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我们回家打扫卫生，离上一次大扫除已经很久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热情高涨地想要大干一场，还顺路在花店买了一大束母亲最喜欢的百合花。我想让母亲觉得，她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依然能保持这个家的清洁与温馨，这一定是她乐意看到的。可回到家，坐在洒满冬日温暖阳光的沙发上，我便觉得无法抵挡困倦。这个家好大啊，卧室、卫生间、书房、阳台、客厅、餐厅，还有最难打扫干净的厨房，无数可能藏污纳垢的边边角角，整整一百五十平方米。另外，还有十几盆花花草草需要浇水、培土。这样的工作量，仅是想想都令我泄气。在我离开家的十年里，母亲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经营着她的日常生活，家永远整齐、洁净，她不允许家里有任何杂物、灰尘，即便在她已经病重的时候。
她喜欢带领别人参观她的家，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展示和讲解，就像一个成功的设计师在解说自己的作品。听到赞许她的能干、品位时，她从不掩饰兴奋与骄傲。家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便是一个临时的住处，她也会利用手边任何可以利用的材料让家整洁、明亮，所以，家里一定是以白色为基调的，白墙、白纱窗、白床单、白色的家具。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件穿到破了洞的白衬衣，也一定要洗得洁白如新。然而，第一次站到这个空间里，我就没觉得这是我的家，一次次的搬迁，时间的痕迹已经被轻易地抹去，除了那些我和家人们的照片是过去的、旧的之外，一切都崭新得承载不了任何时间的记忆。十年了，这个家依然完美得像是供人参观的样板间。最后，我们也只是很形式主义地把能看到的地方擦干净。离开病房前，母亲特别交代，地板一定要用抹布擦一遍，用拖布擦过的地面会留下难看的痕迹，擦过的地板她总是要迎着光仔细地检查。母亲不喜欢痕迹，不论是时间，还是外力留下的。
而我越来越喜欢痕迹——也许是搬动家具时在墙壁上留下的划痕，也许是沙发上除不去的茶渍，也许是某位来访的客人抽烟时把烟头掉在茶几上的烙印，也或许是因为天长日久形成的某种特殊气味。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便能心领神会地想到某个时刻、某个人、某件事，它们是时间留下的记忆，使得家庭成员之间有了某种隐秘的关联。但在这个家里，几乎看不到这些，有的只是与母亲有关的秩序、规矩和个人的审美。她将把这一切留给我、我们，在她撒手人寰之后，她留下的不止是一个物质层面上的家，还有秩序。这让我感到窒息，母亲甚至把这一切写进遗嘱里——这个家我只有居住权，无权对它进行任何改动。
2012年1月22日
今天好漫长
“今天好漫长。”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突然说。
这一天，打针、吃药，偶尔有人探望，顺致新年问候，并没有特别的不同。很久以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疼痛、绝望、挣扎、期待，没有时间的长短，有的只是不断的重复。
2012年1月23日
三个人的年夜饭
吃过午饭，母亲拒绝了护士送来的营养液，她不能让属于她的时间被一秒钟十几滴的速度控制，她想回家，越快越好。
天气出奇地好，天高云淡、气温适中。与前几日相比，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少了，竟有些冷清。人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新春的准备：家在外地的早已启程，全家团聚的已经备下了丰盛的食物，想利用假期出游的已经踏上旅途。
整个下午，我们在厨房里准备晚饭，母亲独自在她的房间里不知道忙些什么，我们不想去打扰她。她急着回家，不仅仅是为了回家过年三十，她一定还有别的事要处理。红烧罗非鱼、黄焖鸡，外加三四个蔬菜，三个人的年夜饭也必须有鱼有肉有菜。如果是母亲，一定会让我们的餐桌更加丰盛，她没有对我们的简略表示不满，只要求我们在开席前到楼下放了一串鞭炮，这是过年的仪式。鞭炮对许多家庭来说，只剩下过节的热闹，但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希望赶走在我们家盘踞了快两年的那只怪兽——“年”。
三个人坐在饭桌前，没有酒，没有祝词，只是各怀心事地吃着碗里的饭菜。我努力想要说点应景的话，但没能做到，林木就更不擅长，而母亲似乎也不像过去一样有兴致营造过节的气氛。她一直盼着这顿年夜饭，她喜欢这其中的象征意义，即便只是一种形式也能让她切实地感到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
席间气氛沉闷，吃着吃着，我竟有些走神。还好，春节晚会解了我们的围。我们围坐在母亲身边一起收看这台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光彩炫目的晚会，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努力地想要全情投入到这种欢快与喜庆中，却始终不得要领。母亲一直都用手捂着她的左胸，只要她的手不放下来，我们也会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被投射在电视屏幕上的快乐也就成了一种陪衬，有着塑料花似的虚假。
刚过十点，母亲已经体力不支，安顿她睡下，我们再次保证午夜十二点和明天赶早燃放剩下的两串鞭炮。子夜的那一串意味着把去年的不顺结束掉，而清晨的一串则表示新一年的美好开始，而且最好要抢在别人的前面，因为好运一定会落到最先放鞭炮的人家。我不记得母亲过去是不是也这么重视这些旧传统，但最近她好像处处留意。
林木主动承担起放鞭炮的任务，我则早早地上了床。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但这吵闹声一定不会扰了我今晚的清梦。
一个月来，我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
2012年1月24日
一屋子的冷清与寂寞
母亲走动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起床，去看母亲，她正在洗漱。“开门炮放过了吗？”母亲问。
今天是大年初一。小时候，外公会要求我们在除夕夜守岁，然后在初一这天一早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去拜年，穿上新衣服从街头走到街尾，回来的时候，衣服口袋里一定塞满了压岁钱和糖果。当然，一定是磕了不少的头，说了不少的吉祥话。外公走了，老邻居也都失去了联系。
九点不到，母亲就催我给医院打电话，昨天院长特别准许她下午晚些时候再回去，我们都以为她会在家里多待些时间。一个月前，母亲是被我们架到电梯口，然后抬上救护车的，这次她自己走到电梯，自己上了车，还给来接她的司机师傅拜了年。
回到病房不久，来了一群母亲的大学同学，甄叔叔也在其中。他们刚走，母亲中学的同学也来了。两拨人都没有逗留太长的时间，这些天，儿女们都会纷纷带上他们的孩子回家看望父母，老人们都不愿也不会因为别的事耽误这含饴弄孙的时刻。
他们来了又走了，留下一屋子的冷清与寂寞。我盼着明天早点到来，明天舅舅就来了。
2012年1月25日
这种渴望在岁月中积攒成了怨怼
我在护士站用微波炉给母亲热汤时，远远地看到一个精瘦的老头儿拖着行李箱走过来。刚过七点，舅舅就到了。
舅舅是独自一人来的，而不是原本电话里说的还有舅妈，这个结果是母亲乐于看到的。听说舅舅要来看她，母亲很高兴，因为在四个姊妹中，舅舅与母亲之间只相差一岁，感情也是最好的。母亲最受不了的是，舅妈一辈子都依赖舅舅，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舅舅做决定、去面对，包括工作亦如此，多少有些双职工的便利。这原本只是别人家的内政，母亲却总是看不顺眼，似乎是因为她心疼这个弟弟受了一辈子的累。后来我渐渐明白，母亲虽然享受别人对她的赞美，但她内心深处是那么渴望自己也能像别的女人一样被疼爱、被呵护，这种渴望在岁月中积攒成了怨怼。
直到昨天，母亲还要我问舅舅此行是否他独自一人，结果被我再次断然拒绝。
舅舅径直走到母亲床前，给了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母亲的脸上刹那间浮现出柔软的、虚弱的、渴望的、委屈的表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然后，舅舅挨着母亲在床前坐下，让母亲的身体能倚靠着他。这个已不年轻，也不够健壮的男人，给了母亲一个温暖安全的怀抱。整个上午，他俩就这样靠在一起家长里短地絮叨。
2012年1月26日
要不要给母亲一个拥抱？
昨晚，我和林木都住在医院里。今天我们乘一早的航班回北京，接下来的一周只能把母亲交给舅舅，直到小谢来接他的班。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向来就没有太多的交流，更何况，我们就要回北京了，谁都知道，这种时候最好少开口，能有效避免分别的伤感。我还担心某句不恰当的表达引起母亲强烈的反应。
刚过十点都睡下了。关了灯的病房里，只有从窗外透进来的一丝微弱光亮，借着这光能大致分辨出屋子里的格局。母亲的病床在比较靠门的位置，我睡的沙发靠房间的一面墙壁，空调对着我呼呼地吹着热风，而另一面墙边摆放着陪护床，是用医院的抢救床改的，很窄。病房里除了空调运转时发出的嗡嗡声，还有给母亲输送营养液的泵工作时的声音，这些机器的声音都很轻微，白天的嘈杂能完全掩盖掉，但在静谧的夜里一切声响都显得清晰而又响亮。护士定时查房，她们的动作都极轻，通常是打开手电筒查看液体泵的状况时，我才知道有人进屋了。从护士进出病房的频率来看，应该过了子夜。
皮质沙发很软，我的身体深陷其中，又因为窄，盖在身上的被褥在我翻身时总是掉到地上，我只能尽量不翻身。林木也在床上不停地翻身，显然，他也一直没能入睡。只有母亲那边间或传来均匀的鼾声。
天还没有完全亮，母亲已经起床去了卫生间，这时应该刚过六点，她总是赶在六点半护士们交接班查房、整理内务，医生们查房之前洗漱完毕且吃完早餐，她决不允许别人看到她蓬头垢面的样子，也不允许自己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坐在床上进食。
然而，今天她并不急着吃早餐，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们走。昨晚已经约好了出租车，司机会在楼下等我们，现在离开病房的话，我们只能在寒冷的大街上等候将近一个小时。母亲不听我的辩解，大概她是希望我早去早回。
实在拗不过她（我何时又真的能拗过她呢），我们只好提前了二十多分钟出门，站在初春冷寂而空荡的大街上等车。
临出门，我在心里挣扎了很久：要不要给母亲一个拥抱，或者在她脸颊上亲一下，再或者说些母女间亲昵的话，哪怕有些肉麻？母亲坐在病床上，看着我，她总是那样看着我——挑剔地、埋怨地、失望地，其中又有些清晰可辨的渴望，她渴望对面的我还像从前一样，一张胖嘟嘟的粉嫩的脸，憨憨地任由她在脸上亲一口、捏一把，然后牵着她的手寸步不离。显然，一不留神间小女孩长成了女人，不再喋喋不休地向她讲述遇到的人或事，也不再缠着她问一些可笑的问题，更不需要她指点如何写出一篇可以获得老师表扬的作文。她只知道，在远离她三千公里的地方，这个长大的女孩有了自己的家，做一份她给不出任何指导意见的工作，在她越来越年迈的情况下，还不肯让她体会做外婆的滋味。
最终我牵了一下母亲的手，似乎还是母亲主动伸过来的，我不过是迎上去握住了她。“我回去处理一下工作就回来，啊。”我的声音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因为我完全没有说这句话的底气。“我怎么可以扔下她一走了之，我太心狠，太自私。”我在心里说。
她那双深陷在眼眶里大而有神的眼睛直视着我，评判着我执意的离开。其实，我一直都在接受母亲的评判——作为母亲，她享有这个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评判一个孩子的成长，这是母亲的特权。
我提起箱子，关上病房的门，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