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人发现古巴和圣多明各以前，当地穷苦人民通常都拿小金块当头饰和服饰。在这些穷苦人民眼里，这些金块和那些比一般鹅卵石稍微美丽的小鹅卵石差不多，它们值得拾取，也可以赠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珍贵的东西。所以，当有从西班牙来的新客请求他们把这些金块作为礼物送出时，他们无不立即把它们赠予客人，并对西班牙人想获得金块的热切心情感到惊讶。
他们缺乏的，正是西班牙国内大量剩余的食物。所以，他们不明白西班牙人为什么愿意以大量食物来交换他们的小金块。要知道，这大量的食物足够维持全家好几年的生活，而那些小金块不过是个会发亮的玩意儿罢了。如果他们能够理解正是食物的剩余造成了这种现象，他们就不会对西班牙人的“黄金热”感到惊异了。
上述两种土地生产物相对价值的变动
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的日益扩大，使得粮食产量日益增加。于是，对一切能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食用土地生产物的需求，就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了。因此，可以预见这两种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会发生一种变动，即有条件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会不断增长，而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则变化不大。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衣服、住宅材料、地下有用化石和矿物，甚至是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这些东西的价格就逐渐增高，它们能够换得的食物也越来越多。这些是大多数场合中大部分物品的情况。如果其中某些物品的量没有因特殊原因而增加到远远超过其需求的程度，那么这些情况就是这些物品在一切场合中的普遍情况。
例如，某地进步状况的增大和人口的增加，必然会使当地砂石矿的价值增加。当邻近一带只有这一家砂石矿时，砂石矿的价值增加情况就更明显了。银矿就不同了，即使千里之内只有一家银矿，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该国的改良而增加。砂石矿的产物很少会被卖到周围数里之外，其需求一般都由该区域的改良与人口数量决定；而银矿的产物则可能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只有在全世界的土地都被改良、各地方的人口都增加的情况下，白银的需求才会增加。而且，即使这样，如果同时又发现了矿藏更丰富的新矿山，那么增加的白银需求也会从新矿山那里得到满足。这么一来，银的真实价格一样会逐渐降低，从而使得一定分量（比如一磅）的白银所能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即谷物这类劳动者的主要生活资料，逐渐减少。
白银的大市场，一般分布在商业发达且有文化氛围的地方。
假如一般的改良能够增大白银的市场需求，却无法让供给以同一比例增加，那么白银价值就会以谷物价值的增长幅度增高。换言之，用一定分量的白银，可以换得越来越多的谷物，亦即谷物的平均售价将逐渐下跌。
相反的，如果某种金属的供给因为某种意外而增加，且增加的比例在多年内都大于需求的增加，那么这种金属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廉。也就是说，尽管改良很大，谷物的平均售价也会逐渐升高。
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这种金属的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比例几乎相同，那么这种金属所能购买或交换的谷物数量，就会继续保持不变。换言之，尽管改良非常大，谷物的平均售价却几乎没有变化。
上述三种情况，几乎包括了改良过程中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就拿法国和英国的事实来说，在过去的四个世纪当中，这三种情况好像都按我现在所说的顺序在欧洲市场上发生过。在这里，我就顺便谈一谈银价在过去四个世纪中的变动情况。
银价变动的第一期
在1350年（含1350年）以前的数年间，英格兰每一夸脱小麦的平均售价好像都不低于陶衡四盎司银，约合二十先令的英币。后来，每夸脱小麦的平均售价逐渐降低到了二盎司，约合十先令的英币。在我们来看，每夸脱十先令的平均价格，是在十六世纪初叶商定并持续到1570年的小麦价格。
1305年（即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劳动法规颁布。这一法规的前言，把要求雇主增加工资的佣工狠狠地批判了一番，说他们横行霸道。而法规则对一切佣工及劳动者的工资进行了如下规定：此后，一切佣工及劳动者的工资及配给（包括衣服和食料），都应该按照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年制定的通常工资及配给进行发放。因此，无论何地，他们都只能按十便士每薄式耳的价格来领取配给的小麦；而且，配给小麦是以实物还是货币形式支付，也须由雇主决定。在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十便士每蒲式耳是极其普通的小麦价格。需要通过特殊的法令，才能迫使佣工接受这一代替通常配给口粮的小麦价格。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价格低于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的小麦价格。在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十便士大约含有陶衡半盎司银，约合半克朗英币。所以，当时每夸脱（即八蒲式耳）小麦的普通价格，必定会被认为是陶衡四盎司银，相当于当时的六先令八便士和今日的二十先令。
这一法令所记录的当时的普通谷价，无疑要比历史学家或其他著述者所记录的某些年度的谷价要好得多。因为，历史学家或其他著述者所记录的谷价，不是异常高昂就是异常低廉，所以实在不容易以此判断当时小麦的普通售价。而且，根据别的理由判断，在十四世纪初及以前的数年，小麦的普通售价不低于四盎司每夸脱，其他各种谷物的售价也以此为准。
拉弗·得·波恩是坎特布里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长，他于1309年就任，当时曾大摆过筵席。这次筵席所用的谷物及许多食物的价格，在威廉·桑恩那里都有记录。根据当时的记录，小麦：五十三夸脱，共花了十九镑，每夸脱的售价是六先令二便士（相当于今日的二十一先令二便士）；麦芽：五十六夸脱，花费了十七镑十先令，每夸脱的售价是六先令（相当于现在的十八先令）；燕麦：二十夸脱，总价为四镑，即每夸脱的售价为四先令（相当于今币十二先令）。
在这里，小麦的普通售价似乎低于它和麦芽、燕麦的一般比价。
这些价格的记载，只是如实记录了这一大规模筵席所消费的谷物的实际售价，既没有夸大也没有减少其实际价格。
1262年（即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重新颁布了古代《面包麦酒法定价格》
的法令。亨利三世在这一法令的前言中说，这一法令是其祖先（即以往的英格兰国王）制定的。由此推断，这一法令至少是在亨利二世时期制定的，也说不定早在诺尔曼征服时代就已经颁布了。这一法令规定，面包的价格由当时的小麦价格决定。当时，小麦的售价为一先令至二十先令每夸脱。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这一法令作出如下假设：它必定会仔细考虑小麦的时价超过或不及普通价格的情况。所以，在这一法令制定之初，每夸脱小麦的普通售价必定是含有陶衡六盎司银的十先令，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先令。小麦的这一普通售价，一直持续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由此，我们可以假定，小麦的这一普通价格不会少于面包最高法定售价的三分之一，即当时的六先令八便士（含有陶衡四盎司银）。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如下结论：十四世纪中叶及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小麦平均价格，大概不低于陶衡四盎司银每夸脱。
而在十四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初，小麦的普通或平均售价似乎已经减到了此前价格的一半，即陶衡二盎司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十先令。直到1570年，小麦的这一普通售价还维持在这一水平。
在诺萨伯兰五世时期，时任伯爵的亨利在他1512年的家务记录中，记录了两种小麦价格。第一种，每夸脱仅五先令八便士；第二种，每夸脱六先令八便士，含陶衡二盎司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十先令。
许多法令都表明，自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至伊丽莎白初期的这两百余年中，小麦的普通或平均售价都是六先令八便士。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银币变革，所以相同的名义货币中所含的银量也不断减少。不过，银价也同时增加了，因而减少的银量好像又得到了补偿。因此，名义货币含银量的减少，就被立法当局大而化之了。
1436年，立法当局对小麦价格作了如下规定：如果国内每夸脱小麦的售价低于六先令八便士，商人可以不经特许就将其输出；而要想输入小麦，则必须等到国内小麦的售价高于六先令八便士每夸脱。因为，当小麦售价极其低廉时，就算任意输出也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如果是国内小麦售价增高，则是输入比较划算。所以，当时小麦的普通价格就是六先令八便士，相当于现在的十三先令四便士。不过，这一普通价格的含银量，比爱德华三世时期同一名义货币的含银量减少了三分之一。
1554年的小麦输出条件，是按照腓力普王及玛丽女王在位前两年的法令实施的。1558年的小麦输出条件，是按照伊丽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令实施的。
它们都规定：当小麦的平均售价超过六先令八便士每夸脱时，禁止输出小麦。
同样是六先令八便士，当时所含的银量并不会比现在所含的银量多二便士。可是，问题接着就出现了。如果要等小麦的时价低于法定输出价格时才能输出，那么小麦可能永远也无法输出。于是，1562年，伊丽莎白女王又重新颁布了一条法令：如果国内小麦的售价不超过十先令每夸脱，商人们就可以随时从指定港口输出小麦。当时的十先令所含的银量，和现在的十先令含有的银量几乎相等。所以，当时小麦的平均价格就是六先令八便士，和上述亨利伯爵家务记录中记录的小麦售价差不多。
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该国在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谷物的平均价格也远远低于过去的两个世纪。赞成这种说法的，不但有杜普雷·得·圣莫尔，还有一位写出《论谷物政策》这篇论文的文雅作家。由此可见，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谷价都在同一时期下降了。
造成白银和谷物相对价值增高的原因，可能是供给不变，需求却随改良及耕作进步而增加；也可能是需求不变，供给却逐渐减少。当时，已发现的银矿大部分都被采掘殆尽，导致了采掘费用的大大增加。在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都比过去数个世纪安定，因而其产业发展和改良程度都得以增高，其财富自然也就随之增加了。财富的增加，自然会加大人们对贵金属及其他装饰品和奢侈品的需求。这么一来，年产物就会增加，用于流通这些年产物的铸币自然也会增多。富人的增多，给银制器皿和银制装饰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而且，由于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开采那些向欧洲市场供应银的银矿，所以当时的人们自然会认为其中的大部分银矿可能都被采掘殆尽，而采掘费用也因此增加了。
大部分论述以往商品价格的作家，都认为银价的减少自诺尔曼征服时代（甚至是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起就开始了，直到美洲各矿山被发现时才停止。我想，他们会产生这种见解的原因，一部分是他们观察过谷物及其他土地生产物的价格，一部分是他们认同了一种通俗的说法。这种通俗的说法是，无论在任何国家，财富的增加都会造成银量的增加，最终使银价下跌。
这些作家在观察谷物价格时，往往都会被下面的三种情况引入迷途。
第一，由于古时的地租几乎都以实物支付，所以这些作家就认为所有地租都是以一定数量的谷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的。
事实上，佃户支付年租给地主，到底是用实物还是用代替实物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有时都由地主随意规定。在英格兰，以一定数额的货币代替实物缴纳年租的价格被称为“换算价格”。由于地主掌握着要实物和要代价的选择权，所以法律需要在考虑佃户安全的基础上，把这一换算价格定在低于而不是高于平均市价的水平上，而且大都稍微高于平均市价的一半。直到今天，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的家禽计算、某些地方的牲畜计算，采用的都是这种换算办法。不过，在实施公定谷价制度之后，计算谷物的换算办法就被废止了，不然的话，今日谷物计算采用的可能还是这种换算办法。
公定谷价是谷价公定委员会评定的谷物价格。每年，谷价公定委员会都会依照各州的实际谷价，对各种类不同品质的谷物进行评定，然后制定一个平均售价。这一制度规定，换算谷物地租时，都得以当年的公定谷价为换算标准。这一做法，充分保障了佃户的利益，也大大方便了地主。
不过，苏格兰这一所谓的“换算价格”，却被搜集以往谷价的作家们误作了实际市价。弗利伍德就犯过这种错误，不过，由于他从事著述的目的比较特殊，所以直到这种换算价格被他用了十五次之后，他才承认了这种错误。当时，小麦的换算价格为八先令每夸脱。弗利伍德从1423年开始进行他的研究，当时八先令的含银量和现在的十六先令的含银量相同。但是，当他在1562年结束他的研究时，当时八先令的含银量却又等于现在八先令的含银量了。
第二，古代的法定价格，有时可能会被怠惰的录事抄写得很潦草，有时也可能只是由立法当局潦草地制定出来的，因而给上述作家造成了一定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