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凖盗出《汲冢书》
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盏明灯。自古至今，它屡被后代史书引用、被史学家拿来做自己史论的证据，似乎历史的探古非它不足以成立，非它便少了些底气。
它，便是“汲冢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汲冢书”出现之前，中国的历史，多潜行于暗夜之中。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朝廷的一位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这种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第二年，许多方士、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调查，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历史上称这些事情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秦始皇、李斯都始料不及的。
“焚书坑儒”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大残缺和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断裂和缺失。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定的弥补——这便是“汲冢书”的发现。
汲冢书，顾名思义就是汲冢里出的书。而“汲冢书”的发现地，就在古汲地——现在的卫辉市孙杏园镇娘娘庙村。
这个因使著名文献“汲冢书”重见天日而闻名于史学界的人，并不是什么专门研究历史或是考古的人，他竟然是一个叫做不凖（zhǔn）的西晋盗墓贼。同大多数盗墓贼一样，不凖盗掘古墓是为了偷取墓中珍贵的随葬品，获取不义之财。可他万万没想到，他打开一座古墓的同时，也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
不凖盗掘的古墓位于汲地（今河南汲县西南），因此后人将这座古墓称为“汲冢”。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的一天夜里，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被称为中国史学界幸事的大事。一个叫不凖的盗墓贼趁夜深人静，偷偷地在这里掘开了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有许多金银财宝，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简牍上的文字弯弯曲曲，迥异于晋代的文字。后来统计共有十万余言。不凖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凖把竹简点着用来照明，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拿了一些可换钱的物品跑了。
盗墓贼不凖并不知道，当他打开这座墓葬的大门时，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做出了怎样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不知道，当他不经意间点燃简牍片时，又给历史带来怎样难以弥补的损失。
后来，汲地本地人在墓葬附近发现了零散的简牍片，便报告了当地官府。官府派人前往搜集，将墓葬中随葬的和墓葬外散落的简牍片收了起来，数量之多，竟然装了满满几大车。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并被记载入《晋书》之中。
古代的简牍是一种将文字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竹片间用皮条穿缀。由于墓葬中随葬的简牍埋藏日久，皮条腐烂，竹简散落凌乱。为了这批珍贵的古籍，西晋政府委派专人整理，将竹简上所用的战国文字释读为隶书。当时负责整理工作的是西晋著名学者荀爵、傅攒。
这部盗墓所得的古书因出土于汲冢，因此被称为“汲冢书”。经过学者们的整理考订，确定“汲冢书”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记录了上自夏建国，下至魏襄王时期的历史。
“汲冢书”中包括很多晋代或流行或散佚的古代文献，经整理确定的文献有《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l篇、《巢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图诗》1篇、《杂书》19篇、《穆天子传》5篇。其收录的古籍大多散佚不全，只有《穆天子传》保存完好。
晋惠帝时期，也就是公元300年前后，学者卫恒等人对“汲冢书”进一步整理，将之编为编年体史书，即《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自然有它的道理。古时无纸，着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就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竹书纪年》所用纪年依次为夏、商、西周、晋，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遗憾的是，《竹书纪年》原简在随后几年的永嘉之乱中散失，后来流行的都是当时的手抄本。《竹书纪年》一直流传到唐代，学术界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宋代时这种手抄本也亡佚，今天留存下的《竹书纪年》是南宋时期的刻本。因此，学术界将之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汲冢书”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幸事，它填补了战国时期列国历史的空白，许多史料都可以与《春秋》等史书对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大量文献，可还是有许多史实梳理不清。
《竹书纪年》的出现，订正了《史记》中的错误，使《史记》中某些含混的记载串联起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竹书纪年》在学术界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史学的独立。在汉代，统治学术界的是经学，史料也被归纳在经典范围内，汉晋两代知名学者无不擅长经学，《竹书纪年》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资料，推动了史料整理和编年的进步，史学研究的价值逐渐被学者们发现，终于，史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究竟为什么亡佚？什么时候亡佚的？这成了不解之谜。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可能的结果是，整理者整理后，便以为原件不大有用了，所以亡佚。
此书是以后史学研究的一座灯塔。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爆发了古代最大的文化浩劫——焚书坑儒。造成了古代文化史延续上的断裂和历史的残缺。到了西汉初年，一些战国遗老凭记忆默写儒家经典，就是后世所说的今文经。虽说能弥补一下缺撼，但对战国时各国历史却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这是中国文化史的顿挫，它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造成了古史文化延续上的断裂和历史的残缺。
西楚霸王藏《孝经》
盗墓者将黑手伸向古代墓葬，却歪打正着发现古代文献，除“汲冢书”外，著名的《孝经》等著名文献资料散佚之作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发现的。
《孝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儒家经学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东汉史学家班固认为，“孝是天下的大经大法”，《孝经》过去是读书人必修的一本书。《孝经》共分十八章，是儒家十二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孝经》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之分，其作者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说是孔子，又有人说是曾子，还有称是汉初人所作。《孝经》的发现，堪称又一文化传奇，其发现和传承，亦具有戏剧性。
早在秦始皇焚书时，儒家经典毁坏殆尽，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学术界称之为古文经。但是十三经中关于《孝经》古文经，却有其他来历。北宋学者曾这样记载：“又有自项羽妾墓中所得《古文孝经》。”这句话明确说明《古文孝经》来自项羽妾之墓。而在此之前，隋代的傅奕记在《老子解序》一书中记载项羽妾之墓在北齐时期被人盗掘，墓中出土了文献，但是文献中却未提到《古文孝经》。综合两条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北齐时项羽妾的墓葬被盗，而这座墓中出土了《古文孝经》。这无疑为《孝经》的古文经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更传奇的是，人们由此推测出土《古文孝经》墓葬的墓主人就是那位演绎了荡气回肠的霸王别姬的项羽爱妾虞姬。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邴疏。全书共分18章。
该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烦琐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失而复得《兰亭序》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没而复得，得而再没，在中国盗墓史上同样极富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