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北方，紧接蒙古高原。蒙古高原是一个大草原，最适于游牧民族居住。而游牧民族性好侵略，所以历代都以防御北族为要务。三代以前，匈奴和汉族杂居黄河流域。蒙古高原大约无甚大民族。至秦朝初年，而匈奴以河南为根据地。秦始皇命蒙恬把他赶掉，把河南收进来。筑长城，自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长城，大约是因山川自然之势，将从前秦、赵、燕诸国所筑的长城连接起来的。其路线全与现今的长城不同。就形势推测，大约现在的热、察、绥、辽宁等省都当包括在内。秦末大乱，戍边的都自行离开。于是匈奴复入居河南。这时候，匈奴出了个人杰，便是冒顿单于。北方游牧种族，东有东胡，西有月氏，都给匈奴所击破。匈奴又北服丁令等国。其疆域，直达今西伯利亚南部。而因月氏的遁走，汉文帝时，匈奴又征服西域。于是长城以北，引弓之民，都归匈奴所制驭，俨然和中国南北对立了。汉高帝征伐匈奴，被围于平城，七日乃解。后来用娄敬的计策，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和他和亲。这是中国历代，以结婚姻为和亲政策之始。吕后及文、景二代，都守着和亲政策。匈奴入寇，不过发兵防之而已。到武帝，才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出兵征讨。先收河南之地，置朔方郡。后来又屡次出兵，渡过沙漠去攻击。匈奴自此遂弱，然而还未肯称臣。到宣帝时，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其呼韩邪单于才入朝于汉。和呼韩邪争斗的郅支单于，逃到康居，为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矫旨发诸国兵所攻杀。时为公元前三六年。前汉和匈奴的竞争，到此算告一段落。呼韩邪降汉后，其初对汉很恭顺。王莽时，因外交政策失宜，匈奴复叛。其时中国正值内乱，无人能去抵御，北边遂大受其害。
后汉光武时，匈奴又内乱，分为南北。其南单于降汉，入居西河美稷。和帝时，大将军窦宪，出兵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自此匈奴西走，辗转入于欧洲，为欧洲人种大迁移的引线。而南匈奴则成为晋时五胡之一。
历史上所用“西域”二字，其范围广狭，时有不同。其最初，则系指今天山南路。所谓“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也。汉时，分为小国三十六，其种有塞，有氐羌。大抵塞种多居国，氏羌多行国。从河西四郡开后，而汉与西域交通之孔道始开。其当南北两道的楼兰、车师，先给中国所征服。后来汉武帝又出兵，远征大宛，于是西域诸国，皆震恐愿臣。前六〇年，汉遂置西域都护，并护南北两道。后来又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莽末，西域反叛。匈奴乘机威服北道。而莎车王贤，亦称霸南道。诸小国都叩玉门关，请遣子入侍，仰求中国保护。光武帝恐劳费中国，不许。明帝时，班超以三十六人，往使西域。因诸国之兵，定诸国之乱，到底克服西域，复属于汉。直至后汉末年才绝。
羌人的居地，遍于今陇、蜀、西康、青海之境，而其居河、湟之间的，最为强悍。汉武帝时，把他打破，置护羌校尉统领他。王莽时，以其地置西海郡。莽末，乘隙内侵。后汉时，屡次发兵讨破他。至和帝时，遂复置西海郡，并夹河开列屯田，以绝其患。此后降羌散居内地的，虽然复起为患，然而河、湟之域，则已入中国的版图了。
东胡，大约是古代的山戎。汉初居地，在满、蒙之间。自为匈奴所破，乃遁保乌桓、鲜卑二山。汉武帝招致乌桓，令处上谷、右北平、渔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助汉捍御匈奴。虽亦时有小寇，大体上总是臣服中国的。鲜卑居乌桓之北，后汉时，北匈奴西徙后，其地及余众均为鲜卑所有，因此其势大张。其大人檀石槐，辖境之广，竟与匈奴盛时相仿佛。然檀石槐死后，缺乏统一的共主，声势复衰。乌桓的部落，亦颇有强盛的。后汉末年，都和袁绍相连结。袁氏败后，曹操大破之于柳城。自此乌桓之名，不复见于史，而鲜卑至晋时，亦为五胡之一。
朝鲜是殷时箕子之后。其初封地难考，大约自燕开辽东西后，遂居今朝鲜境内。和中国以水为界。秦时，侵夺其地，国界在水以东。汉初复还旧境。其时燕人卫满走出塞，请居秦所侵水以东之地。朝鲜王许之。满遂发兵袭灭朝鲜。传子至孙右渠，以公元前一〇八年，为汉武帝所灭。以其地为四郡。其南之马韩、弁韩、辰韩，总称为三韩，亦都臣服于汉。朝鲜虽系箕子之后，然其人民则多系貉族。貉族尚有居辽东之北的。汉武帝时，其君南闾等来降，曾以其地置苍海郡，数年而罢。后汉时，今农安地方，有扶余国来通贡。大约就是南闾之族。扶余至西晋时，才为鲜卑慕容氏所灭。而其众在半岛内的，却建立高句丽、百济两国。扶余之东，又有肃慎，地在今松花江流域。这就是满族之祖。大约亦是燕开五郡时，逼逐到此的。后汉时称为挹娄。因为臣服扶余，和中国无大交涉。
南方一带，秦时所开的桂林、南海、象郡，秦亡时，龙川令赵佗据之自立，是为南越。而句践之后无诸及摇，亦以率兵助诸侯灭秦故，汉初封无诸为闽越王，摇为东瓯王。武帝时，闽越和东瓯相攻击，武帝发兵灭闽越，徙东瓯于江、淮间，乘势遂灭南越。所谓西南夷，则当分为两派：夜郎、滇及邛都等，为今之倮。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巂、昆明及徙、筰都、冉、白马等，则均系氐羌。武帝亦皆辟其地为郡县。
两汉对外的交通
中国人是以闭关自守著闻的。世界打成一片，是近代西洋人的事业。然则中国人的能力，不及西人了。然而闭关自守，是从政治言之。至于国民，初未尝有此倾向。其未能将世界打成一片，则因前此未尝有近代的利器，又其社会组织，与今不同，所以彼此交通不能像现代的密接。至于中国人活动的能力，则是非常之强的。如其不信，请看中国对外的交通。
中国对外的交通，由来很早。但古代，书缺有间，所以只得从两汉时代说起。两汉时代的对外交通，又当分为海陆两道。
亚洲中央的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洋历史的界线。自此以东，为东方人种活动的范围。自此以西，为西方人种活动的范围。而天山和印度固斯山以北，地平形坦，实为两种人接触之地。当汉时，西方人种踪迹最东的，为乌孙，与月氏俱居祁连山北。自此以西，今伊犁河流域为塞种。又其西为大宛。其西北为康居。大宛之西，妫水流域为大夏。又其西为安息。更西为条支。在亚洲之西北部的为奄蔡。自此以西，便是欧洲的罗马，当时所谓大秦了。汉通西域，是因月氏人引起的。汉初，月氏为匈奴所破，西走夺居塞种之地。后来乌孙又借兵匈奴，攻破月氏。于是月氏西南走击服大夏。汉武帝想和月氏共攻匈奴，于公元前一二二年，遣张骞往使。是时河西未辟，骞取道匈奴，为其所留。久之，才逃到大宛。大宛为发译传导，经康居以至大月氏。大月氏已得沃土，殊无报仇之心。张骞因此不得要领而归。然而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却自此开始了。当张骞在大夏时，曾见邛竹杖和蜀布，问他从哪里来的，大夏人说：是本国贾人，往市之身毒。于是张骞说：“大夏在中国的西南一万二千里，而身毒在大夏的东南数千里，该去蜀不远了。”乃遣使从蜀去寻觅身毒。北出的为氐、筰，南出的为巂、昆明所阻，目的没有达到。然而传闻巂、昆明之西千余里，有乘象之国，名曰滇越。“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这滇越，该是今缅甸之地。然则中印间陆路的交通，在汉代虽然阻塞，而商人和后印度半岛，则早有往还了。自汉通西域以后，亚洲诸国，都有直接的交往。惟欧洲的大秦，则尚系得诸传闻。后汉时，班超既定西域，遣部将甘英往使。甘英到条支，临大海欲度。安息西界船人对他说：“海水大，往来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入海人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乃不渡而还。公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后汉书》说：这是大秦通中国之始。二二六年，又有大秦贾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使送诣孙权。事见《梁书·诸夷传》。中、欧陆路相接，而其初通，却走海道。“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也可见一斑了。
海道的贸易，则盛于交广一带。西洋史上，说在汉代日南、交趾之地，是东西洋贸易中枢。案《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番禺，便是现在广东的首府。这些，都是后来通商的商品。然在广州的贸易，也很发达了。《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徐闻、合浦，都是现在广东的县。其余国名，不可悉考。而黄支，或云即西印度的建志补罗。若然，则中、印的交通，在陆路虽然阻塞，而在海道，又久有使译往还了。又《山海经》一书，昔人视为荒唐之言。据近来的研究，则其中实含有古代的外国地理。此书所载山川之名，皆及其所祀之神，大约是方士之书。其兼载海外诸国，则因当时方士，都喜入海求神仙，所以有此记录。虽所记不甚真确，然实非子虚乌有之谈。据近来的研究，《山海经》所载的扶桑，便是现在的库页岛。三神山指日本。君子国指朝鲜。白民系在朝鲜境内的虾夷。黑齿则黑龙江以南的鱼皮鞑子。又有背明国，则在今堪察加半岛至白令海峡之间。果然则古代对东北，航线所至，也不可谓之近了。
交通既启，彼此的文明，自然有互相灌输的。《汉书·西域传》说：当时的西域人，本来不大会制铁，铁器的制造，都是中国人教他们的。这件事，于西域的开发，当大有关系。在中国一方面，则葡萄、苜蓿、安石榴等，都自外国输入。又木棉来自南洋，后世称为吉贝或古贝，在古时则称为橦。《蜀都赋》“布有橦华”，就是此物。《史记·货殖列传》所谓“珠玑、玳瑁、果、布”之布，也想必就是棉织品了。又《说文》：“珋，石之有光者璧珋也，出西胡中。”此即《汉书》的“璧流离”。初系矿物，后来才变为制造品。此等物，于中国的工业，也颇有关系。至于佛教的输入，则其关系之大，更无待于言了。
两汉的学术
不论什么事情，都有创业和守成的时代。创业时代，诸家并起，竞向前途，开辟新路径；到守成时代，就只是咀嚼、消化前人所已发明的东西了。两汉时代的学术，正是如此。
当战国时代，百家并起，而秦是用商鞅而强国，用李斯而得天下的。秦始皇又力主任法为治，这时候，法家之学，自然盛行。楚、汉纷争之时，纵横家颇为活跃。然而天下已定，其技即无所用之。不久，也就渐即消沉了。在汉初，最急切的要求，便是休养生息，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当然要见重于时。所以虽有一个叔孙通，制朝仪，定法律，然而只是个庙堂上的事，至于政治主义，则自萧何、曹参，以至于文帝、景帝，都是一贯的。
但是在汉初，还有一个振兴教化、改良风俗的要求。这种要求，也是君臣上下同感其必要的。汉人教化的手段，一种是设立庠序，改善民间的风俗。一种便是改正朔、易服色等。前者始终未能实行。后者则未免迂而不切于务，而且行起来多所劳费。所以汉文帝等都谦让未遑。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主，什么兴辟雍、行巡守、封禅等，在他都是不惮劳费的。于是儒家之学，就于此时兴起了。
自秦人焚书以来，博士一官，在朝廷上，始终是学问家的根据地。武帝既听董仲舒的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又听公孙弘的话专为通五经的博士置弟子。于是在教育、选举两途，儒家都占了优胜的位置。天下总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少，为利禄而学问的人多。于是“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儒家之学遂臻于极盛了。
汉代儒家之学，后来又分为两派：便是所谓今古文，为学术界上聚讼的一个问题。所谓今古文者？今文便是秦以后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前此的篆书。古人学问，多由口耳相传，不必皆有书本。汉初经师，亦系如此。及其著之竹帛，自然即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这本是自然之理，无待于言，也不必别立名目的。然而后来，又有一派人，说前此经师所传的书有阙误。问其何以知之？他说：别有古书为据。古书自然是用古字写的。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家，就称前此的经师为今文家。所以今文之名，是古文既兴之后才有的。话虽如此说，然而古文家自称多得到的书，现在都没有了。其所传的经，文字和今文家所传，相异者极少，且多与意义无关。所以今古文的异同，实不在文字上而在经说上。所谓经说，则今文家大略相一致；而古文则诸家之中，自有违异的。大约今文家所守的是先师相传之说；古文家则由逐渐研究所得，所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