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总结，但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普通民众的个人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让自己真正成为广大普通民众利益的维护者。从“五四运动”开始，“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已经蕴含了这一路线的正确。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是辛亥革命之后，对于中国现状和历史命运、未来道路最为正确的描述。虽然从名词上说，“三座大山”的命名有商榷的余地，但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普通民众所遭受苦难的真正源头。通俗点说，“三座大山”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二是国内旧势力，三是国内依附于国外的新势力。
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苦难和灾难，首先来自西方。不论有多少洋博士或被西方洗脑的土博士如何为西方解释、辩护，如何拐弯抹角地为西方狡辩，都无法改变西方野蛮掠夺中国的事实。任何一个要振兴中国的风云人物，不认识到这一点，不把反抗西方的强盗行径当成首要任务之一，都不可能成功。国内旧势力有自清朝延续下来的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传统社会结构被打破，国内旧势力的生存土壤发生很大的变化。一部分旧势力不得不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生存，使得他们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还有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而为虎作伥、欺压民众。国内新势力，一部分有学习西方、借鉴西方而实现民族振兴的愿望和举动，另一部分完全投靠外国势力，成为剥削、欺压中国的帮凶。
辛亥革命完成了“破旧”，但“立新”并不成功也不顺利。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外国势力几乎成为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三座大山”中除帝国主义势力之外的另外两座大山，都难以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势力开展合作。而西方在华势力自鸦片战争后压榨和掠夺中国的本质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明显改变，因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本质上说就是以外国势力为核心，围绕外国势力，合伙盘剥中国底层民众的压迫者。
辛亥革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建设并没有真正地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西方内部厮打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中国，中国国内的经济有过昙花一现，民族工业在那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壮大。然而，这一局面也不是西方真心愿意看到的，尤其是日本这一受西方严重影响的中国近邻，生怕假以时日，中国有能力不再对外国势力奴颜婢膝，因而迫不及待地入侵中国，企图将中国彻底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所遭受的苦难最深，日本在全世界率先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对此置若罔闻。直到日本军国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巨大威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才不得不拉拢中国。然而，英美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放松对中国的盘剥并不是出于真心，而只是面对日本这个穷凶极恶的西方“好学生”的无奈。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和破坏更为严重。因此，对广大中国民众来说，生存环境更为恶劣，现实利益遭受了更大的伤害。
中国共产党成为底层民众利益的维护者，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至少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试图成为一支独立自主、摆脱外国势力操纵的、真正代表中国的力量。陈独秀一生中虽然有过错误，但是，他很早就拒绝让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外国势力，拒绝中国共产党成为外国势力的傀儡，这一点值得肯定。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一个时期内没有坚持陈独秀的这一主张，直到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中国社会真正独立自主的本土力量。
为了北伐成功，实现国内统一，中国共产党曾经与国民党并肩作战。但是，两者所代表的利益的分歧，使得蒋介石很快彻底翻脸，在北伐还没有成功时，就向中国共产党挥起了屠刀。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本土力量走入民间，走入中国社会的底层，真正确立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基础。所谓根据地，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在外国势力和国民党的势力薄弱的地方，与底层民众成为利益共同体，成为鱼水关系。当严重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的党中央还在大城市里搞地下活动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在江西根据地，已经从中国现实出发，开始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成功的重要起点。
根据地民众为何会支持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了民众现实的、真正的利益。近一百年来，底层民众第一次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重要财富土地。于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和财产，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上战场，变成积极自发的举动。根据地民众支持共产党，也就等于保护每家每户的现实利益。有人说，1927年“四一二”以前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伤害了一些人，这也是造成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重要原因。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当民不聊生，民众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时候，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由于这一选择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很多原属于“土豪、地主”阶层的人，也主动积极地配合这一行动，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大家，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支持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并不在少数。虽然根据地大都在贫困的地方，但有些根据地的创始人本身就是当地富裕家庭的子弟。例如陕北苏区的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但他们的富裕家庭出身并没有影响他们为广大民众谋利益。以谢子长来说，谢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谢子长的父亲出钱出物支持他闹革命，谢氏家族有很多人投身革命，先后有9人牺牲，其中5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所提出的主张、所推行的政策，符合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共产党没有私利，它将民众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因而，真正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的人，愿意为此放弃个人利益，共赴大业。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过盲目相信外国的惨痛教训，江西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次失败导致中共中央以及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开始了长征。红军长征时期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再说。红军历经浴血奋战，遭受大量伤亡，到达贵州北部的遵义。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许，正是因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性使人们忽视了红军当时在遵义的另一些事情。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作战、奔波，伤亡、消耗极大。位于黔北的遵义在西南地区相对富裕，除了召开遵义会议决定大政方针外，红军正好可以利用这里的富裕和短暂的间隙，获得休息和补充给养。离遵义会议会址不远的地方，有一处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原属于黔军某高级军官，当时成为中共苏维埃政府中央银行的临时所在地，行长是毛泽民。
中央银行从江西撤离时，带了很多苏区纸币，简称红军币。依军阀的做法，到了一个地方要补充给养，一般都是强行索要，或者抢劫民众财物。红军没有这么做，红军想同黔北的民众公平交易。但当地民众一开始对红军不了解，自愿交易起初开展得并不顺利。中央银行想出了一个办法。黔北地区缺盐，红军搞到了一批盐，便向当地民众宣布：凡是持有红军币的，都可以到红军这里购买平价的食盐。民众确认这个消息准确后，便开始用自己的各种物资与红军币交换，也就是说，借助于食盐，红军币迅速成为当地的流通货币，红军得到了各种物资补给。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在遵义附近停留或作战，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红军最终要离开黔北地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地民众手里还有很多红军币，怎么办？
如果红军一走了之，黔北民众手里的红军币就成为废纸，再也没有其他用处。那时候连红军自己都不知道最终能否冲出重围、能否获得胜利。留下一些红军币，没有靠直接抢劫而获得补给，已经与过去的军阀大大不同。留在群众手里的红军币未来会怎样，留一个未来的悬念也情有可原。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这么做。红军在离开江西时，还带了一批银元，这是当时可以在全国流通的货币。苏维埃政府中央银行在红军离开黔北地区之前，派人广贴布告，通知所有当地民众：手里还有剩余红军币的，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换回银元。这一举动，保障了当地民众的利益，避免了红军离开后民众的损失，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获得了极好的声誉和口碑。
在红军草创时期逐渐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维护良好军民关系的硬性规定，容易被人记得和看见。而苏维埃政府中央银行在遵义地区的做法，是维护民众利益的细节。民众受到这样的事实教育，真切地感受到红军不伤害百姓利益，红军是好人。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各个根据地不胜枚举。民心所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样一点点地被百姓铭记。分田分地、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底层民众利益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广大民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但是，这种精神和行为，中国共产党早就在实践了。陕北民歌《东方红》中的“他为人民谋幸福”，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肯定。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维护最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自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中国共产党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与之相比，国民政府以金圆券、银元券洗劫民众，搞得民不聊生。两相对照，判若云泥。
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了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真正的伟大转折。第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再次成为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西方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强迫中国接受的国际不公正待遇和巨大屈辱彻底结束。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最激动人心的声音，无数中华儿女为之献出了一切，聆听这句话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落泪、欢呼。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希望国家重新繁荣富强的梦想，那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庄严的宣告，标志着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终于走出和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便没有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国绝大部分国土实现了统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分裂、割据、混战局面被终结，中国终于可以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但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中国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全民团结，共同抗战。这个生死存亡关头的唯一选择所激发的就是高昂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用那么简陋的武器装备，前仆后继地抗击日本的野蛮入侵，筑起一道血肉长城。如果说鸦片战争导致的结论是“中国科技不行”，甲午战争导致的结论是“中国制度不行”，八国联军导致的结论是“中国文化不行”，那么，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则意味着“中国可以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既然可以凭借落后的装备打败用先进武器武装的敌人，使得中国人民获得了一百多年来最强大的自信，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呢？这一自信将极大地有助于新中国开启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农村根据地开始的政权建设显示了这个党与广大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与知识界、工商界等全国各界的紧密合作，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志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政府，最大限度地代表中国最广泛的民意和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统一阵线等原则，在“为人民服务”这一总纲领下获得了巨大成功，否定了似是而非的“科技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直指一个最简单的本质：维护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将民众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爱国主义才能成为创造奇迹的力量，才能使科技、制度、文化等发挥真正有益的作用，才能使实现“中国梦”如虎添翼。
第四，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1949年9月30日由毛泽东亲自奠基，1958年落成。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碑文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这一碑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奋斗与抗争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的抗争与求索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无数中国人前仆后继、共同追求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因此确立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成为历史传统的继承者、现代建设的开启者，实现“中国梦”因此而具有了完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