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至30日，蒋介石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24日)受孙中山委派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愿赴任。借口经费拮据辞职返乡。2月29日，孙中山发电给蒋介石，电谓：“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来者逾数百人，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但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信，说孙中山依靠的人多为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仍不到职。3月21日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时，孙中山仍然任命蒋介石为考试委员长，蒋介石在到职前，由李济深暂代，孙中山依赖蒋氏之深切由此可见。直到4月26日，蒋介石才到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那年他才三十七岁。
蒋介石瞩望南天。那时候，他生逢乱世，却如鱼得水，自认为是天赋雄才。在他握有黄埔军校和粤军参谋长之后，审时度势，不再观望，而决定激流勇进。日本振武学校的武士道校风，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日本新泻县高田镇的野炮第十三联队实习时，就充分表现了出来。
1925年2月3日(他任黄埔军校校长正好九个月)，他率以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生军组成的精锐师，担任先锋部队，从广州出发，迎击陈炯明的叛军，开始了第一次东征，那时他作为校长，竟能身先士卒与部队一同冲锋陷阵，所以在黄埔军校师生中，他赢得了声望。
北伐，使他获得了荣耀，而上海的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使他的两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血迹，由北伐“英雄”一变而为千古罪人！
可怕的从革命到叛变革命的蜕变，于是，他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踏进了抗俄反共镇压工农的血海。
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起来，他要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宰。这种独裁者的野心，在他看来，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希特勒坐在兰德斯堡监狱里和后来在伯希特斯加登别墅的阳台上，向鲁道夫·赫斯口授他的《我的奋斗》时，所产生的那种使命感：他要建立和统治第三帝国！
既是一个天生残忍的杀手，也是一个天生手执令旗的主帅，这是希特勒的特性。而蒋介石也具备这种特性，但他是中国式的，一切用中国方式表现出来。1933年2月27日，戈林策划焚烧国会大厦，诬陷共产党为纵火犯，实行全国大逮捕；而蒋介石在1926年2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借以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这种手法比希特勒早用了七年。
初冬的夜风送来一阵阵如泣如诉的琴声，这是从侍从副官们的宿舍里传来的。夜的寂静使柔弱的琴声变得清晰。蒋介石驻足静昕，那是留声机在播放，他听不出是什么曲子，但沉郁伤感的音韵似在诉说情怀隐衷，与目前追剿堵截共军西窜的气氛极不协调。尔后，唱片换了，那是他所熟悉的越剧《庵堂认母》，这出戏使他深深地陷入早年的记忆之中。
蒋介石想起了他的母亲：
祸及贤慈当年顽梗悔已晚
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这是他为母亲所写的墓联。“蒋母墓”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一个侧面。
“蒋母之墓”是孙中山所题。蒋母下葬时，陈果夫、戴季陶、居正等人专程来到溪口吊唁，孙中山为蒋母写了祭文，谭延闽敬录于石碑。孙中山祭文石碑左侧，是吴敬恒所书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奖慰蒋中正同志文》石碑。这时，已经把蒋介石树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15-27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宣布开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国民党党籍。宣布永远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给予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并决定出兵讨伐桂系“护党救国军”。国民党三大，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自此，蒋介石身价倍增，成了国民党的主宰。此后，他所强烈地追求的目标，就是统一中国了。
但是，这个目标，时常在勃勃野心和心灰意冷中沉浮。自信使他自傲，气馁使他暴躁，沉郁使他失常，忧虑使他怪张。
蒋介石的思绪，在寒冷的夜空里自由飞翔，像个迷途的飞鸟找不到它的窠巢。
二、临川之夜
顶端呈羽冠状的镶有花瓷砖的大壁炉里，有几段木柴在“噼噼啪啪”地燃烧，因为这个客厅太大，又加室外狂风咆哮，仍然使刚刚到达南昌的宋美龄感到寒冷。她脱去镶有雪白柔毛滚边的披风之后，只穿一袭锦绣长袍，虽然风姿卓约体态娴雅轻盈，委实也穿得太少了。这是长久没有住人的宽敞的客厅，温热的炉火反而使室内弥漫着潮气。厚重的窗帘，在室外冰冷的气流冲击下微微颤抖。
她吩咐秘书在壁炉里加柴，几分钟后，室内温度似有所提高，她坐在一张靠壁炉的宽大的长沙发上。腿上裹着毛毯，望着窗外的景物，静默地沉思。
她和最亲密的顾问端纳由南京来南昌之后，才知道红军已经渡过湘江的消息，并且知道了原因。
蒋介石迎接她到住处之后，便去开军事会议去了，她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这种模糊的不安已经具体化为内在的恐惧。
她想起临川(抚州)之夜，忍不住想哭。
那是一年前，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离湘沪抗日战场之后，分批开抵闽西南，参加反共内战，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认识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便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并与中共中央达成军事和边界协定，于1933年11月18日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公开反蒋，11月20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蒋介石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似地骂了一声，“娘希匹，都是该杀的叛徒！”他的面孔由于痛恨引起的痉挛而扭歪了。把眼睛紧闭了一会儿，像是被满腔怒火烧昏了。过了大约二十秒种，他在一阵狂风乍起般的感情激荡之后，抬起头来，用发热病似的两眼盯着宋美龄说：
“我必须先解决他们！不然，我们的五次围剿就完了！背叛，背叛，可恨的背叛！”蒋介石呼冤叫屈似地发出了一声长叹，而后虚脱了似地颓然坐在沙发上。
“达令(英语为亲爱的)，我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宋美龄靠近蒋介石坐下来，把丰润纤巧的手放在丈夫的抖颤的手背上，她心里虽然比丈夫更为焦虑不安，但她不能不克制自己，以便给丈夫以最大的宽慰，“一个十九路军，总不会比冯、阎联军更难对付吧？”
“我担心他们和共匪携起手来！”
蒋介石的担忧立即感染了宋美龄，但她想不出任何主意。
“愿上帝保佑我们！”
蒋介石在短短地几分钟里，完成了由震惊到愤怒，由愤怒到沮丧，由沮丧到自慰，由自慰到权衡的心理过程，他站起来在室内转圈，他的胸中弥漫着炮火硝烟，数不清的军阀混战的场景在他脑屏上映现出来。
窗外狂风呼啸，但不很冷。蒋介石去翻放在紫檀条山几上的台历。这一天是夏历十月初五，明天便是小雪了。他忽然狂烈地翻着台历，而后静止下来，脸上卷过一阵阵凶恶的阴云，初冬的阳光照到拉开的红丝绒窗帘上，呈现出紫血般的沉红。他的因疲倦而憔悴的脸颊深蕴着倨傲和冷酷，似乎在平复无法忍受的创伤。
宋美龄怀着惶恐不安，从背后观察着丈夫的一切细微的变动。她的美丽的眼睛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感情。她把他视为“一代风云英杰”，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人与他匹敌。她把他的一切征战，不管是对新军阀的还是对共产党的，都视为“险功奇勋”！违背家庭的意愿，割舍了原来的恋人，而跟他结合，不正是基于这一点吗？她急切地希望她眼前这个人统一中国，成为中国的主宰。而她，这位十六岁就进了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的美丽的女士便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她在后来，给她在美国女同学的信中，描述过这一刻的心情，她写道：
一想到我国面临的灾难，我心痛万分。旱灾涝灾造成了饥荒，匪徒们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煽动。现在无耻的军阀为满足私欲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宋美龄轻轻地站起来，但她拿不定主意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正在踌躇与悯然间，蒋介石猛然转过身来：
“让圣母玛丽娅祝福我们吧！”他拉着宋美龄的手，走到拉斐尔画的西斯廷圣母像前，默默地画了十字。
“兵贵神速！必须灭火于初燃，我就到抚州去督战。”
“你何必亲临前线？”
“从东征陈炯明起，我就习惯了，越接近前线，看得越清楚。”
“我陪你一起去！”
他们到达抚州(临川)，下塌于并不豪华但很便于安全警卫的乡绅庄园。临川城的守备部队是总预备队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由于蒋介石在临川，特别加了小心，日夜不安，亲自出巡，生怕部下玩忽职守。上下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
九十八师二九四旅旅长方靖，乘装甲车去前线视察部队。不知蒋在临川，回旅部时，装甲车驶至临川近郊，夜间与城防部队发生了误会，开始了枪战。
此时，临川虽然离火线尚远，城防部队却认为不是红军突袭，就是自己的部队哗变。
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深夜惊醒披衣而起时，他嘴里喊的就是几个字：“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由于深夜惊起，宋美龄中了风寒，第二天便卧病在床。望着窗外高山峻岭，百感交集。她斜倚在床上，腿上盖着黄色军毯，向秘书口授她的冒险经过。而后寄给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女友。
但是，她的记述，说得很不准确，当时她用英语叙述寄到美国，重新再译成汉语后文笔便失去了流畅，而且跟实际情况也有很大差距了，但也从中看到一部份当时的气氛。
我从我们上一个野战司令部乘舢板走了四天的路程，于本月九日到了吉安。正如你大概知道的那样，在江西打击共匪的战斗中，我一直同我的丈夫一起在江西前线。我率领着救护兵，全心全意地作出努力，指导江西妇女想办法去安慰我们的伤员，使他们高兴。虽然生活很艰苦，同我们的军队一道进一步深入内地，但我还是感到很愉快，因为我身体健康，很有耐力，这样，我能和他在一起，并出些力，如果我在家里坐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要等待很久才能团聚。所以我总是决定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两个星期以上，因为我们的军队突破很快。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在一起，有我们的工作。
我想到上个月在江西抚州，也就是野战司令部所在地，在打击那里的共匪的战斗中发生的一件事。在深夜里，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发出的数百发“噼噼啪啪”的枪声。出什么事了？我的丈夫急忙叫我穿好衣服，他派了密探去了解情况。在这同时，枪声更紧密、更频繁了。当时严寒刺骨，我冷得直打哆嗦，在黯淡的烛光下，我匆匆穿上衣服，并把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某些文件整理出来，以便在万一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时，就手能拿起这些文件投到火炉里烧掉。接着我拿起左轮手枪坐下来；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听到我的丈夫下令，让我们当时能召集的卫兵组织好警戒线，以便在我们真的被共产党人包围时打出去。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敌人已经绝望，因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彻底消灭敌人已在眼前，所以他们已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地设法杀害我们。我的丈夫已将我们手下的士兵都送出去打仗去了，只留下一支小小的卫队，因此实际上，我们是经不起攻击的。我的丈夫从不在身边保留许多卫兵，他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可怕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在他身边，他就比较小心一些，但他常常对我说，一个真正的领袖不能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过分关注个人的安危，就会降低军队作战的士气，他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因此上帝定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被打死了，还有什么比战死更荣耀的呢？
但是再回到抚州，一个小时后得到消息说，守卫城门的哨兵在黑夜里将好几卡车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敌人，于是争吵起来，卡车上的一个人开了枪，激怒了其他一些人，于是守在城墙一带的全体哨兵都向这些被信以为真的敌人开枪还击。引起这次事端的那批人在第三天早上受到了军法处置。我是很痛惜的，但我认为，为了维护纪律，这是必要的。当我们不能肯定这次事件的性质的时候，我毫不感到惊怕。我的脑子里只想到两件事：第一，关于我们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的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第二，万一我自己被俘，我一定要开枪自杀，因为只有一死才能保持清白、体面，也是更可取的一招，因为女人一旦被共匪俘获，便会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侮辱。
在除夕，我和我的丈夫到周围的山上散步，我们见到一棵李树枝头开满了花。真是预示走运的好兆头！他小心地采摘了几枝，我们回家时已是黄昏，我们点燃了蜡烛，他把采摘的花放在小竹篮里，送给了我。多好的新年礼物！我想从中也许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愿意与他共命运。他具有军人的勇气和诗人的敏感。
这封信转译在美国斯特林·西格雷夫着的《宋家王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