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是仍行明朝一条鞭之制的。丁税既全是征银，而其所谓丁，又不过 按粮摊派，则已不啻加重田赋，而免其役，所以清朝的所谓编审，不过是将 全县旧有丁税若干，设法摊派之于有粮之家而已。和实际查验丁数，了无干 涉。即使按期举行，所得的丁额，亦总不过如此。清圣祖明知其故，所以于 一七一二年，特下“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丁赋之额，以康熙五十年册 籍为准”之诏。既然如此，自然只得将丁银摊入地粮，而编审的手续，也当 然可省，后来就但凭保甲以造户口册了。地丁而外，江苏、安徽、江西、湖 北、湖南、浙江、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初征本色，末年亦改征折色。 田赋而外，以关、盐两税为大宗。盐税仍行引制。由国家售盐于大商，而由 大商各按引地，售与小民。此法本有保护商人专利之嫌。政府所以要取此制， 只是取其收税的便利。但是初定引地时，总要根据于交通的情形，而某地定 额若干，亦是参照该地方消费的数量而定的。历时既久，两者的情形，都不 能无变更，而引地和盐额如故，于是私盐贱而官盐贵，国计民生，交受其弊， 而商人也不免于坐困了。关有常关和新关两种。常关沿自明代，新关则是通 商之后增设于各口岸的。税率既经协定，而总税务司和税务司，又因外交和 债务上的关系，限用外国人。革命之后，遂至将关税收入，存人外国银行， 非经总税务司签字，不能提用。甚至偿还外债的余款，就是所谓关余的取用， 亦须由其拨付，这真可谓太阿倒持了。厘金是起于太平军兴之后的。由各省 布政司委员，设局征收。其额系值百抽一，所以谓之厘金。但是到后来，税 率和应税之品，都没有一定，而设局过多，节节留难，所以病商最甚。《辛 丑和约》，因我国的赔款负担重了。当时议约大臣，要求增加关税，外人乃 以裁厘为交换条件。许我裁厘后将关税增加至值百抽五，然迄清世，两者都 未能实行。
清代的学术
清代学术的中坚，便是所谓汉学。这一派学术，以经学为中心。专搜辑 阐发汉人之说，和宋以来人的说法相对待，所以得汉学之称。
汉学家的考据，亦可以说是导源于宋学中之一派的。而其兴起之初，亦 并不反对宋学。只是反对宋学末流空疏浅陋之弊罢了。所以其初期的经说， 对于汉宋，还是择善而从的。而且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说是继续宋人的遗绪。 但是到后来，其趋向渐渐的变了。其工作，专注重于考据。考据的第一个条 件是真实。而中国人向来是崇古的。要讲究古，则汉人的时代，当然较诸宋 人去孔子为近。所以第二期的趋势，遂成为专区别汉、宋，而不复以己意评 论其短长。到此，才可称为纯正的汉学。所以也有对于这一期，而称前一期 为汉宋兼采派的。
第一期的人物，如阎若璩、胡渭等，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在这一 点，可以说是继承明末诸儒的遗绪的。但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渐渐的缺乏了。 第二期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其中人物甚多，近人把他分为皖、吴二派。皖派 的开山，是江永，继之以戴震。其后继承这一派学风的，有段玉裁、王念孙、 引之父子和末期的俞樾等。此派最精于小学，而于名物制度等，搜考亦极博。 所以最长于训释。古义久经湮晦，经其疏解，而灿然复明的很多。吴派的开 山，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父子祖孙，三世相继。其后继承这一派学风 的，有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陈寿祺、乔枞父子等。这派的特长，尤在 于辑佚。古说已经亡佚，经其搜辑而大略可见的不少。
汉学家的大本营在经。但因此而旁及子、史，亦都以考证的方法行之。 经其校勘、训释、搜辑、考证，而发明之处也不少。其治学方法，专重证据。 所研究的范围颇狭，而其研究的工夫甚深。其人大都为学问而学问。不搀以 应用的，亦颇有科学的精神。
但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汉学的本身，也渐渐的起变化了。这种变化， 其初也可以说是起于汉学的本身，但是后来，适与时势相迎合，于是汉学家 的纯正态度渐渐地改变。而这一派带有致用色彩的新起的学派，其结果反较 从前纯正的汉学为发达。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汉学的精神，在严汉、宋 之界。其初只是分别汉、宋而已，到后来，考核的工夫愈深，则对于古人的 学派，分别也愈细。汉、宋固然不同，而同一汉人之中，也并非不相违异。 其异同最大的，便是所讲的今、古文之学。其初但从事于分别汉、 宋，于汉人的自相歧异，不甚措意。到后来，汉、宋的分别工作，大致告成， 而汉人的分别问题，便横在眼前了。于是有分别汉人今古文之说，而专替今 文说张目的。其开山，当推庄存与，而继之以刘逢禄和宋翔凤，再继之以龚 自珍和魏源。更后，更是现代的廖平和康有为了。汉代今文学的宗旨，本是 注重经世的。所以清代的今文学家，也带有致用的色彩。其初期的庄、刘已 然，稍后的龚、魏，正值海宇沸腾，外侮侵入之际。二人都好作政论，魏源 尤其留心于时务。其著述，涉及经世问题的尤多。最后到廖平，分别今古文 的方法更精了。至康有为，则利用经说，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义，推而 广之。而又创托古改制之说，替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
清学中还有一派，是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注意于实务的。其大师便是颜 元。他主张仿效古人的六艺，留心于礼、乐、兵、刑诸实务。也很有少数人 佩服他。但是中国的学者，习惯在书本上做工夫久了，而学术进步，学理上 的探讨和事务的执行，其势也不得不分而为二。所以此派学问，传播不甚广大。
还有一派，以调和汉、宋为目的，兼想调和汉、宋二学和文士的争执的， 那便是方苞创其前，姚鼐继其后的桐城派。当时汉、宋二学，互相菲薄。汉 学家说宋学家空疏武断，还不能明白圣人的书，何能懂得圣人的道理？宋学 家又说汉学家专留意于末节，而忘却圣人的道理，未免买椟还珠。至于文学， 则宋学家带有严肃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华采为戒 ；便是汉学家，也多自 矜以朴学，而笑文学家为华而不实的--固然，懂得文学的人，汉、宋学家 中都有，然而论汉、宋学的精神，则实在如此。其实三者各有其立场，哪里 可以偏废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说，实在 是大中至正的。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长而去其偏，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所以桐 城派的宗旨，虽想调和三家，而其在汉、宋二学间的立场，实稍偏于宋学， 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学一方面为大。
清朝还有一位学者，很值得介绍的，那便是章学诚。章学诚对于汉、宋 学都有批评。其批评，都可以说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绩，尤在史学 上。原来中国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与“史材”的分别，又不甚明了 史学的意义。于是（一）其作史，往往照着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无的就 无，倒像填表格一样，很少能自立门类或删除前人无用的门类的。（二）则 去取之间，很难得当。当历史读，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而当作保 存史材看，则还是嫌其太少。章氏才发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为两事的。 储备史材，愈详愈妙，作史则要斟酌一时代的情势，以定去取的，不该死守 前人的格式。这真是一个大发明。章氏虽然没有作过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 体例，为豫备史材的方法，则是颇有成绩的。
理学在清朝，无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国藩却是对于 理学，颇有工夫的，和国藩共事的人，如罗泽南等，于理学亦很能实践。他 们的成功，于理学可谓很有关系。这可见一派学问，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 不得，至于真能得其精华的，其价值自在。
以上所说，都是清朝学术思想变迁的大概，足以代表一时代重要的思潮 的。至于文学，在清朝比之前朝，可说无甚特色。称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 不过是谨守唐、宋人的义法，无甚创造。其余模放汉、魏、唐、宋的骈文的人， 也是如此。诗，称为一代正宗的王士祯，是无甚才力的。后来的袁、赵、蒋， 虽有才力，而风格不高。中叶后竞尚宋诗，亦不能出江西派窠臼。词，清初 的浙派，尚沿元、明人轻佻之习。常州派继起，颇能力追宋人的作风，但是 词曲，到清代，也渐成为过去之物。不但词不能歌，就是曲也多数不能协律， 至其末年，则耳目的嗜好也渐变，皮黄盛而昆曲衰了。平民文学，倒也颇为 发达。用语体以作平话、弹词的很多。在当时，虽然视为小道，却是现在平 民文学所以兴起的一个原因。书法，历代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所传的为帖， 北派所传的为碑。自清初以前，书家都取法于帖。但是屡经翻刻，神气不免 走失。所以到清中叶时，而潜心碑版之风大盛。主持此论最力，且于作书之 法，阐发得最为详尽的，为包世臣。而一代书家，卓然得风气之先的，则要 推邓完白。清代学术思想，都倾向于复古，在书法上亦是如此的。这也可见 一种思潮正盛之时，人人受其鼓荡而不自知了。
清代的社会
论起清代的社会来，确乎和往古不同。因为他是遭遇着旷古未有的变局的。 这旷古未有的变局，实在当十六世纪之初--欧人东略--已开其端。但是 中国人，却迟到十八世纪的中叶--五口通商--方才感觉到。自此以前， 除少数--如在海口或信教--与西人接近的人外，还是丝毫没有觉得。
清代是以异族入主中国的。而又承晚明之世，处士横议、朋党交争之后， 所以对于裁抑绅权、摧挫士气二者，最为注意。在明世，江南一带，有所谓 投大户的风气。仕宦之家，僮仆之数，盈千累百。不但扰害小民，即主人亦 为其所挟制。到清代，此等风气，可谓革除了。向来各地方，有不齿的贱民， 如山、陕的乐籍，绍兴的惰民，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 户，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时，亦均获除籍。此等自然是好事。然 而满、汉之间，却又生出不平等来了。旗人在选举、司法种种方面，所占地 位都和汉人不同，具见，下者遂至于嗜利而无耻。管 异之有《拟言风俗书》，最说得出明清风气的转变。他说 ：
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 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 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 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 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然臣以为明俗敝矣， 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才。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 初意。是以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 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
清朝当中叶以后，遇见旷古未有的变局，而其士大夫，迄无慷慨激发， 与共存亡的，即由于此。此等风气，实在至今日，还是受其弊的。
我们今日，翻一翻较旧的书，提到当时所谓“洋务”时，率以通商、传 教两个名词并举。诚然，中西初期的交涉，不外乎此两端。就这两端看来， 在今日，自然是通商的关系，更为深刻--因为帝国主义者经济上的剥削， 都是由此而来的--其在当初，则欧人东来，所以激起国人的反抗的，实以 传教居先，而通商顾在其次。欧人东来后，中国反对他传教的情形，读已可见其大略。但这还是士大夫阶级的情形。至一八六一年，《天津》、《北 京》两条约发生效力以来。从前没收的教堂，都发还。教士得在中国公然传 教。从此以后，洋人变为可畏之物，便有恃入教为护符，以鱼肉邻里的。地 方官遇教案，多不能持平，小民受着切肤之痛，教案遂至联绵不绝。直至 一九〇〇年，拳匪乱后，而其祸乃稍戢。
至于在经济上，则通商以后，中国所受的侵削尤深。通商本是两利之事， 历代中外通商，所输入的，固然也未必是必须品。然中国所受的影响有限。 至于近代，则西人挟其机制之品，以与我国的手工业相竞争。手工业自然是 敌不过他的。遂渐成为洋货灌输，固有的商工业亏折，而推销洋货的商业勃 兴之象。不但商工业，即农村亦受其影响，因为旧式的手工，有一部分是农 家的副业。偏僻的农村，并有许多粗制品，亦能自造，不必求之于外的。机 制品输入而后，此等局面打破，农村也就直接间接受着外人的剥削了。此等 情势，但看通商以后，贸易上的数字，多为入超可见。资本总是向利息优厚 之处流入的，劳力则是向工资高昂之处移动的。遂成为外国资本输入中国， 而中国劳工纷纷移殖海外的现象。
外人资本的输入，最初是商店--洋行--和金融机关。从《马关条约》 以后，外人得在我国通商口岸设厂，而轻工业以兴。其后外人又竞攫我的铁路、 矿山等，而重工业亦渐有兴起。此等资本，或以直接投资，或以借款，或以合办的形式输入，而如铁路矿山等，并含有政治上的意味。至于纯粹的政治 借款，则是从一八六六年，征讨回乱之时起的。此后每有缺乏，亦时借洋债， 以资挹注。但为数不多。中、日战后，因赔款数目较巨，财政上一时应付不 来，亦借外债以资应付。但至一九〇二年，亦都还清。而其前一年，因拳乱 和各国订立和约，赔款至四万五千万两之巨。截至清末，中国所欠外债，共 计一万七千六百万，仅及庚子赔款三之一强，可见拳乱一役，贻累于国民之 深了。
我国的新式工业初兴起时，大抵是为军事起见，已见在上海办织布局 ；张 之洞在湖北办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可称为纯粹工业上的动机。此 等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事业，都因官场气习太深，经营不得其法，未能继续扩充， 而至于停办。前清末造，民间轻工业，亦渐有兴起的，亦因资本不足，管理 不尽合宜，未能将外货排斥。在商业上，则我国所输出的，多系天产及粗制品。 且能直接运销外国者，几于无之，都是坐待外商前来采运，其中损失亦颇巨。
华人移殖海外，亦自前代即有之。但至近世，因交通的便利，海外事 业的繁多，而更形兴盛。其初外人是很欢迎中国人前往的。所以一八五八年 的《中英条约》，一八六一年的《中俄条约》，一八六四年的《西班牙条约》， 一八六八年的《中美续约》，都有许其招工的明文。今日南洋及美洲繁盛之 地，原系华人所开辟者不少。到既经繁盛，却又厌华人工价的低廉，而从事 于排斥，苛待、驱逐之事，接踵而起了。但在今日，华侨之流寓海外者还甚 多。虽无国力之保护，到处受人压迫，然各地方的事业，握于华人之手者仍 不少。譬如暹罗、新加坡等，一履其地，俨然有置身闽、粤之感。我国的国 际收支，靠华侨汇回之款，以资弥补者，为数颇巨。其人皆置身海外，深受 异民族压迫之苦，爱国之观念尤强，对于革命事业的赞助，功绩尤伟。若论 民族自决，今日华侨繁殖之地，政权岂宜握在异族手中？天道好还，公理终 有伸张之日，我们且静待着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