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没有先进方便的机械川以运输材料和进行施工，所以都是就地取材。秦代长城多用土板修筑，即在筑墙时，用两板桐灾，把和好的泥填置其中，然后用杵夯实。当时修筑长城实行的是分段包干，限期完成，民工们白天顶着炎炎烈日，晚间还要继续挑灯夜战，渴了没有水喝，饭也吃不饱，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这里。
长城的修筑，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对秦末农民起义斗争起到了催化的作用。有不少关于长城的故事和传说：什么秦始皇为了强迫民工多干活，把太阳用竹竿撑起来，十天合为一天用；什么孟姜女哭倒长城八万里……在冀东北部蜿蜒数百里的长城的每一个缺口，都是孟姜女哭倒的，等等。山海关附近有姜女庙、望夫石，海中还有姜女坟。
孟姜女哭长城，是我国流传最久也最广的民间故事之一，在许多文艺形式中都有保留。戏剧中有《孟姜女》（《哭长城》、《万里寻夫》、《杞梁妻》），传统说部中有《孟姜仙女宝卷》、《长城记》等传奇，民间的口头传说则更多。关于孟姜女的出生地，就有长清、安肃、同官、沣州、务州、乍浦、华亭、江宁等多种记载。不少地区保留着孟姜女遗迹，姜女坟也不止一处，姜女祠则有山海关、古北口、潞安等多处。其中，山海关附近的一系列姜女遗迹，向来被认为是正统的遗留，那里有不少封建仕宦文人以至帝王的碑楹题记，，如传为文天祥撰的楹联曾这样写道：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心其实，孟姜女的故事，仅仅是传说而已。不但今日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根本不是秦的长城，而是明朝所修，就是秦时辽东部分长城也不过是将燕、赵长城连接起来而已。
据学者考证，孟姜女的故事是由春秋时齐国“杞梁妻”的故事演变而来，本来跟秦修长城无涉，后人所以把它和秦长城牵扯到一起，正是由于秦筑长城在人民的心中留下的创痛太深太烈的缘故。
杞梁妻的故事最早见于《礼记》、《孟子》、《左传》等书中。到西汉末刘向著《列女传》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了。《列女传》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殖）随齐庄公与莒国作战，不幸战死，他的妻子痛不欲生，扶夫尸哭于城下，诚感上天，十日而城崩倒，杞梁妻遂投淄水而死。这是发生在秦修长城数百年以前的事，杞梁殖也不是累死的役人，而是个战死的大夫，故事的中心思想是宣扬杞梁妻的殉夫知礼。这个故事到后唐马缟著的《中华古今注》中，杞梁妻哭倒的城虽已指为长城，但也不是秦长城而是齐长城（在今山东境内）。总之，从《左传》到《中华古今注》，都还认为杞梁妻是春秋时齐国人，而不是秦朝人。
大约在唐代，另一个杞梁妻，即秦时的孟姜女的故事，也开始形成了。
传世《敦煌变文》中，已经有了孟姜女的名字和她的故事。其中记道：谁为忽遭槌杵祸，魂销命尽寒垣亡。
当别已（以）后到长城，当作之官相苦克。
命尽便被筑城中，妇人决列（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长城倒。
唐代诗歌中也有了相应的故事，僧贯休《赋杞梁妻》云：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乌乌。
这里已经明指杞梁为秦代人，因筑万里长城致死，他的妻子孟姜愤而哭倒长城。至于与后来流传的孟姜女故事相近的记载，大约至迟在宋代已经形成。据《碉玉集·感应篇》引《同贤记》所载，杞良因为逃役，误入孟起家的后同，正值孟起女儿仲姿在池中沐浴，孟起不得不将女儿嫁给杞良。后来杞良被征发服徭役去修长城，被主典官打死，尸体被筑于城墙之内。仲姿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滴血认骨，携遗骨回里归葬。以后有关孟姜女的故事，基本与此卡闩同，只是杞良的名字有时写成范杞良或范喜良。金以后，有关的戏剧也陆续出现，金院本有《孟姜女》，元杂剧有郑廷玉的《孟姜女千里送塞衣》，明《永乐大典》中也保存了《孟姜女送寒衣》的戏文。
由上可见，孟姜女的故事，是广大群众千百年来不断加工塑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它虽然是由齐国杞梁妻的故事演变而来，但却根植于封建专制主义暴政和劳动人民反暴政的基础之上。秦筑长城从历史过程来说，是合理的利积极的，但在当时却极大地加深了人民的徭役负担。劳动人民除了通过起义斗争的形式，同时也通过文艺形式进行反徭役的斗争。比如，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有关长城的歌谣，《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写道：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汉末大文豪陈琳也痛快淋漓地写道：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奠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注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这两首诗歌极其尖锐地揭露出：秦的长城是用无数农民的尸骸堆起来的。由于秦筑长城在整个封建徭役征发中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人民以文艺形式对它进行鞭挞就绝非偶然了。后人以此为基础，附会了齐国杞梁妻的故事，最后终于导演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三）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年初的一天，刘邦借公差绕道回了趟家，一进门就看见吕雉正在那忙忙碌碌翻箱倒柜，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两个孩子也虎着脸跟着瞎折腾。刘邦不知个中情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嚷道：“我的内当家，你老公大老远跑回来看你，你不快点打水为我洗沐洗沐，在那穷折腾个啥？”
吕雉直起腰见刘邦回来，一反往常的惊喜，也忘了扑到丈夫怀里撒娇，煞有介事地说：“你没见街上贴的告示？听人说，上面写着：如果有人敢私自藏匿《诗》、《书》等诸子书不上交官府的，是要杀头示众的。也不知咱家有没有这类东西。”
刘邦一听，哈哈大笑，自我解嘲道：“要找喝酒的家当我还有点，至于那些儒生读的什么《诗》、《书》之类，给我我也不稀罕，你不必劳神去找了。”
吕雉听刘邦说的这么肯定，不服气地从儿子手里拿过几支木简，指着上面的几行隶体文字说：“你说家中没有，这是也不是？”
刘邦瞄一眼上面的文字，带着几分挖苦的口气说：“夫人，好歹你也是个大家闺秀，竟连上面写的法律条文也不识得？”
吕雉难为情地说：“妾身自幼学女工，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何况所识的字都是楚文，自然不认识简上的秦文，看来日后还真要抽空认认秦字了，也不枉做你亭长大人的夫人了。”
刘邦忙解释说：“夫人请别误会，以后也用不着为我的一句玩笑去劳神，我早说过‘读书无益’！‘读书无益’！那些啃书本的人自以为比别人多读了几卷书，就不把国家法律放在眼里，今天说这不是，明天又说那也不是，皇上早该下令封了他们的嘴，以免妖言惑众。书是该烧！书是该烧！”
那么，这次秦的“焚书”令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十几天前，秦的博士官淳于越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向秦始皇提出了一个“师古”分封同姓王以为屏藩的建议。理由是：六国初破，燕、齐、楚地距京师十分遥远，如果不分封子弟为王去镇守，一旦发生春秋末“田氏伐齐”、“六卿分晋”一类的突发事件，京师之外没有亲王领兵相救，恐怕秦的江山就坐不稳了。这本来是一个采取什么样的政体模式更有利于巩固政权的问题，可丞相李斯却片面地把它引向思想文化领域的学术之争，并将之与现实中社会舆论对秦政的批评联系起来，认为老百姓的反秦情绪是被诸生（诸子百家学者）煽动起来的，诸生议政是由于学派林立，私学存在。因此建议焚烧《诗》、《书》等诸子百家的著作，规定限期内（30天）不烧者，黥（脸上刺字）为城旦；私下谈论《诗》、《书》等订家语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夷三族；文化教育以《秦律》为课本，巾宵吏任教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这一极端的文化专制主张，颁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焚书”之火就被肆无忌惮地点燃起来。
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要采取“焚书”这利·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来统一思想呢？我们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无外乎有以下儿个方面的原冈。
其一，秦人“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观是秦代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传统基因。
秦原是一个地近西戎的游牧民族，接受的是“戎翟之教”，直到公元前770年才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秦由文化落后的“狄秦”最后统一中国，同它接受并改造了东方各国的先进文化是分不开的。而秦吸取东方先进文化的整个历程又与秦秋战国时代的争霸与兼并战争相始终，这种特定的外交环境同秦国历代君主的危亡意识相结合，培育出秦人在吸收诸国文化时追求实效和急功尚利的性格，对诸国文化采取的是一种定向式的输入方式。所谓定向是指秦对东方文化的输入主要以实用性、示范性较强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为主，而没有或很少输入精神文化。如秦在周化阶段（襄公至献公），在接受周文化的层面上主要以物质文化（如农耕文化、青铜文化等）为主，而对周的精神文化如敬天法祖的宗教观念、重民意识，制度文化如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都没有吸收。秦在法家化阶段（孝公至秦统一），由于法家的农战思想适应了秦人对外在的“功利”追求的意向、时尚和趣味，使法家理论在秦国取得了全方位的贯彻，建立起取之六国又高于六国的制度文化。但在精神文化方面，闪为各种奖赏、惩罚政策的刺激，也使秦人形成了“尚首功”、“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由此可见，秦国历代统治者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只注重吸收和发展物质义化和制度文化，而轻视精神文化；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只片面强调法令、法规等强制作用，而忽视宗教、伦理等意识形态的规范、调节利稳定功能，这就必然使秦人逐渐形成一种“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而某种文化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为民族的、社会的传统，就会积淀为该民族或社会的一种潜在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就会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趣向发牛重大影响。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不可否认的重大成就，正如谭嗣同所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伦理道德、文治教化的社会功能也开始有所体认，但却始终摆脱不了重武轻文的功利主义传统的影响，虽置七十博士，却“特备员弗用”，“事皆决于法”一直是他施政的主旋律。在他看来，法律和暴力不仅可以规范人的社会行为，而且可以规范人的社会心理甚至宗教信仰，道德教化显得黯然失色，沦为法律的婢女。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这一“取与守不同术”的道理。在这种条件下，思想文化领域一旦出现与现实政治相冲突的舆论，重武轻文的传统力量就会驱使他不惜动用武力去解决思想争端。
其二，韩非提出的极端专制的文化主张是秦代推行“焚书”政策的思想来源。
“焚书”，无疑是一种极其野蛮的文化虚无主义行为，从思想认识上说，它来源于韩非在《五蠹》篇提出的“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主张，而这一主张之所以在统一不久的秦王朝被付诸实践，自然和秦社会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文化发展的最一般特征是在人文精神的旗帜下以地域性为特征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这些文化圈往往与学术思想领域的各个学派相对应，不同的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但从文化功能论的角度说，各个学派未必就是其赖以产生与流行的文化圈的主文化。
法家思想自战国中期以后相继在各国取得支配地位，成为各国普遍奉行的统治思想，当然就是所有文化圈内“占统治地位”的主文化，其他学派尽管有的一时号称“显学”，但只能是以学派为特征的亚文化。在东方六国，由于私学兴盛，学派林立，不仅游说求官的士阶层各执一端，就是一些柄权执政者也各善其私学，参议时政，这就使六国文化存在一种亚文化制衡主文化的文化结构。秦国则不然，自孝公用商鞅，以刑法为教，妇孺皆言商君之法，在占统治地位的法家思想之外，不存在任何以学派为特征的亚文化。这使秦国不仅缺少亚文化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调节，而且缺少亚文化对法家思想主张的制衡，使秦国在统治思想的选择上变得偏狭固执，缺乏应时选择的灵活性。这种历史形成的偏执症表现在文化政策上，就是对诸子思想的抵制与排斥；吕不韦相秦时虽然对此多少有所改变，但并没有使秦国法家一元文化结构发生转型。因此，当诸子思想因某种契机直接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危及其专制统治时，秦始皇必然接受韩非的极端文化专制主张，采取“焚书”措施。
其三，秦代的文化专制政策归根到底是其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