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我去给同事订票，穿行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不经意间，肩上被人拍了一掌，扭头，四目相对，是彪！意外的惊喜。中国男人的见面礼比欧洲式的激情相拥更为热烈，是互相用气力擂对方一拳，叫着对方名字的同时趔趄后退又双手紧握。这是我二十年前的童年伙伴哦，从小光屁股长大，狗皮袜子没反正的朋友，一番激情亲热过后互相打量，一番胖了瘦了的互相评价。他仍有当年一样的豪气，对身后说：“改签。去办改签！今明两天不走了。”我说：“别误了你的生意。”他哈哈一笑：“钱哪天不能挣？我要住下来，和你聊一个天昏地暗，恶补二十年的想念。”
杯盘狼藉，各自酒意七分之后，宾馆里开了房，我们从光屁股到河里洗澡，从站在河岸上比赛谁尿得高飙得远谈起，从夜里到河对岸偷西瓜谈起，一直谈到上小学，上中学，谈到同学之间的是是非非，村庄人家的根根苗苗，社会人生的长长短短，一切尘封的记忆在谈话中都忽然复活，天真无邪的童年和苦难的少年生活仿佛都是昨天。彪问：“还记得我们看青吗？”“咋不记得呀。”“你还记得猫猫眼点把儿吧？”想起来笑得我俩直揉肚子。
春三月，一行一行青青的麦苗像是印在黄土地上的稿笺，蓬蓬勃勃地展劲生长着，麦垄间杂生着各种零零散散的野菜野草，肥硕的麦浪子，猫猫眼，面条菜，羊蹄甲。瘦弱的勾勾秧、米拉棵，援攀的粘草。它们和麦苗飙着劲长，根须在地下抢夺着养分，这野菜野草是麦子的敌人，也是小麦以外的粮食。在青黄不接的三月，在天长老日头的饥饿的春天，它就是农村人的好粮食。把勾勾秧、羊蹄甲、面条菜放在热水里焯一遍，拌上蒜泥吃，或者拌上麸子蒸吃，就可以勉强填饱肚子，度过荒春。只是不顶饿，吃一盆子只能扛两个时辰。知足吧，蹲在墙角晒太阳的爷爷说，无论吃啥好东西，咽下嗓子三寸都是粪，肚子又不会说话，骗一阵是一阵吧。
薅野菜是孩子们的任务，一到下午，我们一群十一二的少年都挎了篮子，到麦地里寻找野菜。
瘦壳说：“我听大人们说，猫猫眼点把儿（男生殖器），长大做官儿。彪，你一心想当官，不点猫猫眼咋行？”彪有些为难：“点把儿不知痛不痛？”他又似乎下了决心，脸上是刚毅的表情，一脸决绝地说：“想当官就不能怕痛！点吧，点！”说着把把儿从裤裆里掏出来，拨拉得挺了，大伙都四处去采猫猫眼，不大工夫，各自采了一小把，把猫猫眼根茎弄断，里面流出了白色的汁液，我们就把白汁涂抹在彪的把儿上。大伙做这一切，像是做了很重要的事一样。
瘦壳又问：“你长大了想做个什么官呀？”彪想了一会儿，说：“当个大队支书吧。大队支书多有权，想批斗谁就批斗谁，想上谁家喝酒就上谁家喝酒，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谁不听我话，我罚谁工分！”我们都有些敬畏地看着彪，仿佛他已经大权在握，瘦壳把刚才从彪篮子里偷偷抓出来的一把面条菜又悄悄放回去。小眼昨天刚和彪骂过仗，现在讨好地谄笑着，要和彪重新和好。幸好彪正激动得小脸通红，谋略很深地遐想着未来，没有注意到他。磨桌讨好地献计说：“不如当个县长，县长官大。”彪说：“支书官大。”磨桌争辩：“县长官大。”说着说着争论开了，我们分裂成两派，光华、磨桌一派说县长大，瘦壳、彪、小眼一派说支书大。两派人比赛似的一递一声叫：“支书大！”“县长大！”“县长大！”“支书大！”叫得嗓子都哑了，也分不出胜负。瘦壳比我们大几岁，尽管瘦，个头比我们高，力气也比我们大，他马步站着，凶巴巴地问：“我说支书大，就是支书大！谁不信？嗯，谁不信，我和他摔架！”光华、磨桌轮番上去，瘦壳把他们一个个摔倒，在暴力面前，他们只好承认支书比县长大。
第二天早晨，忽然听见彪的妈妈在村里撕了嗓子一样的叫骂声：“日你妈妈啦，往我彪的把儿上点猫猫眼，肿得像根棒槌，日你妈妈啦……”我们几个小伙伴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最后还是被各自的爹揍了一顿。
笑过一阵，又谈论了一阵当年小伙伴们现在各自的境况，彪忽而陷入沉静中去，幽幽地问我：“你还记得四贝吗，四贝？”我一个激灵：“你还想着她呀？”“岂止是想着，年轻的过失，够我一生去赎罪。”“何必呢，应该怨那个荒唐的年代。”“把一切都推给时代固然轻省，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可是我，放不下这份情债。”一时沉默，我又问：“十年官场、十年商场生涯，也没有磨了这个记忆？”他说：“前些年我每年都给她寄钱，从九八年起，每年寄的钱都莫名其妙被退回来了。”我说：“现在农村富了，她们的日子想必过得好了。几十年的事了，你也不必在精神上自己折磨自己了。”彪灌了一口酒，不言语了。
我们的思绪定格在了那个荒诞的年月，眼前幻化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像野地里生长出的一棵苦丁丁花，姐姐打下来的旧衣服已经套不住她发育的身体，柔嫩的肌肤把旧衣服绷得开了裂，肚皮和小腿掩饰不住，任怎么扯拉，还是盖不住少女雪白的肉体。她睫毛长长的，脸像一只秀巧的红苹果，脚上趿拉着一双破棉鞋，一双丰润的小手上满是口子，那是帮妈妈做家务冻裂的。见了人不说话，只是低了头，只是扯那件勉强盖住肚脐的花袄，要扯下来一些好遮一遮雪白的肚皮，十四岁的女孩，已经知道害羞了。场景忽而转换到一个人声嘈杂的夜晚，灯光下，美丽的女孩赤裸着身子，双手蒙着脸哭，她雪白的身子上贴着刚杀的羊肉，羊血把她涂抹得血肉模糊，床上被子上一片狼藉。
十五岁那年，我初中毕业了，一门心思地想上高中，终日在家里缠磨爹娘。上高中需要请支书喝酒，没有下酒菜咋办？这难题使全家搔脑瓜。母亲急得长吁短叹了两三天，也没有叹出一盘菜。家里的老母鸡是我亲手喂大的，它懂得我的心思，那天夜里突然死了。我家失去了换油盐的“银行”，却为我铺平了上高中的路，我真感谢老母鸡舍生取义的精神。
爹神圣地拾掇了鸡，便去请支书喝酒。半晌，爹回来了，沮丧的样子，说：“咱面子小，请不来。”妈急忙问：“支书咋说？”“支书说不得闲。”一向温顺的妈突然恼了，指头直捣爹的额头：“咱面子小，你不会去找七叔？人家光棍，让他去请。”
七叔果然去请，我家便天天盼支书来，等一天又一天，闻闻那鸡已经有味了，这可咋办？正急，七叔传来好消息：“请支书喝酒的酒场本已排到半月以后了，亏我好说歹说，他答应后天晚上来。”爹感激得直让七叔吸旱烟，说：“再吸袋，再吸袋。”七叔好像有很大功劳，心安理得地接受恭维。
支书来那晚，我把擦了十遍的小桌和刷了十遍的茶杯一一摆开，妈炖老母鸡手抖得几次点不着火柴。支书跨进来耸耸鼻子，说：“日他娘，香！今晚不喝了，光吃！”鸡端上来，支书挽挽袖子，牙撕口吞，嚼得“咂咂”有声，吃得满头大汗，他吃得那么专注，全没看见我们全家盯视的目光，也没有看见有功的七叔，他直直盯着支书的嘴，一串涎水线一样挂在下巴上。支书吃完，说声等着吧，便走了。
一只鸡毕竟能量有限，竞争不过宴席和能使人酩酊大醉的白酒。二旦、毛妮上高中了，我只好大哭了一场，只好像爹一样务农，修理地球。我的鸡也没有白死，支书让我当了基干民兵，还准备提拔成积极分子，天天斗私批修，抓阶级斗争，夜夜巡逻，捉那些因为扛不住饥饿，掰玉米穗、扒红薯的“阶级敌人”。
彪也是积极分子，但比我更积极，每件事总是干在前头。他当官的念头从来没有断过，但由于家里成分是中农，虽然积极，还一直没有当上官。彪努力地表现着自己，还因为成分问题和他爹大吵了一架，埋怨成分影响了自己进步。
一天晚上，我们基干民兵被大喇叭叫到大队部，支书一脸严肃地布置任务，说中央有指示，最近农村有的社员偷偷摸摸做小生意，做小生意就是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复辟了，资本主义一复辟，我们就要重吃二遍苦，重受二遍罪，就要回到了解放前。因此要大抓阶级斗争，坚决不让资本主义出现。要把他们抓起来，要割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三十多个青年编了五个小组，每人分得一个杠子馍，吃半个，怀里揣半个，又请来一个戴眼镜的老师，用一张旧报纸给我们念了半夜“孔子日”（他把曰念成日）和林彪笑话（效法）孔老二。后半夜，民兵营长带我们出发，去进行围剿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
那正是阴历十二月，北风呼呼刮着，前一天刚下了雪，地上还有溜冰，冷风刮到脸上像钝刀割一样。我们把棉袄裹个紧，腰里捆根草绳，缩着头，在坟堆后、大路沟里趴着，等着天明了“资本主义”出来从这里路过时，好跳出来抓住他们，割他们的尾巴。
我们像邱少云一样潜伏着，挨过冬夜里最寒冷的凌晨，天刚蒙蒙亮，民兵连长给一个个传话：“注意！注意！资本主义出来了！”我们一个个睁大眼睛，盯着大路。一会儿，一个人影出现了，我们便跳出来用力抓住他，他是卖蒸馍的。另一条路上抓了两个，一个卖羊肉的，一个卖毛衣的。这三个“资本主义”被连人带筐押到大队部，把他们关进割尾巴学习班，开会批斗，强迫他们唱《东方红》，罚背语录，这些“资本主义”表现还都不错，他们交代了自己卖蒸馍、卖羊肉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他们的蒸馍羊肉毛衣是罪行，当然被没收，支书那段时间嘴油光光的，可能他把罪行给吃了。
后来又连续潜伏几个夜晚，却劳而无功。
有一天，支书得到线报，村里刘富贵家秘密地杀了一只羊，准备明天去卖羊肉。刘富贵家特别穷，孩子多，又摊上两个常年生病的老人，他一年到头昏天黑地地劳动，连几张嘴都顾不住，更别说给老人看病了。因此，为了生存，他只得偷偷摸摸捣鼓点小生意，躲着干部锐利的眼睛，织些毛衣，卖些蒸馍，卖些羊肉，赚俩零钱。他曾多次被抓，多次挨过批斗，是个老牌“资本主义”了。支书半夜里把我们集中起来，号召我们要和资本主义作坚决斗争，坚决不能让他们复辟。我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想不到这个五十多岁，长着山羊胡的和善老人这么阴险，暗地里竟然做着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我们决定在当夜就抓他的现行，把他的羊肉搜出来，还要开会批斗，割掉他资本主义的大尾巴。积极分子彪更是摩拳擦掌，他神情激昂地向支书表了决心，一定要把羊肉搜出来，任凭刘富贵再狡猾，也不让他逃过阶级斗争的铁笊篱，也让他躲不过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基干民兵，彪用一连串的口号表述自己的积极。
夜里十点，我们二十多个民兵就悄悄地进了村，把刘富贵的家包围了。然后喊开门，十多个人一拥而入，去搜查羊肉，堂屋、里屋、灶房、厕所、旮旮旯旯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大家都大眼瞪小眼，积极分子彪再三逼问，刘富贵嘴硬得很，还是一个没有，两个没有。这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人声嘈杂中，只有刘富贵的小女儿四贝紧拥着被子在静静地睡着，好像不曾醒来。脑瓜一转，我敢断定，羊肉就在四贝的身子里，我把这个想法和彪说了，以后多少年，我都为当年的一时聪明后悔得青了肠子，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个时候耍小聪明，并把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告诉他人，特别是那个做事不加考虑，当时正积极追求进步的彪。听了我的想法，彪眼睛一亮，他抢上前，一把掀开了被子，十四岁少女的身子还有抱在怀里的羊肉，白的和红的，一起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四贝“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彪和她拼命撕扯着肮脏的被子，刘富贵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向我们扑来，刘富贵老婆披散了头发，跳起了脚骂，骂我们不要脸，看见了她闺女的身体。刘富贵更是和彪扭打成一团。我们一齐高声念了许多毛主席语录，也没有镇住他们一家，他们拿了铁锨火叉哭着嚷着要和我们拼命。全村狗叫成一片，一村人都拥了出来，我们一看形势不妙，扯了彪慌忙撤退，这资本主义尾巴，割不住也就算了。彪不愿意撤退，梗着脖子，还在大声争吵，身上挨了几拳脚。
后来，支书又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批斗了刘富贵一家，还把四贝作为资本主义窝赃犯由民兵押着游了街。
十四岁的美丽少女哪里受得了如此凌辱，惊吓和羞辱使四贝大病一场，也没有钱医治。后来，得上了羊角风，时不时地犯，一犯起来，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不省人事。一个见风就长肉的美丽姑娘，后来黄瘦，病恹恹的，几年后，嫁给了邻村一个四十岁的瘸子。瘸子家更穷，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愿他们生活得好一些吧。我只能遥遥地祝愿了。几年了，我都不敢回乡，我怕遇见他们，这块心病我永远无法去除，我就是挣了再多的钱，过了再阔绰的生活，也无法快乐。”彪喷出了一大口烟雾，烟雾里他的脸有些朦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