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袁世凯正在兴高采烈准备登极的时候，云南突然起义，外交团又借口干涉，使袁不得不推迟登极的时期。云南起义是由进步党人发动的，其中也有国民党人参加。进步党人本来害怕革命，为何又要发动起义讨袁，这个问题必须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谈起。
梁于1915年参加了袁太子的春宴，知道袁氏父子正在筹备帝制。这一年6月，他跟冯国璋同到北京，知道冯、段二人对袁不满，并且进一步看出袁所建立的北洋派已经离心离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梁与日本朝野人士颇有往来，他又知道日本人诡计多端，表面不干涉中国内政，暗中扶植反袁力量，用以分裂中国。梁又经常接见各地新闻记者，从他们的口中他又知道全国人民反帝制、反卖国、反独裁、反迫害的暗潮汹涌澎湃，有一触即发之势。以上这些矛盾，都是袁所不能克服的，只要有一处点起星星之火，必将成为燎原之局。对他个人来说，他已被袁抛弃，必须另找政治出路。他又看到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以及依附黄兴的国民党人，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发动讨袁，如果进步党无所作为，反袁的领导权必将落入他人之手。所以，他写了一封密函给进步党人籍亮侪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在这封信里，他的政治投机心理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梁的满腔心事，开始并未透露，所以不少进步党人还想参加帝制活动，在新朝下面分沾雨露之恩。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二人跑去见杨度说：“如此国家大事，为何不让任公参加？”杨说：“任公如肯参加，我们当然欢迎。”于是杨找到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二人，请其到天津与梁协商。
汤、蹇二人在天津与梁会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一篇文章来，题目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请他们先看一遍。这两人看了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说道：“这篇文章一问世，进步党的政治生命完了，咱们进步党人的安全也大有问题。”梁说：“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在动笔写文之前，题目早已拟定，可是一连几天没有写出一个字来。前几天，袁忽然派人到天津送我二十万元，以十万元为我父亲的寿礼，十万元叫我出国作旅费，到了这个时候，这篇文章就非发表不可了。”
汤、蹇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文章即使要发表，也应留有余地，把语气改得缓和点。”于是梁提笔补加一段写道：“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胜，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接下去又把笔锋一转说道：“强邻迫胁，吞声定盟之时，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满而摧之。”这样一改一加，梁所反对的就不是帝制而是反对在条件未成熟之前做皇帝。
梁又写了一封信回答杨度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这封信就托汤、蹇二人带回北京。
同一天，杨度又请蔡锷立即到天津，叫他以师生之谊劝梁不要发表这篇文章。蔡当天回到北京报告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梁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在报上发表后，袁气得哇哇直叫。他要立刻找一个与梁旗鼓相当的大名流来抵挡一阵，他所属意的是张謇、王闿运两人，但他们都不在北京，而且估计他们也决不会接受这个任务。他又想起了章太炎，立即叫袁克定派孙武、李燮和二人到东城钱粮胡同去看章，只要他肯做一篇反驳梁的文章，不但可以立即恢复自由，而且可以封他一个大官或者给他一笔大钱。章自被囚于龙泉寺后，曾经绝食表示抗议，他的夫人汤国黎写了一道“陈情表”，请求放他出来，袁置之不理；后来又有黄节上书为他缓颊，袁才派人在钱粮胡同代赁住宅，把他移禁该处，每月给以生活费五百元，并派警察长期监视。当孙、李二人更番前来游说他的时候，他表示“决志趋死，义不受辱”。袁不得已又叫夏寿田携带巨款去找严复，可是严也不肯写。最后，孙毓筠写了一篇《驳任公论国体文》，刘师培写了一篇《国情论》，这些袁党自拉自唱的文章，人皆嗤之以鼻。
随后，梁又一面声明脱离进步党，他说他脱党是不使个人行为影响全党的安全，一面继续写了《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等文。
梁的反袁态度公开化以后，蔡锷在北京也经过了一场戏剧性的风波。前文说过，蔡早年在东京留学的时候，经常跟黄兴、宋教仁、杨度等不同政见的人往来。清朝末年在广西、云南的时候，又跟反清运动的同盟会员秘密往来。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他曾派兵入川，袁疑其有响应国民党出兵北伐的企图。国民党失败，他被袁电召到京，先后任为昭威将军、经界局总裁、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参政院参政。袁总觉得他跟梁启超的关系太深，他在云南军界中又有深厚影响，对他很不放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跟杨度经常往来，杨在袁的面前总是说他的好话。杨发起筹安会时，请他列名为发起人。他说：“军人不应过问政治。”8月25日，云南会馆举行将校联欢会，有人发起签名写请愿书赞成帝制，他又首先签名。由于这些原因，袁对他半信半疑，但仍派人随时监视着他。
蔡是个沉着冷静的人物，除与梁启超直接联系外，还通过张孝准与国民党黄兴派军人有间接联系，通过戴戡与云南军人有书信往来。张孝准是蔡在日本士官的同期同学，同有“中国三杰”之称，又是黄兴留在东京的代理人。国民党军人早已看出西南云贵等省是北洋军势所力所不及的空白点，在军事上可以作为讨袁的根据地，同时又看中蔡锷在云南军人中拥有很高的威望，想把他拉过来组织反袁的武装力量。筹安会发生后，黄兴在美国有密函致蔡；劝其早日脱身虎口，组织讨袁之师，并告以在东京的张孝准可以随时协助一切。蔡有密函回答，表示不久即将设法离开北京。于是张孝准派云南人李某到北京，迎蔡先到东京共商讨袁计划，然后赴滇发动，随后又派一个姓何的人携带密电码1916年5月，四川独立后，有一日本人乘北京城人心惶惶之际，到钱粮胡同去看章太炎，叫他化装为日本人相偕出寓，拟乘火车逃往天津。他们尚未走到东车站，即有一群流氓蜂拥而来，口称讨债，把章扭送警察厅，被警厅派人押解回寓。这批流氓是侦探扮演的。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撤退了钱粮胡同的监视哨，章才恢复自由。
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蔡锷、蒋百里、张孝准因成绩优良，有“中国三杰”之誉。蔡锷反对洪宪帝制时，蒋百里住在东城锡拉胡同，亦预其谋。
到北京，交蔡收执。戴戡原任贵州巡按使，被袁调来北京任为参政。戴与贵州人王伯群同到北京，蔡经常派王伯群到昆明与云南军人联系。
蔡的私生活本来很严肃，从未涉足花丛，由于杨的关系，有时不免也到八大胡同去“镶边”，叫了一个堂差名叫小凤仙。杨笑他“假道学难逃美人关”。蔡夫人见蔡忽然改变常态，不免嘀咕了几句，引起夫妻反目，蔡母认为媳妇说得有理，蔡又出言顶撞，气得蔡母一怒而回湖南，蔡夫人自觉没趣，也就收拾细软陪着婆婆走了。
1915年10月14日早晨，蔡起床不久，忽听得门外有人大吵大闹，一个看门人的口音说道：“这里是蔡将军的住宅，你们休得撒野！”另一个陌生人的口音吆喝着说：“不论王爷宰相，咱们也得搜上一搜！”说得迟，那时快，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带领着七八个如狼似虎的兵士，冲进门来，在各间屋子里翻箱倒箧地搜了一遍，却没有搜到什么，才呼啸一声而去。蔡打电话找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那边的回答是“处长尚未起床”。一直到下午，雷才回了一个电话，连声道歉说：“对不起，大水冲了龙王庙，请您不要介怀。”
随后雷亲自前来解释说，蔡的住宅以前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由他的亲戚姓福的居住并代为管理。何是大总统的儿女亲家。宣统三年，何欠了外国商人一笔债，看来就要抄家，他的姨太太派仆人刘某携带珠宝细软由天津到北京来，交福某代为收藏。事隔多年，何已去世，姨太太也不知去向，刘某却从军当了排长。他记起往事，想威胁福某交出寄存物件，以便据为己有。他没有知道福某已移居东城，此屋由蔡承租，因此发生了这幕阴错阳差的恶剧。雷说明原委后，向蔡表示深切的歉意，随后又把刘排长枪毙以示敬。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何仲璟既是袁的亲家，而且他的兄弟何颐臣仍然健在，刘排长怎么敢在老虎口里抢肉吃呢？雷震春口中说的是刘排长，但是10月17日因此案而被绑赴西郊土地庙执行枪决的犯人，在罪状上写的名字是吴宝鋆。军政执法处是袁的中央特务机关，棉花胡同蔡宅经常有南方人和陌生面孔的人往来，并且在送到一本密电码以后，突然发生了这件事情，这就说明是有的放矢，而不是什么“阴错阳差”。
由于在蔡宅没有搜出什么东西，袁的爪牙便放松了对蔡的监视和侦察。从10月下旬起，蔡经常向袁请病假，暗中却派戴戡先由天津到香港，视察沿途情况。一天，他同小凤仙乘车出游，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票，等候在那里。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偷偷地把一张车票递给他。他们两人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一路平安地到了天津，曹福伴送他先到意租界与梁相见，随后又伴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张孝准也早已由日本到天津迎候。两人见面后，蔡请他先回神户布置一切。稍后，蔡乘日本煤船到别府，转搭火车于11月19日抵神户。他用十分恭顺的言辞写信向袁请假，说他东渡就医，不久即回北京。他将随身携带的文凭、勋章和证件等都交给张孝准保存，并预先写好几张明信片，都是寄给袁的亲信的，报告他在日本游山玩水的情况，请张旅行箱根、热海等处，每到一处即发出一张明信片，以示本人并未离开日本。其实，蔡抵神户之日，即转乘日轮经上海、香港直趋云南去了。
前文说过，袁是个满脸都是戏的政治魔术大师。蔡是个严肃的军人。一个严肃的军人，偶然唱起戏来，也能够唱得惟妙惟肖，情景逼真。什么签名劝进哪，嫖堂子哪，家庭中醋海生波夫妻打架哪，母子闹气哪，以及在天津请假就医，在日本游山玩水，都是蔡所主演的连台大戏中的各个插曲，等到袁发觉一切的时候，蔡已鸿飞冥冥，飞向海天深处去了。
蔡不先请示而赴日本，已不能使袁无疑。他派龚心湛代理经界局总办，派张元奇代理参政院参政，一面在蔡的呈文上批准给假，盼其早日痊愈，回京供职，一面暗嘱英国公使朱尔典电达香港当局，如有反政府人士过境，立即设法扣留。不料蔡又神出鬼没地偷过了香港、海防两道关口。袁又命蒙自道道尹周沆、开化县知事张一鹍，于蔡乘滇越路火车过境投宿旅店时，派人前往暗杀，由于当地铁路警察的周密保卫，行凶者无从下手。12月18、19两日，袁又直接致电唐继尧，如果蔡锷、戴戡等到达昆明，“准其便宜行事，就地正法”。以上情况说明：袁的特务网布置得非常严密，又有帝国主义暗中相助，如果蔡的警惕性不高，即使逃出了北京，也仍然逃不出袁的魔掌，随时随地都有被截留或被杀害的可能。
早在10月间，东京“欧事研究会”曾派方声涛到昆明，住在退职军人黄毓成的家里。12月14日，王伯群携带蔡锷密函到达昆明。17日，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熊克武等又都化装到来。李、熊、方三人都是唐继尧的士官老同学。李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与云南军人颇有渊源。熊在四川军人中有一定的潜势力。他们都是前来策动起义讨袁的。在这时期内，昆明城就像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滇军团长邓泰中、杨蓁、黄永祉等听到了蔡锷住宅被军警搜查的消息，情绪非常激昂，一致主张起兵讨袁。唐继尧在老上司、老同学和部下的重重压力下，处境非常困难。在此以前，袁派何国华为专使，赍送开武将军印信和有关证件来到昆明，并且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对唐备加慰勉，唐也予以盛大的欢迎。由于反袁浪潮日高涨，唐对部下总是推说各方情况不明，不宜轻举妄动；否则以一隅而抗全国，必将引起严重后果。他对友人又总是推三阻四地说，须等松公到后再作决定。事实上，唐对蔡锷回滇是大有顾虑的，他过去受过蔡的多次提拔，现有地位又是由蔡转让而来，蔡既卷土重来，理应将政权交还，而蔡与云南军人的关系都很好，他又无法阻其前来。因此，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12月19日，蔡偕同戴戡、殷承瓛、刘云峰等到了昆明。唐在五华山总部盛宴款待，并命云南全体军政要人作陪。宴毕举行军事会议，密商讨袁大计。唐对滇军与北洋军力量的对比仍然存在很大顾虑，认为小不能敌大，弱不能敌强。蔡向他反复说明：现在不但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袁世凯做皇帝，就是北洋派大将冯国璋、段祺瑞之流也都反对他做皇帝；不但中国人反对，日本人也反对。袁的地位空前孤立。恰恰这时候，由南京宣武上将军署转来梁启超的一份密电，请“唐将军转交蔡将军”，电报内容是讲袁世凯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将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这个电报证明了蔡所讲的冯国璋反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如果冯不反袁，就不会代替别人发出反袁的电报。这个电报来得非常及时，消除了唐的顾虑。其实，这个电报是由冯的秘书长胡嗣瑗做主代发的，冯从来懒看公事，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而这个内幕是唐所不知的。欧事研究会发起于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加者大多为国民党军人。这些人除一部分移居南洋外，尚有一部分留在东京。
会议决定举兵讨袁。
20日，唐先回袁一电说，蔡锷在云南的旧部虽多，但已妥为移置，中下级军官都是服从本人的，不致受人煽惑。
22日，云南军高级将领在护国寺召开讨袁动员大会，蔡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兴师讨袁，所争者四万万同胞之人格，而绝非个人权利地位之私。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关于组织讨袁军的问题，本拟称为“共和军”，以示讨伐帝制之意。有人提醒说，讨袁乃是全国人民和全国各党各派的一致要求，如果称为“共和军”，恐与共和党之名相混淆，徒示人以不广，因此就地取材（护国寺），决定称为“护国军”，以示拥护共和国体之意。关于组织机构，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和癸丑讨袁两个时期的成例，设都督一员为一省最高军政领袖，设总司令一员负责指挥前方军事。有人建议，此次讨袁应分两路，北路向四川出发，南路向两广出发，每路应设总司令一员；又有人建议，后方应设总司令一员，办理军队补给问题。唐表示愿让都督于蔡。又有人主张另组全国性的中央军政府，而推蔡为大元帅。蔡坚持仍推唐为云南都督，反对另有组织。最后决定推唐继尧为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后方；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发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发广西。
蔡来到云南之前，本已制订了一套偷袭四川的军事计划，估计20天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通电讨袁。但是，由于接到梁启超的密电，告以袁政府将派特使赴日，他又顾虑到如果日袁成立某种条约，日本政府将由反袁转为助袁，因此变更计划，提前宣布讨袁；并由云南军政政府发布对外宣言，承认以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条约一律继续有效，但在云南宣布讨袁后所订者则概不承认。这个宣言是针对新的外交形势而定的。当时，蔡有信给梁启超说：“宣布（讨袁）过迟，固有妨大局；宣布早，殊与军事计划大受影响。”由于云南先通电后出师，使袁得以迅速调兵入川，后来的确使滇军在四川的进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23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通电劝袁取消帝制。这也是唐所主张的所谓“先礼后兵”的手法。他认为有此一举，如果袁拒不接受，才算“师出有名”。电报说：“自国体问题发生后，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亿兆铭心，万邦倾耳……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协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应请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尧等夙蒙爱戴，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抚。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这个电报可以看出，一直到讨袁计划已定，唐还想骑两头马，即使云南宣布独立，他也是被迫的，而非出于自愿的。
这个电报使袁大吃一惊。他一面请英国公使朱尔典电令驻滇英国领事葛夫以私人名义劝唐收回这个“最后通牒”，英国方面愿意从中斡旋，使一场大事化归乌有。一面命政事堂于25日回答一电，列举唐以前所发的劝进各电，认为“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联名通电宣布云南独立。这个电报不再称“我大总统”了，首先指出：“天祸中国，元首谋逆。”最后作出结论说：“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
云南独立后，仅有两人被捕：一个是袁所派来的宣慰特使何国华，他的罪名是毒害了滇军第二师师长沈汪度；一个是谋杀蔡锷的开化知事张一鹍。但是何国华不久又被护送出境。
26日，政事堂再来一电，劝唐不要出尔反尔。电报说：“政见不同，尽可何国华在清末曾任云南协统，袁利用他与云南军人的旧关系，以宣慰使名义派往昆明活动。沈汪度驻防蒙自，湖南人，与蔡锷关系甚深，拒绝签名赞成帝制。沈自蒙自到昆明，曾赴何国华宴会，食物中毒暴死。所遗第二师师长一职，由刘祖武继任。
讨论。为虎作伥，智士不为。既经全国赞成君宪，云南亦表赞成，奈何出尔反尔，有类儿戏！”
27日，袁下令大骂蔡锷，说他“请假赴日就医，何以潜行至滇，胁诱唐、任”，真是“诗张为幻，反复之尤”。直到29日，袁才下令褫夺唐、任二人的官职，派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云南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云南巡按使，责成他们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这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老戏法，以前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袁曾采取这种手段引诱江西、广东等省军人背叛自己的长官，随后又派北洋军嫡系将领驱走这些受过利用的叛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命令都是由朱尔典命昆明英国领事转交的，张子贞隐慝未报被撤职，刘祖武据实上报未受处分。
袁深恨蔡锷是反对帝制的发动者。1916年1月5日，他又下了一道申令，恬不知耻地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举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矧在今日，为君之难，百倍于古……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支持四载，辛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荣。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乃有蔡锷之徙，权利熏心，造谣煽惑……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他命政事堂通知北京各部署，凡与蔡有关的人员，一律予以撤职。各省文武机关的滇籍人员以及与蔡有关者，也都受到岐视和迫害。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在原籍的产业，但并无所获，蔡母与蔡夫人均已藏匿未见，只有一个办木厂的兄弟，却又早已分了家。而另一方面，袁又想通过私人关系，劝蔡“悔罪自投”，可以不究既往。他找到了蔡的老上司李经羲，赐以貂皮大衣一件；又把蔡的老朋友熊希龄请到北京来，留他共进午餐，叫他去信招蔡投降。此外，还想派滇籍大官僚朱家宝或丁槐为云南宣抚使，骗诱云南军人“自拔来归”，一律免予治罪。这又说明袁世凯外强中干，他所采取的对付云南起义军的手段，与武昌革命时清政府对待革命党人的手段，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