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自问不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碌碌无为终其一生，是对生命的浪费。从苏格拉底的思想就可以认识到人类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可以让人们勇敢地面对死亡且没有遗憾。他对生与死的内涵认识得十分清楚，以真实为基本，追寻善、美的生活，相信灵魂不灭，所以，他赴死的勇气永远伴随着他。
令人钦佩的是，苏格拉底对生存的使命与人生所应拥有的立场非常清楚，而他也一直将全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些见解，在柏拉图《对话录》的《申辩篇》中都有详细记载。
苏格拉底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追求智慧，他自称“爱智者”，并孜孜不倦地追求智慧，用心研究自己和他人。这种生活方式，不会因受到死亡威胁或遭遇其他危险而改变。他曾对别人说：“假如我抛弃了这种生活方式，你们可以随时将我带到法庭。”
苏格拉底不能粉碎德尔斐的神谕，并将神谕理解为他的使命。他将后半生全部投入到探索人类心灵的工作之中。他常常冷静地询问雅典的青年，什么是名誉？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品德？他永远问多于答，让青年充分地发表意见、思考他的问题，然后他只用三言两语就能使青年们醍醐灌顶。但是，他永不休止地提问，加之他受青年欢迎的程度，却使他被人以“蛊惑青年”的罪名控告。
仗义执言
公元前413年，苏格拉底57岁。那时，斯巴达军占领了雅典国境的城堡德凯利亚，双方战争进入白热化。
苏格拉底的学生亚西比德是一名贵族将军。此时，他向大家宣布自己征服锡拉库萨的计划，他自认是雅典的幸运儿，所以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美梦。公元前415年，他终于成为雅典海军舰队的总司令，率领舰队远征。
才出发不久，亚西比德和他的党徒就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
原来在雅典城里，每一个家庭门口的四方石柱上，都刻有赫尔墨斯的脸。有一天夜晚，它们全部被毁掉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亚西比德一行做的。因此，雅典公民大会以“污辱神”的罪名，将他召回接受判决。在回雅典的途中，他逃到斯巴达，逃避了雅典法官对他的判决结果：死刑。
逃到斯巴达的亚西比德背叛了雅典，并且撒谎说雅典的目的是占领斯巴达，建议斯巴达人在阿提卡兴建城堡。
后来，亚西比德终于反悔，并对祖国发誓忠诚，获得了雅典人的谅解。于是在公元前407年，他回到雅典。但是，不被公民信任的他无法久居祖国，在公元前406年再度逃到斯巴达，而苏格拉底也在这一年初次担任公职，那时他已64岁了。
公元前406年的夏天，雅典的军队在阿尔吉努萨伊群岛附近大胜斯巴达军队，但是，却损失了25艘战舰，牺牲了四千多名士兵。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若非指挥官的怠慢、不负责，这些人一定能得救。
由500人评议会所选出的50个委员，审判了这次战争的指挥官。苏格拉底是50名委员之一，所以他也参加了审判。这次审判的经过，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曾有记载：“你们知道，这是我初次充任公职，过去我只当过政务审议会的议员。你们决定讯问那些在海战中没有救助遇难者的将军。他们漠视士兵死活的做法，被普遍认为是有违人性的。
“那时与会的委员中，只有我一人反对这种残酷判决，搞得其他议员都想弹劾我、逮捕我，欲除之而后快。我相信，如果我是那种害怕被关在牢中或被判死刑的人，我可以随时推翻自己的主张，加入他们之中。但牢狱和死刑，不会令我害怕，所以我永远都是法律和正义的信徒。
“另有一件事，发生在寡头政治那段时间。有一天，30个委员根据法条下了一道命令，把我和其他4人叫到他们那儿，命令我们将黎恩抓来，处死他。他们经常发些这样的命令，整日忙着害人，好像不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杀干净就无法睡觉似的。我没有遵从这个命令，而且我用实际行动表明我对死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抱定不做不合乎正义之事的决心。所以，当时的统治者虽然凶狠异常，却不能威胁我、逼迫我做出违心之事。
“除我之外的那4个人将黎恩带来了，执行了死刑，我则独自一人回家。幸运的是当时的政权很快就崩溃了，否则我可能也会被抓去处死。
“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充任公职，一定采用最好的方法办理诉讼、维持正义。我想，要不是我来得这么晚，可能我都活不到现在。无论是参与公职或过私人生活，我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
抱定这种大无畏信念的苏格拉底，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然而，他已充分掌握了处理世事的智慧和方法。如果让他选择死亡与抛弃正义，他毫无疑问会选择死亡。
苏格拉底锲而不舍地研究人类问题，他以清晰的思路，细致的分析探寻答案。什么是敬神？什么是不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思虑又是什么？疯狂呢？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什么是政府？统治者是什么？宗教是什么？害怕和胆怯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他所关心的。
苏格拉底绝不会为讨好掌权者而违背正义，他不害怕，更不屈服。公元前404年，雅典向斯巴达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斯巴达将军莱山德的命令下，雅典的民主政治被解体，重建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实行寡头政治，而苏格拉底无视世事变幻，依旧坚持他的理想，不因局势改变而变节。
公元前403年，苏格拉底67岁，柏拉图25岁。寡头政治解体，雅典的民主政治复活，但是，这时的民主政治不是苏格拉底理想中那种饱含人性与人文关怀的国家制度。而且这时的苏格拉底，也开始被某些人称为“培养叛逆者的人”。说这句话的人当中甚至有苏格拉底的朋友或学生，例如柯里西亚斯和查米德斯。
柯里西亚斯是柏拉图母亲的堂兄弟，是“三十人委员会”中最极端的一位。查米德斯也是柏拉图的舅舅。
查米德斯与尤西德姆斯过于亲密。尤西德姆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查米德斯利用他获取好处，苏格拉底听说后，表示：“有操守的人不会像乞丐讨食一样，向自己的朋友哀恳，这不是一个自由人应有的行为。”
但是，查米德斯无视他的话，也不改自己的行为，因此苏格拉底在尤西德姆斯及许多人面前痛斥查米德斯：“查米德斯的脾气简直像猪一样，猪用身体去碰石头，就如同查米德斯去恳求尤西德姆斯。”
查米德斯听到这句话后，对苏格拉底咬牙切齿，所以，当他成为“三十人委员会”中的一名后，他立刻在法庭向苏格拉底提出一项禁令——“禁止教导辩论术”，这无异于禁止苏格拉底和青年们谈话。
当苏格拉底看到“三十人委员会”任意将有一定声望的无罪庶民处以死刑，并且又煽动其他人民，进行一些龌龊勾当时，他无法再保持沉默了，所以，他对此进行了一番批评：
“假设有一位牧牛人，他所养的牛群中的牛一天天减少，牛也日渐瘦弱，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是个水平差的牧牛人，这难道不好笑吗？好比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国内的人口一直在减少，国家的秩序也日趋混乱，可他并不觉得这是他的耻辱，也不承认自己是个不称职、水平低的政治家，这难道不奇怪吗？”
有人听到苏格拉底的议论，就告发了他。因此卡里库勒斯和柯里西亚斯把苏格拉底召来，拿法条给他看，对他重申法律是禁止他和年轻人谈话的，于是苏格拉底就对他们两人说：“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是没有领会，可否请教一下？”
“可以！”他们说。
“我服从法律，可是我是无知的，我总是担心自己因不懂法律而违反法律，所以我想问问你们：禁止我教辩论术的目的是什么？是你们认为我说了真话，指出了事实？还是说，你们认为我讲了假话、虚伪的话？如果你们认为我讲的是虚伪骗人的话，那么以后我就要讲事实了！”
听到这里，卡里库勒斯愤怒异常，他说：“苏格拉底！你不要装傻了，你不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意思。好吧，我再清楚地告诉你，听好了，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和年轻人说话。”
苏格拉底回答说：“不要生气，我只是担心自己会在无意中违背法律，所以请你们告诉我，年轻人的年龄范围是几岁到几岁？”
“但凡还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以及尚未成熟的人，你都不能作为交谈对象。我再讲清楚一点，就是没有达到法律允许担任审议员的年龄的人——你不可以和30岁以下的人说话。”
“如果我上街去买东西，而那位老板却是30岁以下的人，那我也不可以问他东西的价钱吗？”
“这是可以的。可是，苏格拉底！你好像对自己所熟悉的事情，有一种不断质问的毛病。你应该知道，明知故问这种习惯是不好的！”
“按你的说法，如果有年轻人问我一些我所知道的问题，比如说：请问卡里库勒斯住在哪里？或是柯里西亚斯住在哪里？我也不能回答吗？”
卡里库勒斯说：“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回答。”柯里西亚斯插嘴道：“苏格拉底，你千万记住，不要再去打扰木匠和铁匠了！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你时常在谈话中流露对他们的评价，就会伤害他们。”
“假如那些工人问我有关正义、信念，或者其他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也不能回答吗？”
“是的，你不能回答。而且你也不能再讲那个该死的牧牛人的故事，如果你不改掉这些习惯，那就要小心你自己的牛群了。”
我们大概可以从以上的对话得知，卡里库勒斯和柯里西亚斯对苏格拉底生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所讲的牧牛人的故事。
你永远也说不过我
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出现过不少的哲学家，如泰勒斯、芝诺、毕达哥拉斯等。狄俄革涅斯在《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中写道：“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聪明的，有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但是这些哲学家热衷的是对天文、自然现象等的研究，致力于外界事物的本性及物质世界的形成与法则。
他们尚未意识到，经过提问与相互讨论，可以归纳出人类内心的变化。在他们看来，解决内心疑问的唯一方式就是使自己与自然相通，凭借自然现象印证心灵。于是，他们提出这些说法：“水是万物的根源”“地、水、风、火是万物的根源”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受到了质疑，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质疑研究自然界的价值。他们不再以研究自然界为终生职责了，开始转变方向。在他们中间出现一批“诡辩家”，也有人称之为“智者派”。
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智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哲学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希腊的历史上，绝不能忽略智者的存在。
“智者”阶层的形成，与当时的民主政治的体系紧密相连。当时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是诡辩兴起的原因。年轻人的心里，充满了对财富、名声的渴望。智者应运而生，他们到处游历、探讨人性、教导青年如何平步青云。
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所写的喜剧《云》中，揶揄苏格拉底关于“正义因”与“非正义因”之间的辩论就含有智者与诡辩术的缩影。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也折射出当时的一种真实情况。苏格拉底就是在自然哲学研究之风衰微，智者及其学派以及智者运动随即出现的氛围中生活与研习的。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思想及精神是不能与这些绝缘而独自形成的。
在人数众多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智者”中，比较著名的有普罗泰戈拉斯、普罗狄科斯、高尔吉亚、希庇亚等。
普罗泰戈拉斯是阿布得拉人，他的生卒年不详，有人说他活了90岁，有人说他活了70岁。在他的一生中，几乎用了40年的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在84届奥林匹亚赛会（公元前444—公元前441年）期间，他的生命走向巅峰。
普罗泰戈拉斯在他的著作《论角力》一文中说：“人是万物的衡量者，心中有的即为存在，心中无的即为无有。”这是指真理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自身认为什么是真理即为真理。他尤其擅长论辩术的运用，精通宣传自己与教导别人，所以有不少年轻人对他特别推崇。对此，苏格拉底却不以为然。
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不是由个人的主观确定的，如果说“知识就是知觉”，那么，理性与知识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就“道德”而论吧，甲所感觉中的道德是一种情形，乙所感觉的却又是另一种情形！相信普罗泰戈拉斯所说的话，就等于认定甲与乙都对。那么，一切证明和辩论似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雅典有一名叫希波克剌忒斯的青年，一心想要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人物。他决定拜普罗泰戈拉斯为师，因此请求苏格拉底领他去拜会普罗泰戈拉斯。苏格拉底告诉他：“你只要付钱给他，他就会教你的。”苏格拉底又对这位青年说道：“将灵魂当做商品的人，与批发商品或零售商品无异。”
柏拉图在著作中曾提到苏格拉底有关高尔吉亚的叙述：
美诺说：“苏格拉底，人的美德是如何得来的？”
苏格拉底：“美诺，帖撒利人曾以他们的骑术与财富闻名于希腊，我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他们仍以智慧闻名于希腊。这要归功于高尔吉亚，因为他的智慧就在那里备受尊重与崇敬，他就敢于回答任何一个希腊人向他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