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6月。
圣巴拿巴医学中心是新泽西州唯一拥有专业烧伤科的医院，几乎所有的烧伤患者都被送到了这里。在这儿，你随处都可以见到那些拥有可怕外观的人，他们因为车祸、房子失火、工业泄漏等各种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有男有女，最常见的是小孩，全都被烧得残缺不全，没有头发，眼睑，身上的皮肤也焦熟，无法修复。查理的工作就是负责将这些伤患坏死的组织统统清理到一个金属托盘上—清洗，移除那些已经烧焦的部分，用抗菌肥皂给坏死的皮肤组织消毒。即使在病危护理领域，这个过程也可怕得令人难以想象，作为从护理学校毕业以后的首份工作，这简直跟下地狱差不多。
所有烧伤的背后都有个故事。一个穿着睡衣去够茶壶的母亲，因半截未熄灭的香烟头而面临截肢2；跌入篝火的醉汉；被压扁的车中漏气的煤气罐……伤是这些故事中最后的结局。身体对创伤的反应是可以预测的。三级烧伤大多都是致命的—皮肤的表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神经、动脉、静脉，甚至是肌肉都统统烧焦坏死了。相比之下，二级烧伤其实是更痛苦的，因为神经还活着。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烧伤科病房中依旧会不停地传来阵阵尖叫，唯一可以给患者们带来一点点安慰的只有吗啡。
有些病人会康复，而另一些只能在病房里煎熬着等死。护士们往往很容易就分辨出这些伤患属于哪一类。在烧伤病房，命运是可以预测的，结果全写在皮肤上了，或早或晚，所有的护士都可以读懂其中的信息。每次在烧伤创面做处理，就像在烧焦的纸上画画一样：一个人的身形，光秃秃的，赤裸着全身，看不出年龄和性别，没有毛发。他们的脚尖指向一片看不见的地面，手臂以表达投降和恳求的姿势向上伸展开来。眼睛是睁开的，没有眼皮，饱满的嘴唇看不出一点儿表情。你可以精确地用数字将画稿上人物的每个烧伤部分标注出来，在大腿上圈出一块，再圈出半条腿，脑袋上再来一块。生殖器算1分，每个手掌大的地方就算1.25分。不过这有些复杂，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这方法被称为数9法则。每个大面积的肢体，比如腿、后背和脑袋都被算成9，将受伤地方的数字加到一起，然后加上患者的年龄，得出的总和就是存活率了。按照这个法则来算，一个50岁的老头儿，如果烧伤面积占全身的一半，数值大于50了，那他的死亡率就是100%，就算现在没死，也快了。这种法则让无法避免的结果显得没有那么突兀，烧伤病房最需要的就是残存的渺茫希望。每一个烧伤病房的护士都知道谈论生死是没有意义的，你用一下这公式，知道结果以后，就继续生活，试着把它忘了。这种垂死的状态就好像你在后视镜里总能看见的黑车一样，只要你看，它就一定在。所以，干吗还费劲去看呢？
除此以外，在烧伤病房所承受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护士们除了给病人们一直不停地注射吗啡以外，什么也做不了。当这些病人死去的时候，院方很难搞清楚到底他们的死是药物注射过量所致，还是无法痊愈每况愈下的创伤导致的，所有人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病人再也无须承受那些无尽的痛苦了。
烧伤病人可能会以很令人惊讶的方式被送达这里。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自己走来；或是独自一人，或是成群结队；有些时候他们是清醒的，还说着话，担心自己的手表或是错过做头发的预约。这很令人吃惊，可事实就是这样，他们接踵而至。
这些伤者身上连接着很多仪器，管线蜿蜒地在股动脉和手腕间扭转着，塑料管强硬地插进嘴里协助呼吸，插到下面协助排泄。电解质、氯化钠、止痛药、抗焦虑药、流食，整个身体都被液体填充得满满的，肿胀得有原来两倍那么大。阴囊变得跟沙滩球一样；眼睛鼓得就剩下一条狭小的缝；嘴唇像气球一样，干裂的地方像是烤过头的香肠，爆裂开来。身体会继续膨胀，直到把皮肤拉伸到极限，整个身体摸起来像是坚硬的大理石一般。血管被各种体液挤压得逐渐闭合，脏器开始衰竭，身体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被割下来。这是外科医生最简单的工作了。同胳膊和腿一样长的刀片在身体各个部位穿梭，从前面到后面，甚至那膨胀得跟动物乳房一般的双手，到最后也难免被切下来。刀片深入到肌腱部位，5个分开的刀片沿着关节在皮下滑动，好像套入了一个很大的皮革手套。切口扩大了内部的可操作空间，好像裤子上的褶皱，随着那条缝错的线被挑开，一切都瞬间崩开，舒展了，好似峡谷壁一般的黄色脂肪将充盈血水的山谷紧紧围住。尽管气味是相当可怕的，但流血终归是件好事。如果它出血了，说明还有活性。当然了，出血也同样意味着更多的工作量。
带褶的皮肤松弛开来，好像上了油的皮革。护士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这种程度的工作，并轻而易举地处理它。感官上要面对的惊心动魄的场景太过细碎，一旦他们觉得这些画面多得无法忍受，他们就会选择离开。有些护士会立刻选择离开烧伤科的重症监护病房，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去，随便什么岗位，只要不再面对这么残忍的画面就好。
烧伤科的病患中近1/3都是孩子，有些时候他们身上的那些烧伤是因为做过的某些错事而接受的惩罚，比如尿床，或是忘记做家务等。护士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虐待的痕迹。这些灼伤大多来自散热器或是烟头、打火机、热炉子。热水烫的伤口是红的，而电击灼伤以后是黑色的。每一种烧伤都会带来独一无二的疼痛。查理算是什么都见识过了。
有些疼痛在皮肤细微的淡红色组织中缓缓蔓延，以水泡或是白色伤疤的形态呈现在血管周围。护士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这些痛苦隐藏在纱布和绷带下面，掩盖于药物的面具之下。但查理很了解，这些疼痛隐藏在秘密的角落，正在默默爆发，不表达不等于没有承受。在查理给很多孩子清理伤口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很少像大人那样尖叫，也没有在床上呜咽，而是在默默地忍受疼痛，将自己的秘密深藏在心底，以免因此再遭受更多惩罚。查理的母亲从没有用炉子或是热平底锅惩罚过他，但被人推来搡去的欺负是无法避免的。他姐姐的男朋友是个开着雪佛兰科迈罗、戴着戒指、穿牛仔的大家伙，他曾经感受过成年人的力量，也从来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孩子被迫躲在阴影中的感受。跟姐姐同居的这个男人在他面前把姐姐打流产了，后来姐姐离家出走，这个男人却一直不肯离开，他让查理感受到了难以摆脱的痛苦。
查理也知晓在军队的痛苦，同样也知道什么是惩罚。有一次喝醉了，他在海滩上醒来，发现自己赤裸的双脚被晒得红红的，肿胀得像是踢了很久球。在被随意扣上“破坏海军财产”的罪名之后，他们强迫他吞下阿司匹林，穿上夹脚的训练鞋。在他工作的时候，他时刻提醒自己，是的，他所知道的那些痛苦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程度。所以查理能了解这些病房里的孩子实际上承受着多大的痛苦，但是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为他们做些什么。在那个时候，护士禁止给孩子开任何比泰诺药效更强的止痛药，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护士都想给他们更多帮助，而且确实有些人这么做了。
送到这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时刻提醒着查理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他将他们抱起来，将这些尖叫着缩成一小团的小家伙抱起来。他知道，一会儿外科医生就会像剥烤土豆一样将这些小人儿的伤口划开，用Y字形刀口来防止伤口继续膨胀。这不过是很多手术中最开始的一个步骤。随后，那些被烧化的皮肤会慢慢愈合，变成可怕的伤疤，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他们身上。紧接着医生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刚刚长好的伤口重新割开，谨防他们的脖子蜷缩在躯干中，同时用这个方式来保持手臂的灵活性。没有这些手术，孩子们被炙烤过的躯干会停止生长，新长出的那些伤疤不能保证他们适应体内其他部分的生长，他们也不能灵活地继续运动。查理知道这些孩子可能会活下去，会慢慢长大，但他们的身体再也不会长大了。如果没有护士的帮助，他们将永远被困在童年时期这个无法挣脱的茧中呻吟。手术刀和压力服成了他们仅存的希望。压力服让他们好似被紧紧地束缚在痛苦的怀抱中，衣服狠狠地压在那些伤疤上，逐渐让它们变得越来越薄，这是硬化的组织在压力的影响下慢慢扩张开来的结果。也许，在足够的努力下，长时间地承受痛苦和压力之后，那些疤痕会随着里面其他组织的生长被慢慢撑开，变得足够薄。也许有一天，孩子们的身体会重新开始长大，可以活动；甚至有一天，他们会忘了自己所承受过的痛苦。查理认为，以此来表达人生再合适不过了：整个世界都将压力推向你的生活，就好像你穿着压力服所承受的那些痛苦一样，你不得不用尽全力，将这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用力地推向这个该死的世界。
查理喜欢自己在圣巴拿巴的工作，也知道自己是他们很需要的得力帮手。他喜欢照顾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为他们洗澡、喂食、穿衣服，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也很热爱夜班那种一对一照顾病人的安排，甚至觉得连医院的名字都非常招人喜欢。成长在天主教家庭中的查理对圣人巴拿巴毫不陌生，每年6月11日，当地教堂都会为圣人巴拿巴举办庆祝活动，所以他跟这位圣人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查理·库伦便在那一天开始了自己在圣巴拿巴医学中心的工作。但在查理准备和阿德里安娜结婚的时候，他彻底放弃了陪伴他成长的宗教，改皈依犹太教，因为查理觉得自己的生活观念跟圣人所持有的生活观念完全相反。查理在童年的时候就牢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那些在离世之时还遭人憎恨之辈，才会被很好地铭记、永久地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