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都城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包围北平以后并没有立即攻城，而是派出代表同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接触。鉴于人民解放军力量的强大和作战部署的顺利完成，加之中共中央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耐心工作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强烈敦促，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志，命令其手下部队放下武器，出城听候改编。就这样，北平取得了和平解放。
在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平津战役之后，华北全境基本上获得解放，为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从战争的规模上，还是所取得的战果上，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可以说是空前的。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当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至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取得全国的胜利已经确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三）北平谈判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基本上已经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很难再组织起有系统的防御。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人们似乎看到了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三大战役所散发出的巨大能量和强烈的冲击波深深地震撼着国民党，震撼着全中国，也震撼着全世界。它使失败者彻底丧失了顽抗到底的勇气，使胜利者已经看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好的明天；它使那些昔日不可一世如狼似虎的帮凶开始产生退缩的念头，它使那些热爱和平给予我们坚定支持的朋友们踌躇满志。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美国能够迅速地给予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甚至还曾要求美国军事顾问直接参加指挥作战。杜鲁门政府亲眼目睹了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与不堪一击，深感国民党的败局已难以挽回，不愿意再陷进中国内战这样一个泥潭里，因此不愿接受蒋介石的建议。1948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乘着一架美国海军飞机从南京机场起飞，肩负着斡旋美蒋关系、向白宫求援的重要使命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然而第一夫人只能默默忍受没有结果的痛楚。1949年1月8日，蒋介石政府又向美国、英国、法国、苏联4国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然而，4国政府均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加以拒绝。
很明显，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时“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①。（注释见附录，以下同）
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内部并不平静，相反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桂系首领李宗仁极欲取蒋介石而代之，在桂系势力的支持下，表示愿意出面同中共方面谈判，争取喘息时间，意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以减少人民的苦难，1949年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4月2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个别交换意见。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惩办战争罪犯这个问题上，但除邵力子外，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其他几位代表一致认为这一点是行不通的，他们受代总统李宗仁的委派来与中共和谈，而我们知道这个“代总统”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纵然他们同意，南京方面也是绝对不会答应的。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团在一些问题上含糊不清，和谈无法进行，原定于4月5日开始的正式会谈只能推迟。
4月3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就相关问题请示李宗仁，临行前，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宗仁、白崇禧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但是，黄启汉此行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1949年4月4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就李宗仁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而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评论最后还警告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然而，在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只要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强”之后，李宗仁经与亲信研究，遂于4月7日晚发出了给张治中并转毛泽东的电报：“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愧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社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告，谨希亮察。”
针对李宗仁的态度，毛泽东于8日复电李宗仁，指出：“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决定开始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为了促成和平谈判的成功，在4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内，毛泽东分别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三野领导人粟裕、张震，指出：“（1）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们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我们认为可以不攻安庆，让桂系军队撤往武汉。（2）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推迟至20日。（3）目前数日内，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然而，对于中共方面的和谈诚意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表示出的宽容与大度，南京方面并无任何相应的促进和谈的表示。
经过双方的多次协商，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并规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声明，拒不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电告在北京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至此，谈判宣告破裂。在整个和平谈判中，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用最大的耐心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于是，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