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胜的策略
清朝咸丰年间，宁波知府段光清安排联防队巡夜。不久，一个地保找段光清告状，说城西有个开小店的营兵就是不肯去巡夜。段光清来到营兵家，问他为什么不去。营兵回答段光清说：“士兵每日白天操练，夜晚随军官巡逻，没时间参加民间巡夜。”
段光清笑着说：“你不必对我说官话。如果营中果然是每夜都巡逻，哪里还需要百姓巡夜？现在我劝百姓巡夜，原本就是想互相保卫，连百姓都不说辛苦，营兵反而叫苦吗？”段光清接着说：“况且你既然吃粮当兵，白天应当操练，夜晚则应该去巡逻捉贼，你怎么会来城西开店呢？我带你去见你的营官，要问一问你是真营兵还是假营兵？”那个营兵当即无言应对，只好应允按规定出丁巡夜。
在这个故事当中，段光清的第一句话，是指出看到一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第二句话，是指出看明白了三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既然双方都在他制定的规则中得到了自己的最佳选择，这局棋也就玩妥帖了。段光清在这个过程中，把双方对抗的前景指给对手看，并顺利制服了对手，可以说是一个娴熟无比的博弈高手。
博弈论专家奥曼认为，人与人冲突的原因之一是相互猜疑。但是，一旦我知道你如何算计我，你知道“我知道你如何算计我”，并且又延伸至博弈的无数个回合，则人们在一念之间就可能会停止相互猜疑与算计，立即达成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恰当的回应规则：威胁或许诺。
威胁是对不肯合作的人进行惩罚的一种回应规则。威胁有两种，一种是强迫性的威胁，比如恐怖分子劫持一架飞机，其确立的回应规则是假如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全体乘客都将死于非命；另一种是阻吓性的威胁。比如美国说，假如苏联出兵攻击任何一个北约国家，它就会以核武器回敬。前一种威胁用意在于促使某人采取行动，而后一种的目的在于阻止某人采取某种行动。两种威胁面临同样的结局：假如不得不实施威胁，双方都要大吃苦头。
许诺是对愿意合作的人提供回报的方式。为寻找证人，检察官会向一个被告许诺说，只要他愿意成为污点证人，检举同案中的其他被告，就会得到宽大处理。许诺同样可以分为强迫性的和阻吓性的两种。强迫性许诺的用意是促使某人采取对你有利的行动，比如让被告摇身一变帮助公诉方作证；阻吓性许诺的目的在于阻止某人采取对你不利的行动，比如：黑帮分子许诺好好照顾证人的家属，只要他答应保守秘密。与威胁类似，两种许诺也面临同样的结局：一旦必须采取（或者不采取）行动，会出现说话不算数的动机。
有时候，威胁与许诺的界限非常模糊。威胁与许诺的界限只取决于你怎样称呼当前的情形。老派的歹徒会威胁说，假如你不给他一点银子，他就要加害你。假如你没有给，他就会动手“修理”你，从而造成一种新的情形，而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他又会许诺说只要你给他一点银子，他就会住手。随着形势转变，一个强迫性的威胁会变得和一个阻吓性的承诺差不多；同样，一个阻吓性的威胁与一个强迫性的许诺的区别也只限于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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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威胁与许诺的共同点在于：回应规则使你不会在没有回应规则的前提下采取行动。由于别人对你以后的行动预期毫无变化，这个规则也就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不过，说明什么事情会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发生，仍然具有一种公告天下的作用，这些说明称为警告与像证。
威胁必须萄信
《水浒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收买下十万贯金银珠宝，本来要奉献给自己的岳父蔡京作为生日礼物，结果被晁盖、吴用等人在黄泥冈用计劫走。这让梁中书及蔡京恼羞成怒，因为一年前的十万贯生辰纲被劫案还没侦破，又发生同样案件。他们一前一后分别从大名府和东京太师府发出公文，责成案发地山东济州府立即捉拿打劫“贼人”。
梁中书立即下文济州府捉拿杨志等人。蔡太师派下属到济州府对府尹说：“太师吩咐，叫小人住在府衙，督催捉拿七个卖枣、卖酒的人和杨志。我限你十天提来，否则吃不了兜着走，把你流放到沙门岛。”
济州府尹眼看蔡太师如此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如期破获此案，自己不仅职位难保，还要被刺配到边远的地方去受苦。这个进士出身的府尹立即唤来缉捕使臣何涛，在他脸上预先刺下字，然后说：“蔡太师限十日捉到贼人，若捉不到，我不但罢官还要身陷沙门岛，你也得流放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
何涛昼夜无眠，带领一班弟兄多次到黄泥冈上反复侦察，最后终于在自己的弟弟何清那儿得到了线索。
蔡太师限济州府尹十天捉来七个卖枣、卖酒的人和杨志，否则流放沙门岛。这种威胁是可信的，即便不是送信人住在府衙，府尹也断不敢不尽全力。而在缉捕使臣的脸上预先刺下字，则又是府尹为了增加威胁的可信度，对何涛采取的措施。
由此可见，威胁的可信度在有截止期限的问题中尤为重要，必须采取非常手段。
在多数的博弈中，我们既不能把对手流放，也无法撤人家的职，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提高威胁的可信度呢？
比方说，你急于达成一项交易，希望能在一周内确定是否达成协议。
不过，你也知道对方在两周后还有另外一个谈判，而且你和对方都知道潜在的谈判对手在条件上存在优势。虽然对方比较中意潜在的交易，但成交的机会微乎其微。假如能够说服对方在一周之内做出决定，就有把握促成双方交易，而不会去追求那份梦寐以求但机会渺茫的潜在交易。
遗憾的是，如果你在谈判中表现过于急切，露出了真实意图，结果使对方觉得你确实很希望达成协议。假如你告诉他必须在一周内做出决定，否则你会另找别家，对方就会对这个威胁置之不理，因为他知道你会网开一面，而网开一面对你也有利。
假如你通过放弃控制局面的权力来提高威胁可信度，又会怎样呢？一个办法是放弃控制权。你可以声称有事到别处去，并要朋友给对手一周时间，然后与另一位潜在的谈判者达成这份协议。
但是这种策略还是有问题，因为对手绝对不相信你会说到做到。不论你的意图是否被对手猜透，告诉他只有一周的考虑时间，一定是从你的利益角度来说的。因此，你难道不会接着告知朋友，假如对手没有遵守期限，就多给他一点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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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设置截止期限的威胁之前，一定要把可信度和期限的长短结合在一起考虑。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当然，除非你找到类似在脸上刺字的手段。
权衡威胁的可信度
唐朝大臣房玄龄的夫人善于忌妒、性情凶悍，房玄龄很怕她，一个妾也不敢纳。
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的关系很密切，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就让皇后召见房夫人，告诉她现今朝廷大臣娶妾有定制，皇帝将赏给房玄龄美女。
房夫人听了，坚持不肯。
于是，李世民让人斟了一杯醋，谎称是毒酒，端上来吓唬房夫人说：“如果你再坚持不肯，那就是违抗圣旨了，抗旨者应喝毒酒！”
房夫人听了，毫不犹豫地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唐太宗见了，哭笑不得地叹息道：“这夫人我见了尚且害怕，更何况房玄龄。”
据说，这就是“吃醋”典故的由来。我们从博弈论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李世民的“毒酒”威胁为什么没有奏效呢？
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房夫人不怕死，而是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有关威胁的悖论。
在任何体制之下，领导都会试图用威胁的方式来管教下属的行为。李世民也是如此，因为他想让房玄龄享受和其他男人一样的乐趣，帮助他解决家庭中的矛盾，才让皇后给房夫人讲道理。但是等到劝说无效以后，他就用皇帝的权威来威胁房夫人。
从房夫人的角度看，这种威胁是否可信呢？如果她了解李世民的为人，并且相信李世民对房玄龄的依重，那么她一定不会把这一威胁当真。
因为她知道，这一威胁只是为了使房玄龄过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让他未娶小妾先丧妻。发出威胁的动机一旦与威胁的行动相矛盾，威胁也就不可信了。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父母都望子成龙，担心儿女学习不努力而考不上大学。因此他们往往会讲很多道理来教育孩子。但一旦发现规劝无效，也许就会以威胁的语气表示，假如他们考不上大学的活，就要把他们赶出家门，甚至断绝家庭关系。
对于父母的威胁，儿女是否应该相信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孩子知道父母的威胁只是为了他们考上大学而找到好工作，生活得更好的话，那么这种威胁就是不可信的。
关心子女的父母可能会威胁他们以激励他们考上大学，但要是没考上，当真按照威胁的话去做，对于父母并没有什么好处。既然威胁只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如果他确实落榜了，那么就会比考上大学更需要父母的照顾，所以他应该会想到他的父母反而会更照顾他，从而把父母的威胁当成耳边风。
所以，李世民越是想让房玄龄过得舒服一些，父母对于孩子的关心越深，反而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谈判优势。反过来，如果把李世民换成隋炀帝，把生父母换成继父母，反而有可能使威胁的可信度增加，从而达到目的。
这个悖论使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不可信的威胁，同时也告诉我们：运用博弈论来分析，对手往往不像他们所发出的威胁那么强硬。这对于被威胁者是一个福音，但是反过来又是威胁者的不幸。好在博弈论提供了很多提高威胁可信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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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和承诺是否可行，取决于其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其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一般而言，成本巨大的，或者成本高于收益的威胁和承诺，其可信度就比较高，反之则低。
威胁与许诺要适度
宋仁宗时，宰相富弼采用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将水引入横贯陇西的故道。大名府留守贾昌朝素来讨厌富弼，私下与内侍武继隆勾结，买通司天官提出抗议，就说不应当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会使皇上龙体欠安。两个司天官听从武继隆的主意向皇上上书，请皇后与皇上一起出来审议开渠一事。
他们的奏章被呈送给宰相文彦博，文彦博看后藏在怀中，召来两个司天官说：“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才是你们可以说的事，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为什么胡言乱语干预国家大事？你们所犯的罪应当灭族。”两个司天官吓坏了。文彦博又说：“你们两个真是愚昧之极，你们先下去吧，如果再犯，一定要从重处置你们。”两个人走了后，文彦博把他们的奏章拿给同僚们看。富弼等人说：“他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文彦博说：“斩了他们，事情就公开化了，宫中会闹得不安宁。”
过了不久，朝廷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漯渠的方位，文彦博还是派那两个人去。这两人怕治他们的前罪，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的东北，而不在正北。
在博弈中，假如你打算通过威胁或许诺影响对方的行动，那么他的行动也应该可以让你看到。否则你不可能知道他是不是选择顺从，而他也明白这一点。
在你做出一个许诺的时候，不应让自己的许诺超过必要的范围。假如这个许诺成功地影响了对方的行为，就要准备实践自己的诺言。因此，代价越小越好，这意味着许诺只要达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就行了。
适度原则其实同样适用于威胁，不要让自己的威胁超过必要的范围。
一个大小恰当的威胁，应该是大到足以奏效，而又小到足以令人信服。如果威胁大而不当，对方难以置信，而自己又不能说到做到，就会降低自己的信誉。
博弈的参与者发出威胁的时候，首先可能认为威胁必须足够大，：大到足以阻吓或者强迫对方的地步，接下来才考虑可信度，即让对方相信，假如他不肯从命，定逃脱不了已经明说的下场。若是在理想状况下，就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了。假如对方知道反抗的下场，并且感到害怕，他就会乖乖就范。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若实践这个威胁，会有多么可怕的情况发生呢？
问题在于，我们永远不会遇到理想状况。首先，发出威胁的行动本身就可能代价不菲。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在许多不同的博弈交织之中，在一个博弈中的行动会对所有其他博弈产生影响。其次，一个大而不当的威胁即便当真实践了，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最后，所谓一个成功的威胁完全不必实践的理论，只在我们绝对有把握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错误的前提下成立。
法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迪梅普莱有一个很大的私人园林，每逢周末，总是会有人到她的园林里采花、拾蘑菇，更有甚者还在那里搭起了帐篷露营野餐。虽然管理员多次在园林四周同上篱笆，还竖起了“私人园林，禁止入内”的木牌，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迪梅普莱知道了这种情况后，就吩咐管理员制作了很多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如果有人在园林中被毒蛇咬伤后，最近的医院在距此15公哩处”的字样，并把它们立在园林四周。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私自闯进她的同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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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的首要选择是能奏效的最小而又最恰当的那一种，不能使其过大而失去可信度，而务必要使惩罚与过错相适应。
做“人不敢欺”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