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日子里，由于心情特别激动，王宴清办了3件欠思量的事，差点耽误了大事。第一次是在全师连以上军官会议上，王宴清说：“抗日战争打了8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毫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意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无必胜的把握。”王宴清本来是想给起义打一点思想基础，讲了几句掏心窝的话，以博得大家的同情与谅解，但是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难免不被人猜疑。第二次是师部的参谋赵昌然，他作为起义的骨干，自告奋勇地去做宪兵队的工作。他对王宴清说那里有他一个同乡同学，可以去试试，争取他采取一致行动。王宴清考虑到控制机场的重要性，也就表示同意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没有经过详尽的考察就匆忙地行动，常常是导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次是在陆平确定了第三野战军同九十七师的电台联系方法后，王宴清在返回师部的途中才发现自己还不知道向第三野战军呼叫的信号，于是就用电话找陆平联系。接电话的正好是陆平，王宴清开口便问：“你们电台的呼号是什么？”陆平怕泄密，只能“啊，啊”了两声就挂断了电话。由于这个电话是从九十七师所在军即国民党第四十五军军部转出去的，所以没办法准确判断这个电话是否曾经被监听。
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越是担心害怕，麻烦就越会主动地找上你。
后来，正是因为这几件事，差点使王宴清被软禁起来，幸亏王宴清沉着、冷静，巧妙应对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的问讯，而后又趁张耀明与首都卫戍副司令覃异之之间还未统一意见之时果断而又稳健地离开了司令部，才免于过早地遭受杀身之祸。
王宴清侥幸离开首都卫戍司令部后，他首先赶回家中安慰他的妻子，而后就驱车直奔江宁镇他的师司令部。在车上他考虑到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再想通过同地下党联系或是等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后再开放江面以迎接大军，都是天方夜谭了。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放手一搏，不成功便成仁。一个多小时后，就在张耀明责备覃异之放走了王宴清时，王宴清已经赶到师部召集杨镇洲、邓健中、政治部主任萧汉杰、警卫营长叶宏昌、中校参谋黄克栗等骨干和几名比较忠诚的参谋人员部署起义大计了。经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只要今晚渡江，形势对他们就是有利的。于是，他们就展开了紧张的行动。
1949年3月24日晚上8点30分左右，在灰蒙蒙的长江面上，20多条小船在一阵紧似一阵的东南风中聚集在小码头上，首尾碰撞。只见码头之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十分森严。这支蒋介石身边的警卫部队，果然名不虚传，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他们上船的动作静肃而又迅速，井然有序。等到人都上船后，各船升起篷帆，借着东南风，迅速向江北驶去。可是，不久后，国民党军舰的银白色的探照灯柱扫向江面，忽东忽西，忽起忽落，最后锁定在他们的船只上。王宴清心头一凉，心想这下完了，恐怕他们要开炮了……
然而，后来不知怎地，正当王宴清下达各船快速前进的命令时，探照灯却熄灭了，军舰也并没有开火。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宴清事后想到，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也许舰上的人认为他们是正常的增援江北据点，另一种可能是知道他们要投奔解放军而没有开炮，因为驻守这一段江面的国民党海军是以林遵为司令员的第二舰队，这支舰队后来也通过起义投奔了解放军。
然而，王宴清想得太简单了，他认为只要是渡过了长江到了江北岸，就可以迅速地联系上解放军，可是他错了。25日凌晨，王宴清率领的起义部队于桥林镇集结完毕后派出的4个与解放军联系的联络小组一直没有消息。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王宴清心急如焚，他开始责怪自己的疏忽大意，使起义不得不提前进行。他清楚地知道，手下的部队并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真相，很多人虽说服从师长的命令，可难免口是心非。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现在距离江边仅仅5公里之遥，倘若发生变故，很可能难以控制住部队。于是，在反复讨论后，他们决定即刻将部队带到向北10公里的新店庙。当他们走到大约5公里的路程时，天开始放亮，几架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出现在头顶，机枪向他们扫射，随后一张张传单从天而降，有的人破口大骂空军自己人打自己人，有的人低头看着传单，只见上面写着“：97师的官兵们，你们的师长王宴清勾结共匪，背叛党国。你们师在我军中有悠久的历史，官兵一向深明大义。盼即携械归来，决予重赏。有击毙王匪者赏银5万元，击毙次要匪首者赏银1万元，并连升三级。”这时，部队开始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一些根本不愿意起义的军官们开始煽动士兵们往回跑，还有一些人四散而逃，但也有少数人待在原地不动。王宴清担心这么下去整个部队可能都要出现哗变，紧急找来杨镇洲、邓健中商议对策，决定由杨镇洲严密掌握289团的情况，师直属队则由叶宏昌掌握，部队原地待命。由王宴清和邓健中带领参谋人员、警卫人员和二八九团1个排共100多人，先行一步去寻找解放军，黄克栗带领几个人在他们前面行动，负责前方警戒和接头。
后来，在桥林镇的部队果然出现哗变。杨镇洲拼命拦阻，结果首尾难顾，无济于事，他自己险些在混乱中被溃散的军队绑架回去，后来只身赶往新店庙方向。而叶宏昌则不知下落。
王宴清率领手下这100多人不畏艰难，终于在25日中午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亲切接见了王宴清及其他所率领的这100多人。虽然王宴清所率领的起义队伍几经波折，到最后仅剩100多人，然而，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异常巨大的，他为更多的国民党军队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
国民党军中这些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有爱国心的官兵们发动的这些起义，对于瓦解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鼓舞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士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人民的意志，举行武装起义，才能挽救更多的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广大人民奔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所有这些起义，在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壮大力量的同时，更增强了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的信心和勇气。⑤
（三）渡江时间的敲定
既然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已势成骑虎，那么到底何时发起渡江战役才能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长江的水情变化以及国民党军的长江防御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如何才能尽快地、切实地减少人民的苦难，同时使我们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性，以引导舆论方向。这无疑就使渡江战役发起时间的确定成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到底何时发起渡江战役这个问题，曾经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绝大多数前线指挥员和支前人员。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的确定，野战军是无权决定的，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也是无权决定的。渡江日期的具体确定权掌握在中央军委手里。实际上，人民解放军渡江日期的最后确定是在广泛地征求意见和反复地民主协商以及围绕着如何才能使革命尽快的成功和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考虑的。直到1949年的4月18日，也就是一直到渡江的前两天，渡江的日期才最后确定下来，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决策的谨慎，也衬托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久经战斗的考验和磨炼之后已经愈发的成熟了。
早在1948年10月11日，当毛泽东主席拟定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时，就已经开始考虑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间和兵力问题。因此，中央军委曾致电华东野战军：“1949年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中指出：“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5月或6月”。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渡江作战时，针对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的实际，强调指出：“今年初春休整，春天渡江。”2月9日，邓小平、陈毅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如果部队整训到3月底，4月开始出动，4月底5月初才可能渡江，这样敌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会有更多的准备。特别是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于我军困难增多，仅在准备上略较充分。但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有利，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却又来不及。因此，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退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水少雨小，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
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两天的认真研究，复电邓小平、陈毅：“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这样，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的时间就初步定在了3月底。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人商讨渡江作战问题，并决定由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指挥渡江战役的职责，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由于1949年初国民党再度打出了和谈的旗帜，为了减少人民的苦难和减轻战争的破坏，毛泽东与邓、陈等商讨后决定：将渡江时间由原定的3月底推迟到4月10日。
3月17日，毛泽东在给“三野、并告二野”的电报中说“：我们与陈、饶、邓、谭共同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4月10日，而和平谈判的日期则应在4月1日或5日，以便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开始谈判10天或5天后我军即实行渡江，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渡江战役总前委经过周密细致地研究了渡江作战的计划之后，一致认为：“如果从4月6日开始发起攻占江北据点的战役，大约需要四五天的时间，紧接着还需一段时间来进行疏通港口，掘渠翻坝，布置渡船等准备。这样的话，原定4月10日的渡江时间就显得太过仓促。”于是他们建议延期渡江。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人民解放军如果要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就必须从军事上、政治上等各方面都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遂决定我军于4月2日开始发起攻占江北据点的战斗，准备4月13日正式渡江。但是邓小平、陈毅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4月13日正是农历十六日，而这一夜月光十分明亮，我军担负突击任务的第一梯队根本无法隐蔽，得不到战术突击的效果，会给渡江增加不少困难。于是总前委在指挥部召开二野、三野高级干部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推迟两天为好。于是，总前委致电毛泽东，建议15日黄昏我军再发起渡江，因为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我军可乘黑夜作掩护，于渡江甚为有利，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和称赞。
3月31日，渡江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指出：敌军总兵力是24个军44万人，我军二、三野战军共计7个兵团21个军100万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我军准备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三大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
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切断其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部战役。歼灭敌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纲要》还将4月15日18时作为正式渡江时间写了进去。4月初，根据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建议，也为了更好地指挥渡江战役，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部从蚌埠移至皖北瑶岗村，二野、三野开始进入渡江作战的全面准备。
于1949年4月1日在北平开始的国共和平谈判，经过中共方面的艰苦努力，4月15日，双方代表一致达成了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同时宣布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鉴于双方和谈出现转机，毛泽东决定再次推迟渡江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