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那是重农主义学说最聪明、最渊博的创始者。他用一些数学公式，明确地表示了全部的土地年产物是怎样在上述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以及不生产阶级的劳动为什么只补偿它所消费的价值，而不增加社会全部生产物的价值。在他所描述的这些公式中，非常重要的是第一个公式，他将其命名为《经济表》。他用第一个公式描述了土地生产物在他构想的情况下的分配方式，这些情况包括：最自由且最繁荣的状态，年生产物能提供最大量的剩余物的情况，以及在所有年产物中各阶级都能获得其应得部分的情况。另外，他又用了几个公式，将土地生产物在其构想的情况下的分配方式进行了描述：国家存在各种限制和规章制度的情况，地主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享有的优惠多于耕作者阶级的情况，非生产阶级侵占生产阶级应得生产物的情况。根据他的学说，如果在最完全自由状态下所确立的自然分配受到侵害，那么年生产物的价值总和多少会有所降低，社会收入和财富也会有所减少。随着自然分配所受侵害的程度，社会财富减少的程度会以较快或较慢的速度不断加深。这些公式就是将社会财富相应的减少程度描述了出来。重农学说也正是这么认为的。
有一些有想法的医生认为，人体要想保持健康状态，就只能依靠食物和运动这种正确的养生方法，否则人体就会根据违反这种正确方式的程度，遭受相同程度的疾病。奎那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医生，并且他对国家似乎也抱有同样的观念，认为只有在完全自由和公平的正确制度下，国家才能繁荣起来。但实际上，人体在不同的养生方法下都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即使是在很不卫生的情况下，人体也能保持健康（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这是因为，人体本身有一种隐藏的免疫力。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免疫力可以预防和抵抗不卫生的方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同样，奎那也许没有看到国家潜在的力量，那就是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努力。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力量都能够预防和抵制不公平的政治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虽然这种政治经济政策会对国家的繁荣富裕有一定的阻碍，但不会完全阻碍国家向前发展的趋势，更不可能使国家的发展倒退。试想，如果一国没有完全的自由和正义，就没有繁荣的可能，那么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发展了。幸运的是，国家中潜在的自然力量，就如同人体中的免疫力那样，对于人类的愚蠢和许多不公正的坏影响都有充分的准备，并且能够抵制人类的懒惰和无节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总的来说，将工匠、制造业工人以及商人当成是完全没有生产性的阶级，这种观点是重农主义学说的最大错误。我可以用以下观点来证明这种观点的错误。
首先，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每年除生产出他们自己消费的价值外，还是有其他作用的，至少他们的劳动保证了那些雇用和维持他们的资本的持续。
这一点是重农主义学说也不可否认的。所以说，把他们当成是完全没有生产性的阶级就是不恰当的。就如我们把那些只生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没有增加人口数量的婚姻叫作不生育的婚姻一样，是不恰当的。当然，除了补偿维持和雇用他们的资本以外，农民和农村雇用劳动者每年还生产出了地租这种纯产物。的确，相对于商人、制造业工人和工匠的劳动，农民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更有生产力。就像生育三个儿女的婚姻，与仅生育两个儿女的婚姻相比更有生产力一样。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阶级的生产力很强，就否定其他阶级的生产性。
其次，将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当作“家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种观点都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一是家仆的劳动并不能保证雇用和维持他们的资本的持续；二是维持和雇用家仆的资本是由主人来支付的；三是家仆们工作的性质也不可能补偿上述资本。一般来说，他们的工作都是临时性的，没有固定在任何可出售的商品上，也不可能从商品的售价中获得利润来补偿主人支付的工资和维持费。与之相反，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劳动，固定在可出售的商品上，并且可以从商品的售价中获得利润。所以，我在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那一章时，就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归入了生产性劳动者的行列，而把家仆归入了非生产性劳动者的行列。
再次，如果说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那么这种说法也是不恰当的。就算他们每天、每月、每年所生产的劳动与他们每天、每月、每年所消费的价值相等，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的劳动不会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或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值。举一个例子，一个工匠在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价值十镑的工作，那么即使他同时消费了价值十镑的谷物和其他必需品，实际上他还是增加了价值十镑的土地生产物。这是因为，当他消费十镑的谷物和其他必需品时，他生产了一个等价的商品，从而使他自己或别人又能够获得十镑。可以说，他在这六个月内消费和生产的价值是二十镑，而不是十镑。但是，在表面上看，只存在十镑的价值。
其实，如果十镑的谷物和其他必需品是由某一士兵或家仆来消费时，那么六个月后，与上述工匠的情况相比，剩下的年产物价值要少十镑。因此，表面上看，这个工匠所生产的价值，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他所消费的价值相等，但与没有他生产的情况相比，市场上实际存在的货物价值更大。
拥护重农主义学说的人经常说，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消费的价值，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相等。这里，他们的意思也许是“他们的收入和供他们消费的资本，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相等”。其实，说得更简单一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一阶级生产的价值就是他们的收入。于是，我们可以立即想到，如果这一阶级从收入中节省一部分的话，那么社会的真实财富也会因此增加一部分。但重农主义者总是按照上述表达方式，表达出一种批评的意思。就算事实和他们的假设一样，他们的上述议论也是非常不恰当的。
最后，如果农民和农村雇佣劳动者不知道节俭的话，他们和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是一样的，也不能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在任何社会，人们都只能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促进土地生产物的增长：一是提高社会所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二是增加社会雇用的有用劳动量。
提高有用劳动的生产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做：一是提高劳动者的能力；二是改进他劳动时使用的机械。因为，与农民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劳动相比，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分工更精密，每个工人所进行的操作更加单一。
因此，上述两种改进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耕作者，工匠和制造者阶级处于一个更优越的地位。
有用劳动的雇用资本的增加，决定了社会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的增加；而收入（资本管理人或资本出借人的收入）的节省又正好能够促进雇用资本的增加。如果真如上述学说所设想的，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与地主和耕作者相比，更有节俭的习惯，那么他们就能够增加更多的社会有用劳动量，从而增加社会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
最后，如果真如上述学说所设想的，人们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构成了人们的全部收入，那么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场合，工商业国的收入比没有工商业的国家要大得多。从土地现有耕作状态上比较，有工商业的国家每年从外国进口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更多。虽然城市居民没有田地，但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他人的土地原生产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获得了工作原料，还获得了生活资料。在商业国，城市和邻近农村的关系就像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荷兰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从其他国家获得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生活资料。例如，他们从霍尔斯汀和日兰德运回活牲畜；从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运回谷物。由于少量的制造品总是能交换到大量的原生产物，因此工商业国一般都用少量的本国制造品去交换大量的外国原生产物。这样一来，工商业国就可以用这些生产物去维持大多数人的生活。与之相反，工商业不发达的国家，就只好花费大量的本国生产物，去交换少量的外国制造品。而这些少量的制造品所能维持的就只有少数人的生活。因此，工商业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生活资料，总是多于其土地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数量；而没有工商业的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生活资料就要少得多。
虽然上述学说有很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主题下的众多学说中，这一学说还可以算得上是最为正确的了。所以，一般来说，所有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个重要主题的人，都会非常关注这一学说。虽然这一学说的有些观点有一些狭隘，例如它将投在土地上的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但这一学说的很多观点还是很正确的，例如，该学说认为：国民财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再生产的可消费的产品构成，而不是由不可消费的货币构成的；另外，最大限度地促进每年再生产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保证贸易的完全自由。人们似乎都比较喜欢怪异的理论，从而显示自己能够理解平常人不能理解的东西，所以这一学说有很多的追随者。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制造业劳动不是生产性劳动。这也许是很多人欣赏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追随者们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在法国学术界中，他们被称为经济学家。他们将很多以前不怎么被人重视的主题重新拿出来讨论，并且促使国家对农业提高一定程度的赞助。可以说，他们对于他们的国家，的确做出了一些贡献。也是由于他们的学说，法国政府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减轻或解除了该国农业一直遭受的多种压迫。例如，将任何人———无论是土地购买者还是所有者———都不得予以侵犯的土地租期，从九年延长到了二十七年；废除以前国内各省间谷物运输所受的限制；通过习惯法确认在一般情况下允许谷物的自由出口。这些经济学家，写了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他们不仅论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且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其他各部门也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抄袭了奎那的理论，所以大部分著作的内容也基本上和奎那的差不多。曾任马提尼科州长的利维埃，写有《政治社会的自然与基本制度》一书，他对这一学说的描述，可以说是最明白清楚的了。就像古代的哲学学派对其创立者的崇拜那样，这个学派对他们的大师们也非常称颂。该学派的大师们，好像也挺谦虚朴素的呢。例如，有一位勤勉可敬的作者叫弥拉波，他说：“从古到今，世界上有三大发明给政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安定。他们分别是文字的发明、货币的发明和《经济表》的发明。文字的发明，能够使人类把法律、契约、历史和发明继续流传给下一代；货币的发明，使各文明社会之间相互联结起来了；《经济表》的发明，则是上述两项发明的结果，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发现，它完善了前两者的目标，使我们的后代可以从中受益。这些发明和其他装饰政治社会的很多发明都没有关系。”
在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政策，似乎都是对制造业和国外贸易的城市产业比较有利，而对农村产业比较不利。在其他国家，其政治经济学政策则刚好相反，是对农业比较有利，而对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比较不利。例如中国，它的政治经济学政策就非常重视农业。不同于欧洲大部分工匠的处境优于农业劳动者的情况，中国的农业劳动者的处境要优于工匠。中国人似乎都想拥有一定的土地，要么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要么拥有土地的租地权。据说，中国的租借条件很不错，租地人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然而，中国人对国外贸易不是很重视。当年，俄国大使兰杰去北京请求与中国通商，北京的官员用一贯的口吻对他说：“你们所进行的贸易就像是乞丐在乞求施舍！”中国人基本没有用自己的船只来与其他国家进行国外贸易，日本也只有一两个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因此，在中国，国外贸易被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其实，如果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可以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的话，国外贸易的范围也会变得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