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办的这所生药厂，聘请了两名得力医师，一个是陈图南的儿子陈广安，原毕业于南京中央医科大学；另一个叫陈兴宜，是一位当地有名的老中医。陈策勋自己也懂－些医术，在依靠两位医师骨干的同时，陈策勋还聘请了20多名制药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有治疗枪伤和疮毒的“一天膏”，治疗疟疾的‘救驾星”，治疗痔疮的‘痔疮粉”和强精补脑的“百根冰”药酒等，产品制出后，陈策勋自己出马到处推销，在长沙蔡锷路，他长期租用一个门市部。在武汉中山大道也设有一个销售点，在长沙推销生药时，有一次碰上一个10多岁的男孩来就诊，那男孩长了一头癞子，脑壳上一剃头发就出血。陈策勋用“一天膏”只给他上三次药就好了。
陈策勋生产的这些生药因为效果不错，又无偿捐献过大量成药给前线的抗战将土，因而不久即受到广泛的社会赞誉，其时国民党中央卫生部和国民政府的要员们都为他办的药厂题过词。甚至连蒋介石都写了‘平战必备，起死回生”的题词相赠。国民政府还为陈策勋颁发过159号陆海空军褒奖状进行表彰。
1943年4月，桑植县达泉乡一位百岁老人王玉梅，也将自己一生的积蓄购买了生药一千袋，用来义捐给前方抗日将士，为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在接到战区呈报后，还为这位老寿星赠颁了“输财卫国”匾额一块（事见桑植文史资料第一辑），陈策勋所办药厂的药品从此销路更畅，连东南亚一带都购销过该厂的药品。
创办药厂使陈策勋不仅赢了利，而且也出了名，不久他还聘担任了国际医药研究委员会的委员。陈策勋办药厂出了名后，脑子里对参与政抬又有些发热起来，1945年，他开始再度出山担任了国民党桑植县党部书记长要职。1946年，国民党借“还政于民”的幌子，在全国各县普遍推行建立参议会，桑植县县长卢介祺根据上司指示，亦着手在桑植进行选举参议长活动，此时陈策勋与绅士付紫兰进行竞选，俩人明争暗斗互拉选票，结果何紫兰竞选得胜，陈策勋以一票之差落选，为此陈何两派之间结下了冤仇。
陈策勋在竞选后当即派人到一中学校搜查，准备抓捕何紫兰的儿子何三畏，谁知何家对此已有戒备，何三畏调动县警察局兵力，反将县党部包围了，陈策勋见势不妙，跑到县长办公室，由卢介棋县长出面调解才幸免于难，三年之后，陈策勋在解放前夕攻占桑植县城，最后派人抓住何三畏，并在撤退之中将何杀死于桑植苦竹坪，报了当年竞选失败之仇，此是后话。
陈策勋既卷人国民党官场的险恶争斗之中，此后的命运就更坎坷多桀且身难由已，欲罢不能了。虽然他的社会关系交往广泛，官运一时亨通，1948年，经过一番活动后，他被任命当上了常澧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义当上了第一独立旅旅长，10月再被任命为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但此时整个国民党的大势已去，陈策勋个人的命运就必然越来越糟了。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一支先头部队首先进入桑植，路经双溪桥时和陈策勋部下的陈星如团打了一个遭遇战，陈部损失惨重，陈策勋经此一战后，即把所有部队都撤往了桑植内半县境内。
在苦竹坪、龙潭坪、堰垭、淋溪河等地徘徊了两个多月，眼看着全国各地差不多都已被解放，他预感到国民党失败的局势已无可挽回，心里亦想找一条求生的山路。为此他曾三次派人主动与桑植县临时人民政府县长贺锦章联系。第一次是1949年12月。当时他写信说表示愿意缴械投诚，贺锦章对他的投诚亦表示欢迎，但对他提出的生命安全又说不能作主保证，陈策勋于是又想另找出路。其时他获悉原澧县国大代表陈采夫因对湖南和平解放有功被解放军任命为常德警备司令。
陈策勋曾与此人有交往，于是计划将部队拖到常德去投诚，但是其队伍刚到慈利县茅花界、赵家刚一线，就闻知解放军在江垭一带已将张召吾部消灭，此路难通过，他遂将部队又拉回到马合口、刘家寺一带，此时已到1950年元月初了。元月10日，陈策勋将师部驻扎到了空壳树附近的四望山山顶大庙里，当夜他召集副师长张一陶、参谋长黄世一、主任参谋张仕学和少校副官主任兼政工队队长余忠贞5人会议，会上又商定了投诚问题。同时决定派张一陶作全权代表，第二次去和贺锦章进行联系，张一陶这次去后，得到桑植县临时人民政府答复，可以派人办理具体投诚事务。
元月14日，陈策勋部下的陈炳吾警卫营与大庸方向追来的剿匪部队打了一仗，陈炳吾部遭到重创，陈策勋更觉恐慌，他于当日又找黄世一执笔，以他的名义向县长贺锦章和办事处主任何玉良写信，要求宽限日期，以便办理具体投诚事宜，结果此信由余忠贞带进城，贺锦章与何玉良又答允了陈的要求，并表示对陈策勋的认识转变表示欢迎。余忠贞按照与陈策勋的约定，于第二天清早返回瑞塔铺准备找陈汇报情况，谁知陈策勋却已离开部队不知了去向。
原来，陈策勋在心底里对投诚之事还是有顾虑，他大约是担虑投诚了也难保证他自身的生命安全，所以临时又变褂决定潜逃溜走，结果，陈策勋投诚未成，余忠贞等人则率师部直属人员及特务连一部分人员到了县城投诚。以上事实可以参见曾任他的政工队长的佘忠贞写的一篇回忆录，该文对于陈策勋被俘前的一段经历写得比较详细。
此文载于《桑植文史资料》第一期。另据陈策勋的儿子陈达德回忆，陈策勋平日还信奉“兰教”，在四望山的庙中，他曾在关公像前抽过签，抽签的内容为‘天地鼎沸，大限浑浑，山穷水尽，日暮途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百日之灾，用生勉之，用生勉之”等等，其中对“百日之灾”的说话陈策勋深信不疑，所以他曾想逃往慈利去找杜心五禳灾。但他潜逃到竹叶坪的橙子界后，却在岳丈家附近躲藏了起来。
过了3个多月；陈策勋的行踪终被解放军的搜山部队探知了出来，据曾参加过当年搜捕行动的彭长炎同志回忆讲述，4月26日，一位姓赵的解放军排长带领14名武装人员将陈子界村包围了，接着部队开始逐户搜查，村子里没有查着，又开始向附近的山林进行搜查，此时一位名叫刘芳才的当地农民，拿了一枝火枪也参加了搜山行动。
当刘芳才来到碗厂对面的黄铺坡垭口时，发现了一个新搭的茅草棚，里面铺有稻草，象是有人睡过的样子，这下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再往前翻过一个小坡，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即发现前面不远的大泡叶树下坐着两个人，一个穿毛兰布棉衣的正是陈策勋，另一位穿青布衣的是他的妻侄陶香臣。刘芳才持火枪逼近后，陈策勋二人一直没有反抗，他反将一块金条，一支金壳手表和一副水晶石的金丝眼镜递给他道：“兄弟，拿去用吧！”刘芳才不理他这一套，就喝令押解着二人回到中坪，从而交给了剿匪部队看押，陈策勋当时为何没有反抗呢？按照常理，他如果稍作抵抗，一个持火枪的农民肯定是难制服他二人的。陈策勋之所以乖乖束手就擒，其实是已到山穷水尽地步，纵使反抗打死了这位农民也毫无益处，那样反而只会增添他新的罪行，所以他大约是权衡再三才自愿当了俘虏。陈策勋被捕获后，即迅速被押进桑植县城。5月14日，他和胞弟陈育勋一起被公审后宣判了死刑。
作为国民党少将级的师长，陈策勋与那些占山为王无恶不作的土匪之类还是有所区别的，尽管陈策勋一生有过叛共反共的历史，在“清乡”，“围剿”中也纵容部下犯过不少血债，但就其本人的文化素养本性而言，还是不能同那些奸淫虏抢残忍之极的土匪相提并论，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一生也还有过功绩，比如办生药厂捐献药品支援抗战前线，兴办教育创办桑植县一中学校等等。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策勋的人生整个来说可算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有几个关键之处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命运，其一是1927年他不该背叛贺龙投入国民党怀抱；其二是1939年他在兴办生药厂后，不该东山再起去玩弄政治进入官场；其三是任暂编二师师长后，没有把握住投诚机会向人民投诚，即使在他穷途末路之后，只要真正主动投了诚，说不定他还能保住一条命。再退一步说，纵然是投诚当时被错杀了，也比他被抓获处决的名声要好，甚至到久后还有被重新落实政策的一天，由此来看，陈策勋一生的最大失误是不识时务，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语亦不失为人生处世之良言。
十、爱国老人李烛尘
李烛尘，湖南永顺县毛坝乡人，1882年生。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解放前，曾是着名的“永久黄”企业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后又历任过轻工业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多种职务。他的爱国事迹也充满了传奇性。
李烛尘一生醉心于实业救国，留洋学成归来后不久，便在久大企业担任了主要领导人。1936年他与候德榜、范旭东等老一辈科学家和创业者在南京建立了一个硫酸铵厂，生产大批化肥来支持中国广大的农村农业。但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烛尘先生等立即决定刚刚建立的硫酸铵厂转产硝酸铵，赶制炸药来支持抗战，但不幸三个月后，硫酸铵厂即遭日军飞机轰炸，大部分机器设备被日军拆运回了日本。
抗战胜利后，李烛尘先生负责“永久黄”企业的复员和重建工作，通过民间索赔来索回当年被日本抢走的机器。日本方面派出了福泽平八郎和伊坂市助分别向其移交永利械厂和久大精盐厂。移交完毕后这两名日本人居然要李烛尘开出一个签字收据的要求，李烛尘当即严厉斥道：“你们日本人这些强盗，抢了我们的东西还搞坏了，现在你们战败投降了，我们还没要你们赔偿的呢！这根本不是买卖关系，我凭什么给强盗打收条！”说得那两个日本人羞愧满面。
抗日战争期间，李烛尘先生差一点命丧日军之手。当时日军势力早已达到天津，而天津塘沽正是“永久黄”企业的基地，日军对这块嘴边的肥肉已是觊觎已久，几欲染指，曾多次找到李烛尘纠缠，要求“合办”，但都被李烛尘严辞拒绝。后来日本人甚至拿着早已拟定好的合作书逼迫李烛尘在上面签字，李先生毅然说：“你们强迫要，工厂你们可以拿走，字我是绝不会签的。”自此李烛尘先生便被日本人秘密监视并欲接迫害，直到年底，李烛尘才在“永久黄”老职工王子百等人的协助之下，找到一个机会，化装成一名商人，秘密搭乘一艘外国轮船离开天津，当时日本宪兵曾在码头和船上严密搜查，而李烛尘匆忙之中竟忘记所带皮箱上仍留有一张“李烛尘”的名片，幸好当时被王子百先发现了，顺手将其取下丢入海中才得以侥幸脱险。
建国后，李先生依然做了许多爱国爱民的壮举，甚至在他逝世前两年都还在寓所里亲自做化学试验，希望能为我国的化工工业尽自己一份绵力，其赤子之心可昭日月。
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十一、廖汉生轶事
担任过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汉生，是1927年就在故乡桑植参加革命的土家族老红军。
1933年初，22岁的廖汉生在贺龙大姐贺香姑的身边当游击队员。那时他十分盼望到主力部队去当红军，但因贺香姑身边需要骨干，他的想法迟迟未能实现。
1933年5月，正是农村插秧季节。有一天傍晚，贺香姑带着十多名队员到了鹤峰县洞长湾村居住。洞长湾人户不多，贺香姑带着徐焕然等几位游击队员住在西边一户人家，贺戊妹带着廖汉生、向刚等游击队员在东头的许横生家里。许横生是个农民协会的会员，谁也没想到，当日夜深之后，他会为了几个赏钱，竟跑到数十里外的团防队长覃福斋处告了密。覃福斋当即率100余人队伍直向洞长湾扑去。
临近黎明时分，众团防将洞长湾团团包围了，放哨的游击队员唐友清发觉情况不对，刚要报警，就被敌人开枪打死了。枪声惊醒了众游击队员。向刚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说了声：“我喊赤卫队去”，就率先冲出了屋子。廖汉生抓起枪也叫道：“你们快走！”说完，向敌人开了几枪，见众人都出了屋子，就从屋后跑上了山。
贺香姑在西头人家听到枪声，很快也爬起来向外冲，刚拉开门，被敌人一枪打中右腿，贺香姑跪下继续向敌人射击，徐焕然背起她正要走，一颗枪弹打中他的肩膀，他不得不将贺香姑放了下来。贺香姑命他快走，一面举枪射击，又一颗子弹打中她的腹部，贺香姑当即倒地牺牲了。
贺戊妹因犯哮喘病跑不动，被敌人抓住残杀了。过一会，向刚到太平镇喊来赤卫队，终将偷袭的敌人打跑了。
此次偷袭，除了贺香姑姐妹牺牲外，另外还死了3人，伤了3人，敌人还抓走了廖汉生的妻子和儿子。廖汉生写了一信把情况报告给贺龙，贺龙派警卫员赶到洞长湾，将贺香姑等烈士在山边作了掩埋，然后把游击队接到了红三军部。接着，贺龙任命徐焕然为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长，廖汉生为副大队长，游击队又继续活动起来。半年之后，这支游击队终被编入红军部队，廖汉生被调到红三军军部当了书记员。多年前，廖汉生想当一名红军的心愿这时才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