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对的情侣在长椅上忘情地拥抱接吻。那里面曾经有一对是她和乔阳，他们不是一般地有感情，他们是一见钟情。谢文婷说，我是败家MM；乔阳说，那我就造两个家，一个家让你败，一个家让你爱。谢文婷说，我脾气不好；乔阳说，我脾气好啊。谢文婷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她在这种幸福里慢慢地转化成了一个不败家脾气好的女人的时候，却失去了幸福。
妻子谢文婷那颗滴血的心因报复获得了“风和日丽”的一天。但是，她的风和日丽真的会波澜不惊一望无际吗？
《钥匙》里的“我”是一个已经二十五岁的女子，因为酒店就餐时的一只苍蝇与体面的男友分了手。而在接受医院检查是否怀孕时，与一个名为三郎的男医生产生了喜忧参半的感情，同时也扮演了第三者。重要的是两人交往时，三郎浅薄和自以为是的优越，使“我”对是否接受三郎莫衷一是犹疑不决，但她又确实需要他的抚慰甚至依靠。这是一篇非常女性化的小说，这里的人物与凉子的披头散发破马张飞已全然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沦陷在风雨飘摇的精神黑洞中。那个“我淹没其中，找不到岸”的凄厉告白，显然不止于爱情领域。《我在迈阿密》讲述的是一位在读博士生的情感生活。这个无论个人还是家庭都相当优越的“我”，却无所事事没有进取动力。他目光所及或兴致盎然的事物还是男女之事。比如一个名曰孙不言的人搬到宿舍后，讲述他与女朋友的故事是：
我们每天做三次爱，早中晚各一次，有时候还不止。孙不言说他老婆相当敏感，碰一碰身体就软。他这样说的时候，一般都是我们已经上床了，有人会突然骂上一句：操！但是，孙不言并不停下来，也不会问骂谁，他从来不挑起事端，只挑起话题。孙不言会继续说下去，说好女人一定要在床上好，就像他的女朋友。好像他的女朋友非常宠爱他，他每个晚上跟她做爱，然后含着她的乳房入睡。
“我”的多余人角色一览无余，最后当然也一事无成。娜彧的小说写到这个层面，可以说对人物而言世间已没有秘密，但是，一个巨大的隐秘却构成了所有人的难题：他们难以逾越的精神障碍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屡屡受挫，为什么一直难以收获希望？
于是，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关于“精神黑洞”的讲述者。不是因为小说被普遍认为是作者的自叙传，我们就指认娜彧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她自己，但我们可以说她的小说就是她某一时期的精神自传，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娜彧作为小说的讲述者，她表达的还是她以及她所理解的一代人的精神困境。
大约近十年前，胡学文写完《命案高悬》后，谈到自己的这部作品时说：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
胡学文在这里谈论的是当代乡村的困境，既有生存困境也有精神困境，他的所指是非常具体的。但娜彧讲述的对象不在这个层面上，她的人物基本没有生存方面的困扰，即便有些为难也是一时的。他们更多的时候应该是衣食无忧甚至非常优越。但是他们都不快乐，在精神或心灵世界都遭遇了巨大的困惑。他们难以在生活中获得自我确认，于他们相关的唯一故事就是身体叙事。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符号化的表达，如果将他们的身体叙事置换为其他行为方式，他们在精神领域仍然难以获得自我救赎。娜彧表达的这一精神状况是存在的，她虽然不似80年代刘索拉、徐星、刘西鸿等作家表达得那样激烈，那样具有反抗性，是因为8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还有反抗、斗争的对象。而到了娜彧的时代，他们甚至连反抗的对象都难以确认，没有人知道这个困境是怎样造成的，因为他们今天处在一个“无物之阵”。正是这个“无物之阵”形成了今天巨大的“精神黑洞”。
娜彧曾经这样表达过她对个人小说的看法，她的小说：
“跟我的生活经验几乎没有关系，那里面不管是《钥匙》里因为喜欢而抗拒三郎的”我“，还是《薄如蝉翼》里迷惘的女作家、前卫的凉子，或者是《广场》里痛到自伤的陆文婷，都和我的情感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我属于从小很乖，长大后很本分的那种特无趣的女人。可能是因为这个，我更喜欢那些张扬生命而不是宣讲道理的女孩或者女人。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写的并不是男女情感，在这类题材上，我大部分笔墨都在心理而且大都是”我“在场，所以你在这些小说中会发现缺少生活细节。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是，与其说我在写现代都市男女情感，不如说我在写现代都市里这些女性的心灵困境。”
这一告白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我对娜彧小说解读的路向。
应该说，娜彧将自己的小说创作确定在探索和表现当下人的精神困境，特别是当下青年的精神困境上，是非常正确的。文学要处理的就是人类的精神和心灵事务。但是，我不能不指出，就娜彧已经发表的小说而言，她存在的问题还是颇为明显的。比如，她的小说逐渐显露出类型化或单一化的特征。构成她小说主体内容或主要讲述的对象，基本没有离开男女之间的性爱，尽管这不是她的诉求所在。但如果讲述的故事或人物行为方式大抵如此，读者的误读就在所难免。性爱是小说难以避免的内容之一，饮食男女是生活的基本内容，通过这些内容表达作家对生活和人的理解，是小说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在床笫之间展开人物的精神惶惑或困顿，理由并不充分。这一现象应该是娜彧文学想象过于内化的结果。
后来娜彧试图改变自己颓唐、无望的讲述方式，试图与她过去心爱的人物们告别。比如她新近的《雨呢》，写一个学中文的大学毕业生王海找工作的经历，就业的困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难题之一，王海就业的命运可以想象，但王海内心祈祷的是：“明天我的运气会好起来的。”王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祈祷能够实现吗？因此，娜彧如何实现自己的超越或突围，还是一个未竟的问题。作家魏微曾这样谈论过娜彧：
“娜彧是这样一种人，外物当不在她的脑子里，她只把眼睛盯着内心，那里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温良，一个尖锐--这该是娜彧一生中最纠结的事，她不能同时做两个人，也因此，她倾心于那个未完成的自己：热烈、任性、叛逆，她打着决绝的手势，过丰富的人生，末了以悲剧终场。小说集《薄如蝉翼》里多是这样的人物，有的也不是悲剧，内中却有破碎、消沉、困惑。我们不妨说，她的小说虽穿着情爱的外衣，实则却是对现实的一场抗争，也是对理想生活的抒情。她因为脱开了个人经历，使得她的小说呈现了幻化的性质，本来也是，写作之于娜彧何尝不是梦游，一俟坐在电脑旁，她就像走在一个人的街上，手抄裤兜，自由自在；她越走越远了，把自己摔在了身后，那一刻，看得见远天，听得见胡狼嗥叫，她把心一横，又是害怕又是喜悦的，纵身扑向那未可知的、也许是荒寒的未来。”
娜彧好像认同并喜欢魏微对她的评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娜彧应该是一个“性格演员”，而不是一个“类型演员”。性格演员可以演出各种角色，类型演员只能演出一个角色。但愿娜彧能够早日实现她改变的自我期许，写出更好也更不同的小说。
中国的现代性是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使中国社会构型一直没有完成，而当下生活日益呈现出的迷离状态和复杂性，都构成了我们认识和表达精神困境的巨大困难。因此，如何反映当下中国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经验，于我们来说确实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2013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