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梁启超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相反，我认为，梁启超在政治领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真诚的。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在政治上没有主见、没有长性呢？人们评价梁启超，有一个词经常提到，说梁启超“学贯中西”，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在某些专门领域，梁启超可能不如“专家”，但是，从整体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少有的人物，他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东西方文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更接近了两者的本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动巨大的时代，后人说，这是一个“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时代。在那个巨变的时代，有些人因为接触了某一种“新思想”，便以为找到了新世界的真理。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非常多。有人认为实用主义是唯一，有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才是真理，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适合中国，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才是正路……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大部分都只是盲人摸象，以为窥一斑便能知全豹。而梁启超与他们不同。
梁启超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触及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他是那个年代在思想上与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同时都最接近的人。而其他很多知识分子，大多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侧面接近了本质，却不能像梁启超一样视野开阔与真知灼见并存。因此，当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互相角逐的时候，梁启超要么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要么成为各派批评的对象。梁启超的问题在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了解都很深入，却未能将其协调起来。因此，梁启超著作甚丰，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却没有鲜明的主张。谁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以至于如今，主张发扬“五四”精神，推崇“德先生”“赛先生”的人，可以拿梁启超做旗帜；对于被“五四”批判的儒家学说，在新儒家的目光下，梁启超同样也被作为新儒家的代表。
梁启超晚年因尿毒症到北京协和医院开刀，结果，美国人开的医院发生重大医疗事故。梁启超的坏肾没被切掉，好肾被切掉了。梁启超的家人朋友要向协和医院兴师问罪，提出赔偿，但梁启超因担心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在病榻上用中药养病调理时，居然还写文章为协和医院辩护，其他人也只好不了了之。手术八个月后，梁启超病逝。这件事情仿佛是一个象征：他对中医和西医都有信赖，但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最终伤害了自己。如果这个不幸没有发生，梁启超再有一段时间，也许，他就能把自己的观念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理论。
梁启超的“善变”是因为他在历史巨变时期，在复杂的政治领域，随时都能发现一种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有符合东方或西方文化本质的地方，而不像只接受某一种主张的人，只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行为，都应该被批判打倒。梁启超则在不同的政治流派中，深刻地看到各自的合理性，即便在袁世凯身上也一样。因此，梁启超的“善变”不是因为政治投机，而是因为他把每一种合理性都当成可能的终极价值。这也成为梁启超的遗憾。在巨变的时代，他没有能够把他所认识到的、丰富的合理性，变成一个纲举目张的思想体系。按照梁启超的遗愿，他的墓碑上没有评价性、总结性的文字，也许这就是他自己对这一点的了解。
梁启超理解了一切，却未能形成方法，而很多人则是只理解了一部分，便确定了方法。穿过历史的烟云，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一个人做到的事情，如今很多人同时在做。梁启超是当今中国每个研究者都难以绕开的台阶。他的“善变”既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人的迷惘、困惑与探索，也预示着一个新的诞生。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百日复辟失败后，被英国人关押在大西洋上一个叫作圣赫勒拿的小岛上。拿破仑被监禁后的第三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探监者。他们短暂的会晤，留给世界和中国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大问题。
早在1793年，英国曾经派马戛尔尼访问中国，一般认为因为马戛尔尼不愿“三跪九叩”而在乾隆面前碰了一鼻子灰。1816年，英国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一年后，便又向清朝派出了阿美士德使团，使团成员中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官，8月份到达中国。阿美士德使团未能见到当时的嘉庆皇帝，历史书上记载说，因为阿美士德与马戛尔尼一样不愿行“三跪九叩”礼，所以才没有完成使命，事实上并非如此。为了完成这次接见，清朝官员替英国使团向嘉庆皇帝打圆场说：英国人对中国的礼仪不习惯，起跪不自然，但马马虎虎也能成礼。嘉庆于是同意接见阿美士德一行。阿美士德从通县连夜赶往北京，到达北京后，随行车辆没跟上，阿美士德自己觉得太疲惫，坚持要休息一下。清朝官员回复等待多时的嘉庆皇帝说，英使阿美士德病了，要改期。嘉庆认为英使太傲慢，于是取消了接见。事实上，阿美士德离开英国时，英国政府汲取马戛尔尼出使失败的教训，曾经要求阿美士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接受中国要求的礼数。因此，所谓因为不接受“三跪九叩”而没能见到嘉庆皇帝导致出使失败一说是不成立的。
1816年，中英关系有一个重要背景。英国在与拿破仑发生战争期间，由于担心拿破仑派兵抢占澳门，影响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便于1802年、1808年两次派兵占领澳门。在清朝的压力下，英军最终撤出了澳门，但清朝认为英军故意拖延，撤军缓慢，因此发生了零星冲突。此后，英国还从印度出兵，进入当时清朝的藩属国尼泊尔，也使中英关系蒙上阴影。此外，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后不久，英国就已经开始从其印度殖民地向中国贩卖鸦片，东印度公司是主使。阿美士德访华时，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每年已有数千箱。因此，当时中英之间的关系颇多摩擦，已经比较敏感和脆弱。阿美士德的任性，最终导致这次出使的失败。但即便如此，嘉庆皇帝还是派人给英国使团以赏赐，让他们带回给英国国王。嘉庆还允许阿美士德使团沿大运河南下，一路上由地方官员好生招待。
直到1817年1月底，阿美士德使团才从澳门登船返回英国。路经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时，阿美士德特意登岛。被监禁的拿破仑迎来一位特殊的探视者，就是这位刚刚从中国出使失败而归的阿美士德勋爵。他们在那个小岛上有数次面谈。历史记载拿破仑认为阿美士德应该入境随俗，接受中国的礼仪，但这并不重要。其实，所谓不愿接受“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只是阿美士德为了出使失败而寻找和宣扬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