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空旷的大地上，很多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我在心里怀念他们……一
2009年12月24日。下午四点多钟，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今天是平安夜，但老邦却走了。挂掉电话，我有些恍惚。我没想到，老邦竟会在平安夜来临之前，溘然离开人世远游。
老邦真名叫任洪邦，笔名邦斯。熟悉他的人，大多喜欢叫他老邦。1990年代初期，滇南蒙自为加快发展，出台了地方优惠政策，吸引了一些外地的有志者前来，老邦就是其中之一。之前，老邦的经历大致是，出生于和成长于四川广安，四川大学毕业以后，远走西域新疆石河子市，从事文学艺术工作数年。
老邦从新疆来到滇南，参与创办蒙自的《南疆开发报》，为当地的发展呐喊助威。这张小报起起落落，几经更名，至今仍在出刊，只是风格已不似当初。当年，老邦当主编的时候，报道的一些社会新闻，大受蒙自人的欢迎，其中一些脍炙人口的稿子，就是他上，他撑着虚弱的身体在主席台上就座陪会，我坐在下面不起眼的角落，左耳进右耳出地听领导们发表长篇阔论。
老邦没等到平安夜来临就悄然离去。到他家里看望过的朋友告诉我，老邦走得十分安详，像睡着了一样。其实，他病中经历的评，令人耳目一新，击掌叫好。为一些写实性的文稿，老邦曾多次挨过批评，也不得不违心地写过检查，最终都得以幸运过关。蒙自人因此印象深刻地认识和记住了这个聪明的外乡人。老邦也把蒙自当成第二故乡，多年来，他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干事，还在这里做了官，并在这里生养了起名“任之初”的儿子。在蒙自，老邦是个名人。他的出名，我想主要是他的确才华横溢、个性独特。当然，他的名气，也与他用聪明的脑袋做了许多名利双收的文化事分不开，还与他因此官至县政协副主席有关。在大家眼里，老邦是文人，是成功人士。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却成了病人——病在肝上，连医生也觉得麻烦。2005年10月，我因肝肾囊肿住院，出院后大街上偶遇老邦，相互交流了一些治病养肝的心得。他的乐观和坦然，我现在记忆犹新。那是我最后一次面对面与他交谈，从那以后，见过他几次，都是在各种会议痛楚，常人无法想象。但愿他最后的一刻，真的没有痛苦只有解段落散文集脱。据说，生命消失了，灵魂会慢慢弃肉体而去。我不会招魂，但我愿意为他送魂——老邦，回你的家乡去吧！走过一条条道路，渡过一条条河流，翻过一座座大山，回到你的故乡去吧！
二
2010年3月11日。看云南诗人于坚的博客，得知几天前，在昆明，一个名叫“杨昆”的人去世了，享年才43岁。于坚在悼念文章中说，他曾请杨昆担任摄像，在云南的某处拍摄过一个关于火车、录片的往事，我是知道的——2002年初秋，于坚带着杨昆、和渊、古涛来到滇南蒙自，拍摄有关滇越铁路碧色寨车站的纪录片。他们联系上我后，由我找车带着这个民间摄制组前往碧色寨，通过私人关系，请碧色寨的村干部腾出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让他们住下。那天，没有搞什么开机仪式，但热情的村支书老向吩咐家人杀了只大公鸡，做了一桌丰盛而味美的农家菜，搬出家藏的陈年包谷酒，为于坚等人接风，欢迎他们到碧色寨拍片。我记得，于坚喝酒很节制，礼节性地小口小口地抿；古涛一副文艺青年的文弱模样，基本没什么酒量；纳西族和渊，虽然年轻瘦小，却能大嘴吃肉大口喝酒；杨昆呢，话不多，几口白酒下肚后，脸和脖子都涨红，但仍努力地陪着村干部慢慢喝。
摄制组在碧色寨拍摄了十多天。后来，古涛和杨昆因为有事，先后返回昆明。于坚与和渊从碧色寨撤回蒙自城又住了两三天，整理拍摄好的素材带，做了一些后续工作才离开蒙自。据我所知，他们拍摄的纪录片后来取名《碧色寨车站》，曾于2004年入选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在纪录片圈内影响巨大。
有一年，我陪朋友探访碧色寨，在于坚他们拍片期间搭伙吃饭的村民老杨家，看到过一些他们当年拍摄的已经微微发黄了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们几个和老杨的合影。照片上的杨昆，笑眯眯的，两只小眼睛笑得快闭上了。当年，杨昆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有些瘦削的脸上，长着一些青春痘，那些小疙瘩被滇南灿烂热烈的阳光晒得微微发红。我曾跟他开玩笑说，都三十多的成年人了，还满脸的痘痘，说明心还很年青啊！他腼腆地笑笑，认真地对我说，不好意思，实在是皮肤不好。
杨昆壮年辞世，我心里很难过。当年，他们拍摄过碧色寨寂静的夜景。杨昆曾告诉我，繁星闪烁的天空底下，安静极了，除了虫鸣，偶尔听得见一两声狗吠。他说，他看到一颗耀眼的流星，从三
罐的阴影让我压抑。但是，因为有工作之余的阅读，我暗淡的人生还是被文学的光芒照亮。这期间，自然读了不少史铁生的书。那个时候，我曾暗暗地喜欢过一个在乡下工作的女警察。乡下条件艰苦，女警察总觉得什么都不大如意。为了慰问她，我把史铁生的忆起来，我觉得，杨昆也像一颗流星，划出一道亮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迹。我希望这颗灵魂的流星，从蒙自、从碧色寨上空掠过。虽然转瞬即逝，但我一定能够看得见他。2010年12月31日。时光即将画圆一个年轮。从网络上得到作家史铁生凌晨突发脑溢血辞世去往天国的消息，那一刻，我很悲伤，感觉今年的时间年轮因为这个作家的逝世再也画不圆满了。1980年代初，我读中学，学习成绩不好，但喜欢读些文学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接触到史铁生的作品，他的精美短文《合欢树》，给了我至今不泯的淡淡感伤和荡漾心间的温暖。199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石油工人，穿行于储油罐之间，油《命若琴弦》送给她，希望她读后能够不再抱怨这个世界。后来，段落散文集她调入县城，我送给她的书却被她遗失了。再后来，我的人生走向不断发生一些改变。然而，不管命运遭遇什么样的际遇，我依然断断续续地阅读史铁生的作品，读得最多的是《我与地坛》，每隔一段时间，总要翻出来读一读。
2010年秋天，一个意外的机会，我从僻远的滇南到了繁华的北京，一住就是三个月。初冬的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游了地坛。如今的地坛，已经不是史铁生笔下的那一个废弃、荒芜的古园了。我有意避开游人和喧闹，往最僻静处踱去。突然，我看到了几株银杏树，枝头稀稀疏疏的鸭掌形叶片上洒满冬阳的光辉，静静地弥散出温暖的橘黄。那种鲜艳的金黄色，让我的心感到宁静，也让我想象疾病缠身的史铁生摇着轮椅在地坛四处漫游的样子。
后来，冬至那天，我从北京回到了故乡蒙自。整理旅居北京拍摄的照片，地坛深处银杏树上的那一片金色光芒，依然让我感动不已。然而，没想到几天后竟传来噩耗，史铁生先生突然离他热爱的这个世界和热爱着他的读者远去了。我在自己的心里，设一个安静的灵堂，悄悄地祭奠他。我敬重史铁生这样的伟大作家——以宁静宽容的心灵，面对沉重黑暗的苦难；用卑微平凡的肉身，肩负崇高脱俗的灵魂；将温暖感恩的怀情，托付熟悉陌生的亲友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