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跟父亲和叔父到处游历，在中国看到汗八琉造币厂以桑皮纸大量印制纸币，然后盖上皇帝玉玺，就能流通。他看后似乎颇为欣赏：“此项纸币如此大量制成后，即在大汗治下各处流通，没有人胆敢不顾性命，拒绝接受。大汗的子民，不论何时何地，买卖收支，都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纸币。拿着这种纸币可以买到各种所需的商品，比如珍珠、宝石、金银，甚至任何其他的东西。”马可·波罗还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持着旧币，在付出一点手续费后，就能换成新币，甚至换取金、银条也行。”他所游历的中国城市，几乎全都使用纸币，除了大汗的纸币，并无他种货币。
但元代是否真的如马可·波罗所说，全用纸币呢？而大汗的纸币又是否可以买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呢？还有，大汗的纸币可不可以拿去兑换金、银条呢？元代又有无他种货币可用？
马可·波罗这些有关元代钞法的记载无疑颇近事实，而元代钞法在当时世界上，也是较为完备的纸币流通制度，比如定下纸币无限法偿、设立平准库、买卖金银以维持钞价、集中现银于国库、筹足发行准备基金，以及禁止金、银和铜钱流通，专用纸币等。元朝朝廷这样做，当然是吸取了宋、金两朝币制失败的教训，所以发行纸币，依现银储备数量为准，开始时币值是较为稳定的。但好景不长，原来凭纸币票面价值，可向政府兑换等价白银，后来却因纸币大量发行而致票面价值形同虚数，根本没有那么多白银可兑！
于是就出现了“权钞钱”的怪现象。原来元代起初也铸过一些铜钱，但数量不多，比历代所铸的都要少。发行纸币以后，为了维持币值，更禁止使用铜钱。但纸币大量发行，不断贬值，在老百姓心目中信用扫地，所以私下人人都依旧使用铜钱。元朝政府迫于无奈，逐渐又恢复了铜钱的合法地位，并且铸造了一种直径8厘米、名叫“至正之宝”的铜钱。这种铜钱是中国历史上直径最大的钱币。但这种铜钱似乎“大而无当”，而且性质更是“与众不同”，因为向来只有人以纸币代表金属货币，而这种钱币却以本身的金属价值来代表没有价值的纸币。元朝朝廷把这种钱币，称为“权钞钱”。老百姓在纸币不值钱的时候，就拿去换“权钞钱”，然后再用来熔为铜锭！
纸币当然极容易伪造。元代的伪钞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颁下法令，规定伪钞造得仿如真钞，能够流通的，伪造人处死；而造得不三不四，未能流通的，则判流放之刑。但制造伪钞可获巨利，许多人还是以身试法，因此后来不管造得像与不像，一律处死。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造伪钞的人发了财，就出钱替同伙谋取官职，作为内应，依旧私印伪钞，扰乱金融。马可·波罗说什么“除了大汗的纸币，并无他种货币”，恐怕是不知道纸币的“内里乾坤”而说的美言。
到元顺帝时期（1333—1368），元代币制一改再改，仍然未能抑制通货膨胀，物价比之元代初年，涨了近1000倍。中国历朝纸币原具的兑换性质（如南宋纸币），代表金属铸币流通，可以换取铸币或其他实物的作用也从元代开始宣布废止，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这样的纸币，当然不能取信于人，马可·波罗描述的美好景象，用纸币可以买到珍珠、宝石及各类所需物品的情形，听来就像是神话。
元朝立国初，因为蒙古人向来广泛使用白银，并以白银作为货币，所以就确立了白银在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地位。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便铸了一批每个重五十两的银元宝。元宝之名，虽曾在唐宋两代用过，比如唐代的开通元宝（其实应当是开元通宝，为唐代开元间所铸钱币，但据称被人误读为开通元宝，以讹传讹，因而得名）、宋代的大历元宝，可是将铸成的一个个银锭叫作元宝，却是从元朝开始的，意思便是元朝的宝货。元代铸造的银元宝两头翘起，也和铜钱中央为方便串起而铸成的方孔一样，具有实际作用，因为中国古人携带钱财，并不放入衣袋而缠于腰间，所以元宝的式样，正是为了便于缠在身上，故有腰缠万贯的说法。
由上所述看来，元朝的纸币根本当不起马可·波罗的赞美，倒是他并没有提到的银元宝，确为中国货币的一个特色。
根据古代历史文献所载和出土文物显示，中国人使用货币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远古时期早已用龟、贝、珠、玉、金、银充当货币，历来按重量称用。汉唐以后则铸为不同形状及器物形式流通。南北朝时出现金、银钱，正式铸币使用则自金代始。十六国时期更一度使用谷帛，钱币及纸币均不通行。江苏出土的楚金爰又名印子金，是在金板上打印戮而成。汉代的金饼多作宫廷赏赐之用，未作民间通货流行；金元宝的用途也一样。1197年，金章宗铸承安宝货以银铸成，近年首次在黑龙江出土，是名副其实的稀世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