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是季刊，但维持辛苦，于是每期出版时间慢慢拉长，现在一年只能出两本。尽管如此，杂志水平从来没下降过。PHOTOVISION的编辑小组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惊人的眼力和品位。就拿当年布拉沃籍籍无名的四位学生来说，现在个个都是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摄影家！如今举世闻名的秘鲁老摄影家马丁·昌比（Martin Chambi，1891-1973），也早在第3期就介绍过了，PHOTOVISION堪称是最早介绍昌比作品的媒体之一。
在偏僻小镇办摄影杂志
PHOTOVISION每期都有鲜明的主题：《夜晚的诗篇》专谈夜间摄影的新表现；《土地，人，仪式》介绍四位新一代的人文摄影家；《自拍像：自恋或触怒？》是四位受争议的当代摄影家自拍像；《勒令混乱》谈前卫观念性摄影；《针孔摄影》讲述如何利用原始摄影技术达到新潮影像表现；《欧洲摄影：公开建议》推介几位个人风格极为强烈的中生代摄影家；《从颜料到光线》探讨不用照相机的光画摄影；《身体考古学》则刊载了从古典优雅，到新潮怪异，甚至恶心的人体摄影……
这本刊物有时也会以摄影家的个人专集为整期内容，如荷西·奥尔蒂斯-埃查圭（JoséOrtiz Echagüe）、乔尔-彼得·威特金（Joel-Peter Witkin）。众所皆知的这些摄影名家，在编辑群的处理下，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到目前为止，PHOTOVISION才出版了25期，但对欧美当代的各类摄影风格，已有了全面性的关照，非常难得！
与伊格纳西奥之间的交谈既热闹又有趣：袁瑶瑶把我讲的中文译成英文，再由玛丽亚译成西班牙文。等伊格纳西奥发言，整个程序就倒着走一遍。
“这么优秀的杂志，为何编辑部不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而是在这么偏僻的小镇？”我以这个问题做开场白。伊格纳西奥则是大方地承认：“总部原本设在马德里，但经济因素一直困扰着我们。第20期出刊后，大家考虑停刊，除非有人愿意承担业务和财务。我觉得太可惜，便试着扛起来，并将总部迁到乌特雷拉以节省开支。”
PHOTOVISION的共同创办人兼编辑小组成员共四位，除了伊格纳西奥，还有阿道夫·马丁内斯（Adolfo Martinez）、乔安·丰特库韦塔（Joan Fontcuberta）和拉斐尔·莱文菲尔德（Rafael Levenfeld），每个人都有主业，余暇再贡献给杂志。
马丁内斯从创刊就掌理业务并主导杂志编辑方向，但为了工作不得不迁居伦敦。伊格纳西奥接任主编后，编辑理念更为自由，经常开放园地给长期钻研某项主题却苦无发表机会的人，让他们的心血被更多人知道。
总部转到乌特雷拉之后，又多了一位编辑马诺洛·拉吉略（Manolo Laguillo）。五位编辑分居五个城市，令人好奇他们如何开编辑会议。
“平常用电话或传真讨论，不过每年总会见见面。”伊格纳西奥笑着表示，“还好现在传真方便又便宜，否则真吃不消！”聚会地点多半在巴塞罗那或其他大城市，业界没人来过乌特雷拉，难怪伊格纳西奥对我们的造访格外高兴！
古典摄影与前卫影像
伊格纳西奥谈到PHOTOVISION的创刊宗旨及目前走向：“我们本来是办为西班牙本土，以及中南美西班牙语系国家服务的刊物，现在看来是有点偏离原方针了，有一度蛮重视美术性和观念性摄影。中南美洲的摄影表现比较属于人文报道，也许可在以后把介绍前卫摄影的脚步放慢一点，把新闻摄影加强一下，以求平衡。”
说着说着，他反过来问我：“我对《摄影家》杂志最好奇的是，你们多半只介绍纯摄影，极少刊登那些利用摄影制造出来的影像。是什么原因使你这么坚持？”
我告诉他：“我是个老派的人，一直相信摄影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艺术，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传统。我并不坚持摄影应当具备某种特定样貌，美术摄影、观念摄影或新闻摄影都是摄影的类别。可是，既然办杂志，我就宁可把大部分精力贯注于具人文精神的纯摄影。也许有人认为新闻摄影没有新鲜感，我却认为它像古典音乐，永远不会落伍。摄影作品只有好坏之分，没有落伍或不落伍之别。我也知道现在计算机影像很流行，而我们这本介绍古典摄影的杂志，有一天也会因市场太小而不得不停刊。但我宁可让这本杂志因坚持人文精神而结束，而不是为了生存而妥协。任何事都有阶段性，我希望《摄影家》能迈入21世纪，把世界上最好的古典摄影做一个总整理。还有几年就是2001年了，我的心愿不难实现！”
几杯咖啡下肚后，严肃的话题告一段落。伊格纳西奥带我们参观这栋住家兼办公室的大宅院，房子虽老旧，可是论占地之广、房间之多、气派之大，绝对可在我的摄影朋友中称冠。
“能住这种房子，莫非你是大富豪？”我笑着问伊格纳西奥。
“这你就搞错了，这是人家要拆掉的老房子，我用很低的价钱把它买下来，再自己一点一点整修。所有的木工、粉刷都是我们全家人慢慢弄的。”他笑着指指天花板上的小灯泡，说，“你看，有些吊灯都还没钱装呢，所以只能用小灯泡。其实我很穷，这些小灯泡就是证据！”
乒乓外交
我们逛了一个又一个房间，有好几间在台湾都足够一个小家庭住了。顶楼阳台的视野极佳，虽已傍晚7点多，太阳依旧耀眼得好像是台湾的正午时分。伊格纳西奥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中庭遮阳棚的控制机关；很少开口、一直笑眯眯地陪在旁边的女主人突然问我会不会打乒乓球。侧厢有一排还没开始整理的房间，其中一间放着一张刚买的球桌。
“人人都说中国人最会打乒乓球，小卡门听说你们今天要来，一直在等着找你们玩呢！”内人对乒乓球一窍不通，但我在少年时期可是一把好手，还参加过比赛。尽管已有20多年没打，但应付个小女孩应该没问题！
我卷起袖子、戴上眼镜，欣然上场。小卡门虽然技术不佳，可是特别兴奋。我顺着她的球路打了一会儿，僵硬已久的筋骨才活络起来。
“你的技术不错嘛，应该叫伊格纳西奥跟你玩几回！”观战的大卡门提议。
我们两个的段位果然旗鼓相当，大概都好一阵子没打了，刚开始的攻球、守球只能用频频失误来形容，捡球次数比发球还多。慢慢进入状态后，双方开始使出看家球路。伊格纳西奥特别爱杀球，慢慢占了上风。就在汗流浃背、难分难解之际，他的一记杀球太高，直朝我的脸上飞来。“锵”的一声，眼镜被打个正着，飞落在地。
“抱歉，抱歉，眼镜有没有坏？”
我捡起眼镜，看看没事，对他竖一下大拇指，道：“Made in Taiwan，no problem！（台湾制造，没问题的！）”
球局就此打住，小卡门牵着我的手，带我到浴室去。洗完脸，大伙儿在那空间无比奢侈、家具却十分简陋的中庭歇息。袁瑶瑶跟大卡门、玛丽亚聊天，伊格纳西奥则是捧了一堆摄影家的作品给我看。
天色依旧明亮，虽然已经晚上8点多了。
西班牙式的喜剧
接下来的经历，绝对是西班牙式的喜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都9点多了，这家人依旧优哉游哉的，我们却开始有点发毛：一方面担心错过回塞维利亚的火车，一方面也实在是太饿了。我跟内人商量，要是他们没打算请吃晚饭，最好趁早告辞，在上火车前找点东西塞肚子。
“有火车时刻表吗？”内人问。伊格纳西奥、卡门和玛丽亚同时摆手又摇头：“不要紧，不要紧，时间还早着呢，再坐一会儿，最后一班火车是10：40！”那也只剩一个多小时啦……西班牙人的时间观念的确跟我们不同。
沉住气，继续磕牙，光阴的脚步好像也因为这份从容而慢了下来。
终于，伊格纳西奥表示：“现在，我们该去吃点东西了！”
我们夫妻面面相觑，也不好意思多问--已经快10点了，还有时间吃东西吗？“说不定用餐地点就是火车站前面的那家小酒吧，要是这样，也许时间还够……”内人这么揣测。
五个大人、一个小孩登上一辆粗犷的中型旅行车，司机却是瘦伶伶的玛丽亚。车子启动没多久，坐在玛丽亚旁边的伊格纳西奥开始指挥方向。我们又是一惊：难道玛丽亚不知道火车站在哪儿？玛丽亚当然知道火车站在哪里，只是目的地不在附近，而是一家稍微偏远的、伊格纳西奥朋友新开的馆子。
除了我和袁瑶瑶，好像没人在乎时间问题。车子开到一家其貌不扬的小餐馆，一行人坐下就占据了三分之一的位置。老板本来就够殷勤了，在伊格纳西奥夫妻用一大串本地话介绍我们的来历后，显得更热络，自信满满地拿起菜单与伊格纳西奥讨论菜色。两人表情丰富，大有“一餐定江山”的味道。
我们诚惶诚恐地表示，时间不多，随便吃一点就好。那二人一起露出无奈的表情，又商量了一会儿才定案。“点的都是最容易准备的小吃，不会花很多时间！”玛丽亚安慰我们。
菜果然上得极快，红酒、面包与冷盘上桌后，接连来了四个瓦钵子，都是omelette（西班牙炒蛋）。一种炒菇蕈、一种炒香肠、一种炒四季豆，另外一种忘了是什么，总之，每一道都好吃极了。吃得出的食材有大蒜、辣椒、洋葱，像极了咱们的家常菜！
美食当前，时间紧迫，只有当机立断，不顾来自礼仪之邦的规矩，狼吞虎咽牛饮，高昂的吃兴让主人颇为欣慰！
乌特雷拉的末班车
瞧瞧时间，10：32--还有8分钟火车就要开啦！终于所有的人都着急了，一行人火速跳上旅行车。玛丽亚车开得飞快，大家在车里紧张兴奋地又叫又笑，气都喘不过来，西班牙人和中国人同时表示，好像身在美国人拍的电影里！
10：41才到火车站，一个乘客也看不到，幸好火车还在，伊格纳西奥跟我们一起冲到购票口！售票员50来岁，懒洋洋地找笔、找票，我们急得一直拜托他快点，他却不当回事，摸出包香烟，慢吞吞地点上一支。
伊格纳西奥质问，他抬起眼皮咕哝两句，竟让我们的朋友哈哈大笑！原来这位仁兄还兼任站长，他不吹哨子，火车不能开。何况，关好栅门，他自己也得搭末班车回塞维利亚。
乌特雷拉之旅就要结束了，虽然只相处了短短四个多钟头，大家却十分不舍。一一拥抱、道别，小卡门又在我们脸上亲了好几下。火车开了，整列车厢只有我们和站长。伊格纳西奥、大小卡门和玛丽亚在月台上向我们拼命挥手，身影愈来愈小。
带着彼此给予的温暖，我们将会各自回到自己的小地方，尽最大的努力把杂志办好。虽不容易，这却是我们最爱做的事。想起聊天时问伊格纳西奥，对PHOTOVISION的前途怎么看。还没张口，敦厚寡言的太太就代伊格纳西奥回答了：“他这人一向对任何事都悲观，对这本杂志却是乐观无比！”
祝福你们，乌特雷拉的好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