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新的七名常委，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一起出席了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简短的讲话，其中说道：“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
将“中国梦”与中国悠久的历史联结在一起意味着“中国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空想，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历史依据和清晰的历史轨迹。中国曾经为人类做出过伟大的贡献，曾经长期傲然领先于世界，我们曾经站在世界之巅，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有充分理由的。1956年，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那是在中华民族刚刚走出低谷时，毛泽东对于中国未来的描述。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我们既为祖先感到骄傲，也要做无愧于祖先的继承人。
一、梦想就是不断追求新的理想
有人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所以谈不上“复兴”，因为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能复兴什么？的确，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影响诞生了很多新名词。必须指出，那只是名词，不是实质。虽然“中华民族”这个名词是梁启超首先提出的，诞生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中华民族”的实质早就存在，中国很早就是一个以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也不长，古代“中国”一词，在西方和中国有不同的解释。再说，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很多小国家同时存在，的确使得整体上的“中国”概念淡化了，即便是统一的王朝，也被称为汉唐宋元明清。然而，即便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中国”一词出现得较晚，我们能否定中国在历史上的长期存在吗？“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是一样的。以英国来说，它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称谓是19世纪以后出现的，我们能由此说英国以前不存在吗？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编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诗作的创作时间跨越五百多年，有些来自民间，有些来自宫廷。当年那些不知名的创作者用他们的诗歌表达了对理想生活、理想社会的向往。例如，“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一词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虽然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多国并存的春秋时期，《诗经》中那些诗句产生的时间可能更早，但是，“中国”已经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且，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在那个时期以前就开始了融合的过程。例如，炎帝黄帝所领导的是不同的氏族部落组成的群体，如今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齐鲁地区，早先也被称为东夷，现在谁还会将它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因此，“中国”“中华民族”在事实上早就存在，虽然它的内涵在历史上多有变迁，不断丰富，但这并不影响它事实上的客观存在。
《诗经·大雅·民劳》中提到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这一概念的久远历史，另一方面也给后世留下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小康”。如今人们常说的“小康社会”，源头就在这里。当然，今天在“中国梦”中描绘的“小康社会”内涵，与孔子时代已不一样了。与“小康”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大康”，它最早也出现在《诗经》中。《诗经·唐风·蟋蟀》写道：“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与“小康”概念沿用至今不同的是，虽然后世也有人多次提及“大康”，但是，孔子在《礼记·礼运》中用“大同”替代了它，“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描述，这也可以视为“中国梦”的源头。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两千多年后，如今我们追溯“中国梦”的源头，并不能说“中国梦”在两千多年间一直没有实现，所以要靠现代人继续完成两千多年前古人未完成的事业。而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的中国人都有不同的梦想、不同的理想。旧的梦想实现了，就会产生新的梦想。始终有梦，说明中国人始终在进步，始终不断拥有新的希望。不断追逐梦想，就是在一个个梦想实现的基础上，有信心、有能力、有希望、有动力地追求新的理想。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活力所在。我们今天像古人一样充满希望地拥有梦想，充满热情地追求“中国梦”，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梦想的内涵与古人一样。不管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这个概念一直延续，但它的内涵早已超越了古人。
笼统来说，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已经达到全世界最高的文明成就，并不等于说今天的“中国梦”就要实现农业文明的理想。今天的“中国梦”虽然像中国古人一样是一个动力和方向，但在具体内容上，要求我们在工业文明以及一系列新技术、新经济的历史大背景和历史趋势下，追求梦想的新内容，像中国古人达到农业文明最高峰一样，在新的文明背景下，使当今中国或者使我们的子孙达到新文明的最高峰。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恢复我们过去曾经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它是新历史条件下的新成就。
有人说“中国梦”所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历史倒退的嫌疑。的确，“复兴”一词与直线型、不断上升的历史进化观点不相吻合。历史直线进化的观点，大都把西方文化、西方制度当成高级别的文明类型，包括“历史终结论”在内，都把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放在较低级别的层次上，在他们描绘的历史进步路线图中，属于要被历史淘汰的对象。但是，这种观点并非真理，历史直线上升的观点只是一种理论，当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理论还是接受现实？
历史进步论最大的悖论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果历史像那种理论所说的那样是直线上升的，欧洲15世纪时，为何要复兴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按历史进步论的说法，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制度文化，难道不应该被淘汰吗？但是，无数历史教科书、无数专家学者都言辞确切地肯定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价值和历史贡献，将其当成欧洲走向全球化、现代化的起点。那么，为何就不能接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何就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成是历史的倒退呢？这样的双重标准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西方做的才是对的；一样的事情，只要不是西方做的，哪怕事情做得再好，也不应该提倡、不应该肯定。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非完全照搬、重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而只是汲取一千多年前古老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适合当时欧洲现实要求的合理成分，重新加以改造。从这个角度说，五千多年的中国积累的大量历史实践和经验，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对今天的中国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梦”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也会引起反对声音。反对的理由和角度各种各样，就本质来说，大多数反对者基于自身所接受的西方观念，站在自己的理论立场，对“中国梦”评头论足。“中国梦”的确与很多西方理论不符，因此，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的人会发现“中国梦”与他们接受的西方理论不吻合，所以便反对或有微词。在我看来，用任何一种西方理论都不能完整解释，并不影响“中国梦”的价值，因为，“中国梦”是中国的梦，而非西方要求我们、规定我们、允许我们做的梦。西方理论无法完全对应的“中国梦”，恰恰是中国自信的体现。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判断。历史既有真实的原貌和岁月的取舍，也有后人不断积累的解读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历史的复兴都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到过去。
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历史学界一般将中国古代的文明称为农业文明。毫无疑问，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凭着土地和土地上创造的财富，几千年来，中国人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和无数优秀的文化产品、文明成果，至今依然在造福人类。中国历史传说中有教会人们畜养捕捞的伏羲，驯化动物的家畜饲养由此开始；教人们建造房屋的有巢氏，使人们摆脱了洞居、穴居的简陋方式；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使人们使用工具的手段大为提高，也改善了人们的饮食方式；神农不仅尝百草，而且教会人们稼穑技艺，种植五谷，真正的农业由此产生；黄帝轩辕总结了治病救人的经验，形成独特的中医传统，传说他还开创了天文历法，也与农业密切相关；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教人桑植，传人缫丝，不仅奠定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还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丝绸文化，造福中国及世界数千年不绝；仓颉造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时代，惊天地泣鬼神，不仅使我们得以通过文字记载看到祖先的光荣，也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独特和优秀的文字形式，成为中华文明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禹治水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兴水利，其目的也是发展农业。这些史前时期的模糊记载，有些未必是真人，很可能是用一个名字代表一个部落，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创造，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初的起源，带来日后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
工业革命之前，农业文明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形态，与之相伴的还有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等。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从自然界获得财富的方式。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到处游走，寻找有财富的地方，哪怕是水草。他们虽然也有创造，但创造的程度有限，在一个地方获得财富后，便离开寻找下一个地方。他们获得财富的方式是外向的，带有不同程度的扩张性。中国农业文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定居，并且，人们所获得的财富主要来自定居的土地。一块固定的土地几乎能给予一个中国人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这也包括与其他定居者的交换、交易。因此，长期受农业文明熏陶的中国人，爱土地、爱家乡是非常自然的感情，没有任何做作。同时，男耕女织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方式，使得这种依赖土地的农业生活方式形成以家庭为核心的凝聚力，由此扩展到国家。它像一个大家庭，从爱土地、爱家乡到爱国，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主要体现自给自足的财富方式，对于国家也一样。恰如家庭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也需要交换一样，国家对外贸易的本质在于互通有无，而非掠夺别人的财富。因而，这样的文化使得中国更能实现公平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