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二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应该没有多少悬念。中美之间的关系不会成为当年英国与德国那样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可以成为当年美国超越英国的关系。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作为曾经的世界老大，英国经历了漫长的心理调整期。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于国际大事，事实证明英国的确独力难撑，英国才心甘情愿地让出世界领导地位，成为美国的辅助。中国今天还没有超过美国，美国只是明确地看到这个发展势头，因此，美国必定也会像当年英国一样，有一个心理适应调整期，它需要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如果从“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联合国算起，美国当世界老大至今不到七十年，比英国当老大的时间短很多。美国是否会因为没过足世界老大的瘾而心理调整难度更大？是否会因为心理调整困难而失去理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必须指出，前二十多年里，美国试图“里应外合”改变中国政体、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的“邪路”，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颜色革命就是一场“新冷战”，虽然表面上没有撕破脸，依然你来我往，但是，“颜色革命新冷战”的背后充满了敌对意识和对抗手段。美国如果在这条道路上一意孤行，中美之间有可能不得不因为美国的傲慢而倒退回公开对抗的“老路”。因此，我们首先应该赞赏基辛格的高瞻远瞩，希望美国放弃走“邪路”，从而避免走“老路”；其次，前一节我曾经提到“中国会怎样，取决于你对中国怎样”。对此，美国政治家、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有另一种表述：“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所以，头脑清晰的人应该认识到，中美关系未来会怎样，更多地取决于美国，而非中国。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谁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会成为它的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可怕的敌人。谁把中国当成朋友，中国就会成为它的朋友，而且是最可靠的朋友。中国从不制造敌人，中国就是中国，与人为善，无所畏惧。
三、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2013年6月7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在与奥巴马会谈时说：“我去年访美时曾讲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今天我同奥巴马总统在这里举行会晤，主要目的就是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蓝图，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这句话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它可以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
“容得下”或者“容纳”的内容之一是不互相为敌，这不光指行动，而且指思想和观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更加宽容，主张与人为善，西方传统更加狭隘，时常与人为敌。西方的这一传统与一神教有着密切关系，一神教强烈反异端的做法，是西方文化的内核。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民族主权国家体系建立，“我们反对他们”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法则，如同上帝反对撒旦，每个人都要“挑边”，你站在哪一边？这种思维方式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国际。以前，欧洲或者说西方社会还不够强大时，他们一般在内部寻找敌人、制造敌人。例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寻找女巫、惩罚异端；近代以来在内部寻找、制造阶级斗争并且常常扩大化；纳粹惨无人道地反犹更是这一在内部寻找、制造、镇压敌人的典型。这一做法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彼此结盟，形成泾渭分明的“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由此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讲求“普天之下”“天下归心”，不刻意区分“我们”与“他们”。有人批评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一团和气、不讲原则、中庸调和的体现，姑且任之。但它确实说明中国不愿意制造冲突和对立的悠久传统。
“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的强大以及在内部寻找、制造敌人方式的惨痛教训，西方收敛了一些。但是，它又将这一西方的文化传统更多地运用到全世界。这时候，“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内部群体或国家的区别，而是类似宗教信仰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区别。由于“我们反对他们”的西方传统在民族国家时期更多地表现为利益冲突，因此，在当今国际社会，这一原则被修饰为“正义反对邪恶”，强化了宗教感而淡化了利益。而事实上，利益原则始终存在于所谓“正义反对邪恶”的背后。西方的这种方式导致它经常是主动发起挑衅的一方，经常是主动制造敌人的一方。中国传统却从来不这样。即便基辛格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同样具有“普世性”，对于中国来说，也很少把别人视为“邪恶”，视为要消灭的对象，除非别人把邪恶强加于中国。中国最觉的是非常宽容地认可“异己者”的存在，或者互不相扰，或者化敌为友。即使别人相互对立冲突，中国一般也是说理调和，而非根据结盟关系，站在哪一边助拳。西方文化主张“人性恶”，中国文化主张“人性善”。主张“人性恶”就会经常性地发现“坏人”，强迫“坏人”改变；主张“人性善”就会经常性地引导别人向善。当善恶是非、正义邪恶的衡量标准不能客观，只能以我为准时，西方文化的确经常成为冲突制造者，而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而是冲突消弭者。
相对来说，美国作为一个新国家，在西方世界显得更宽容些，但是，“我们反对他们”，在美国身上依然表现得很明显。美国早期的“孤立政策”便是区分“我们美国”与“他们老欧洲”的典型，只不过这一做法不像老欧洲区分了之后便互不相容，而是像中国，区分了之后可以互不相扰。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说：“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国家，与……旧欧洲对立起来，把自己装扮成罪恶世界里的‘新耶路撒冷’。殖民地开拓者反对土著居民；北部各州反对南方各州；自由民主的美国反对野蛮的殖民霸权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人们仍记忆犹新的时期，在这些时期里，不断暴露出‘我们’反对‘他们’的思想烙印。”美国建国早期的收敛自“二战”以后被彻底打破。
由于日本奉行与西方一样的政策，不仅发动了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而且偷袭了珍珠港。罗斯福总统开始彻底放弃美国建国以来形成的“孤立”传统，从此以后，“我们反对他们”变成美国最常用的思想武器。从“二战”一直延续到“冷战”，并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一思想武器和政策手段。“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总统提出要构建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根据“历史终结论”，将“推进民主”、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化的“普世价值”当成重点，理由便是：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需要和平，只有西方民主才能保证实现和平。前文已经说过，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此后，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的这项政策仍在延续甚至放大，奥巴马时期稍有收敛，但并没有放弃。从现实来说，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波黑到中东，从非洲到亚洲，利用西方民主制度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宏伟蓝图已经破败，埃及、利比亚、泰国、乌克兰等国的一系列事实证明，世界秩序并没有因为美国推进西方民主而安定、和平，反而陷入更多的无秩序和混乱之中。
因此，美国如果仍然延续这一思路，并且用这一思路来对付中国，只能在世界范围造成更大的混乱。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中国一旦出现混乱和秩序恶化，对美国对全世界都将是一个噩梦。美国不应该依靠一个很不靠谱的理论来冒此巨大的风险，中国也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说明，这并不意味着要求美国允许中国继续“独裁专制”，而是希望美国改变对“民主”的狭隘理解。中国政治绝不是二元对立思维下与“民主”对立的“独裁”，而是民主的不同方式。这也正是基辛格所说中国传统同样具有“普世性”的含义，这也正是本书力图说明的关键。
事实上，美国“冷战”结束后的豪情万丈、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经过二十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力不从心，颓势明显。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之所以显得重要，并不是说中国要取而代之，而是中美可以通过更广泛的合作，一起构建良好的中美关系以及世界新秩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美国要改变过去的狭隘思维，尤其是改变在对民主狭隘理解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反对他们”的思想武器和现实操作手段，要变成“我们联合他们”。因此，中美之间的平等相处非常重要。这一平等不仅仅是国家主权意义上的平等，同样应该是不同价值观的平等。美国应放弃自认为在价值观上高人一等的自鸣得意，消除“自己永远正确、别人永远错误”的狂妄优越感。美国应该意识到，它的这种道德优越感是虚幻的。当中国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当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几亿人脱贫，创造了全世界的奇迹，当中国十几亿人的未来展现出一片光明的时候，美国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推行西方民主制度结果如何？真正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又使多少人遭遇新的灾难和困境？谁才具有道德感？谁才更有现实价值？
美国改变“冷战”结束后妄自尊大的思维模式，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思想基础。改变敌对意识是“容得下”的重要前提，而这个改变的首要责任在美国。它可具体表现为，美国不再怂恿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制造摩擦和对立，不再支持藏独及其他分裂势力，不再对台湾统一问题加以阻挠或设置障碍，不再明里暗里对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企图和行动予以支持和鼓励，实事求是地把中国的实践看成是对人类社会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宝贵探索。要像基辛格所说那样，中美之间“共同进化”。中国可以学习、吸收美国的长处，美国也同样可以借鉴中国的优势。由此，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便有了良好的基础，便能真诚地、更大地拓展合作领域。
在价值观层面中美双方“容得下”对方，两国经贸领域就能够有更大发展。中美两国经济有较大的互补性，互相冲突、彼此激烈竞争的领域并不多，因此，中美两国可以联手合作，实现更多的互利共赢。美国只要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每逢佳节或亲朋团聚，中国人最常说的话之一就是：恭喜发财、大家发财。换句话说，别人发财自己也高兴，有钱大家赚，是中国人一贯的传统。美国真的不用担心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会成为“零和游戏”。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惠合作不用变成讨价还价的状态，还应该寻找更大的共同利益，形成更大的环太平洋自由经济体。基辛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了“大西洋共同体”，由此解决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调节机制问题，在较长时间内实现了和平。这种方式同样可以在太平洋建立，形成“太平洋共同体”。如果说“大西洋共同体”由美国和欧盟主导，那么，“太平洋共同体”则由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导，它将使太平洋变成地球上最大的“内湖”，其规模和效率将远高于“大西洋共同体”，环太平洋国家都将因此而受益。当然，“大西洋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都与美国形成交集，美国都在此中受益。对于中国来说，“太平洋共同体”的形成，不影响另一个“亚欧大陆共同体”的建立。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多方位建立，彼此交叉重叠，全世界不同地区、国家的利益通过多种方式纳入世界性的利益整体，难分彼此，随时调节，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弭利益冲突以及导致的战争。这也是中国提出“一路一带”战略的原因之一。
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抛弃敌对意识，不走相互对抗的“老路”；其次，美国要改变优越意识，不走强制对方改变的“邪路”。在价值观上互相平等，才能真正“容得下”对方。美国也只有理解和平等对待中国的价值观，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军事发展。按照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价值观，中国的处事原则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多次遭受别国的武装欺凌。当今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民众最大的承诺便是：绝不允许别国用武力欺压中国的局面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