心。就是去邪欲、存良心。孟子教人遇事要反求自己的心。“仁道是人的本心，义理是人的大路。舍弃大路不走，丢失本心不去寻求，实在是可悲！有人丢失了鸡狗，都会去找寻；自己的心丢失了，反而不去寻找。其实，研究学问没有其他途径，只要把丢失的心找回来就行了。”
四、知言。能知言则不惑，能养气则不惧。孟子在齐国出任卿相之初，公孙丑曾与孟子对此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
公孙丑问孟子说：“什么叫做知言？”
孟子说：“听别人偏执一端的话，就知道他内心蒙蔽不明；听别人放荡无礼的言辞，就知道他的心已经陷溺不拔；听了别人混淆是非的话，就知道他已经叛离正道；听别人言辞支吾闪烁，就知道他心里委屈穷于应对。
“以上四种言辞发自于内心，如果是一个从政的人，就会对他施行的政务有危害，继而危害到国家。哪怕圣人复活，他也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推行仁义说
孟子承接了孔子提倡的“仁”，但孔子是要把骨肉亲情的一种自然情感推及一般社会，让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来维持社会秩序。孟子重新树立仁义说，也是为了对抗当时盛行的杨、墨学派。
公元前5世纪末，即孔、孟中间时期，墨翟派最活跃。墨翟是鲁国人，曾在宋国出仕为官。他最早学习的是儒学，但是后来却成为了儒学的激烈批评者，并自成一家，弟子遍布天下。墨翟倡导兼爱、尚节用。他认为儒家所说的“仁”，是以家族爱为主，需要进行突破，成为平等无差的博爱，这也就是所谓的“兼爱”理论。墨翟认为儒家的礼乐及重视葬仪等做法是浮夸的虚饰。在《墨子·尚贤篇》里就有“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理想，这说明在春秋末期，一般庶民已经有了逐渐抬头的趋势。墨翟就是要推翻世袭的贵族制度，建立一个以个人才能为主的新秩序、新形象。
孟子对墨翟的思想不能苟同。家族本来就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不能破坏它，家族的紧密结合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基本要素。但是，近亲和远亲一定是有差别的，给予理性立场的差别，就是请求“义”的德。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还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他认为“仁”是发自人内心的自然，但是“义”却是实践仁所必经的道路。在人际关系上，要根据现实情况来决定自己所要采取的态度，这种德就是义。他认为墨翟的理论不切实际。
还有与墨翟持相反论调的杨朱，他认为人要保持个人的主体性，不要因国家社会问题而迷失了自己。孟子认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偏激主张，对民心及国家社会都没有好处。
孟子不赞成前面两个极端，他提倡仁义道德，走中间路线，属于保守派，但是他求取进步的态度很积极。他的主张是反对急剧的改革而采取渐进主义。但是想要让他的仁义思想普行天下，仍需循着政治的途径，才能达到目的。因为这个理由，他便开始游说旅行。
孔子当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长途跋涉，周游列国，历经了许多的艰危困苦，也受了不少的奚落嘲讽。但他从不气馁、沮丧，依然乐观地勇往直前，后因年纪老迈，才重回祖国，著书立说并教育子弟。
孟子时候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起百余年前已大大改善，平时就有很多新兴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们，以流浪人的姿态，络绎于途。他们都希望用自己所学及专长受到人们的赏识，而各国君王也以宾客之礼相待。
这些人，如果受到哪个国家的君主或权贵的赏识与重视，从此便生活无虞，甚至还能马上飞黄腾达，权倾一时。
如战国末期，齐国的孟尝君就养有3000食客，这些人中有专家、学者，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被他罗致帐下。孟尝君后来到了秦国，秦王本想重用他，没想到他被人陷害，秦昭王准备杀了他，以绝后患。他得到消息连夜逃走，到了函谷关时，天还没亮，按照规定，关口不能打开，而孟尝君也无法离开。孟尝君一行人正因担心追兵赶来，焦急万分之时，食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有人模仿鸡啼，骗过了守关官员，以为天色已亮便打开了关口，孟尝君一行才侥幸得以脱险。
可见，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不愁没人赏识。
厚葬母亲
孟子从小没有父亲，家境清贫，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母亲的的教育对孟子日后的影响也很大。孟子对母亲也很孝顺，在他巡游列国时，为了便于侍奉，他一直与母亲在一起，以尽孝道。
孟子在齐国出仕为卿，收入还不错，生活上得到了改善。他希望年迈的老母能舒舒服服地颐养天年，但是事与愿违，公元前321年，即孟子出仕的第二年，他的母亲因年轻时生活困难，积劳成疾，现身体逐渐老迈，所以时常生病。孟子每天承欢膝下，不时买些补品给母亲进补，但孟子的孝心对老母衰弱的身体帮助不大。
孟子当时已是名满各国的大儒，桃李遍天下，齐君也对他极为礼遇，任他为三卿之一，他以仁义治天下的道理即将大行于世。母亲看到这些，内心很欣慰，但是究竟年事已高，卧倒在床后便一病不起。孟子请良医来为她诊治，但是体温始终未退，终日昏迷不醒。孟子日夜在病榻前照料，并到处访求名医，终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孟母还是撒手人寰了。
遭此打击，孟子悲恸欲绝，经同僚和弟子们竭力劝慰，才勉强抑制住哀伤的心情为母亲料理丧事。因为以后再没有机会孝养母亲，孟子把殡葬之事办得非常隆重，而且极为风光。孟子亲自把母亲的灵柩运回鲁国，与父亲合葬，然后再回齐国。
但如此一来，引来了一些非议。当孟子在鲁国料理完母亲丧事，在返回齐国途中，在齐国的驿站歇息时，他的弟子充虞就曾提起过这个问题。
充虞说：“前段时间太夫人病逝时，承蒙您看得起，命我去监督木匠制造棺木，因时间仓促，我没敢多问老师。现在事情办完了，我想私下问一下，那棺木似乎太考究了一点。”
孟子说：“上古时代，内棺外椁的厚度都没有规定尺寸。到了中古周公制礼时，规定了内棺七寸厚，外椁的厚度要与它相配，天子到平民都一样，这不是为了美观，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人子报答父母的孝心。
“法制上如果不允许，那做子女的就不能称心、满足；财力上不允许的话，做子女的也不能称心、满足。如果合乎法规，财力足够，古时候的人都采用这种棺椁了，我为什么独独不能这样做呢？
“况且，把棺木做得厚一点，也能避免泥土太靠近死者肌肤，这不是能安慰人子的孝心嘛！我曾经听说君子无论如何不能在父母身上节省钱，最好花在父母在世时，死了以后再花，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补偿罢了！”
孟子对父母竭尽孝心，但是没有逾越礼制、法度，尽管有人对他非议，孟子无愧于心。
辟墨翟、杨朱
在当时，墨翟和杨朱两学派与儒家学说尖锐对立。墨翟有禽滑厘、夷之等人起来追从，他们提倡崇俭、兼爱、尚贤、信鬼、非命、尚同；而杨朱则主张一切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与墨翟派的兼爱主张恰恰相反。另外，还有一批能言善道之士，如苏秦、张仪、淳于髡、公孙衍等人，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倡合纵连横之说，搞得举世纷纷，助长祸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