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十分凑巧，在科考场上考官收毕试卷后，主考官又另外出了一题：“地满红香花连风，风连花香红满地。”求对上联。王安石心中一喜：这不是现成的吗，出口便道出：“天连碧树春滋雨，雨滋春树碧连天。”主考官闻言大喜，十分赞赏。不久，王安石回去与小姐完婚，正在举行婚礼时，传来王安石高中状元的消息。真是喜上加喜，王安石高兴极了，新自下厨烹制菜肴，款待前来贺喜的四亲八邻。众人无不欢喜，尤其那道“双喜字肉”，更是引起大家的兴趣，这道菜不仅味道好，而且在制作上也别出心裁，每块肉上刻着的双喜字就更有意义。众人越吃越爱吃，边吃边夸新郎精湛的烹饪技艺。后来，人们就常常把它作为喜庆宴席上的一道菜，为的是增添更浓的喜庆气氛。
司马光——反对变法，史学巨匠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初（1038年）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仁宗末（1063年），迁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英宗时（1046-1067年），进龙图阁直学士。治平三年，以所撰《通志》八卷进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王安石得政，行新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不断反对新法，迫使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哲宗即位，元佑初（1086年）拜尚忆左朴射兼门下侍郎，遂废新法，恢复旧制，是为“元佑更化”。年68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所着《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光自云编此书“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完整。此外尚着有《稽古录》、《涑水纪闻》等，诗文有《司马文正公集》。
宋黄庭坚云：“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近人马宗霍云：“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攻读典籍，谏官忠臣
司马光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贵胄之家，在品行端方、见识深远的严父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成长。司马光6岁，父亲就教他读书，“朝诵之，夕思之”。7岁时，他和几个小孩一块玩，一个小伙伴攀上缸沿，不小心掉进满水的缸里，别人都吓跑了，司马光却能搬起石头把缸砸破，救出小伙伴。这和他勤于思考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司马光诚实、聪明且懂事，使他父亲非常喜欢他。经常带他出游，在家和同僚交谈，也让他在身旁。司马光小小年纪，“凛然如成人”。张存在他11岁时，就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宋朝有一种恩荫制度，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可以补官。司马光15岁时补了郊社斋郎，很快又改授为将作监主簿。20岁时，胸怀大志的司马光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金榜题名后，朝廷改授其奉礼郎、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之职，这是他仕宦生活的真正起点。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光的父亲病死晋州，他们从虢州到这里才几个月。在居丧的日子里，他用心读书作文，潜进无涯的学海来排遣悲伤和寂寞。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结束了五年的丁忧（守丧）闲居生活，签书武成军判官之职。第二年，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在韦城任职一年多，他“政声赫然，民称之”。处理公务之余，他攻读典籍，写了大量史论文章。庆历五年（1045年）冬，司马光改授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成了一名京官。一年后经父亲的好友庞籍举荐，司马光被授予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礼院。司马光利用这个机会借阅了朝廷秘藏的丰富的图书秘籍。对《古文孝经》进行系统研究，撰成《古文孝经指解》一书。元佑五年，司马光又在庞籍荐举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这是专任史官之责，对研究历史更为有利了。司马光随庞籍任职河东路时，在宋夏议和之后，庞籍采纳司马光的建议带兵修堡，不料轻敌被西夏兵击溃。朝廷降罪下来，被谪知青州。司马光没有被治罪，回到京师，被改授太常博士、祠都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嘉佑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几个月后，迁他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他在五年谏官（1061-1065年）任上，竭尽忠诚，朝廷内外大小事宜他都关心。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恪尽了一个谏官的职责。司马光抓住关系封建国家盛衰的三要素——人君、官吏、军队，分为“陈三德”、“言御臣”、“言拣兵”三札子首先进上。司马光又谏言“五规”来补充他的“三言”。“三言”、“五规”是司马光的施政纲领，说的都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直言的司马光给仁宗留下了“忠臣”的印象。司马光在知谏院一年后，擢升为知制浩，掌管起草诏令之事。司马光奉诏就职，刚到职就辞职。他连上九状，终于达到目的，辞去了知制浩之职。这样，他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佑八年（1063年），仁宗病卒，英宗赵曙即位。司马光的劝解疏导很有效验，皇帝和太后的矛盾趋于和缓。细心的司马光觉察到皇帝有“太后于我无恩”的想法，连进四封《言奉养上殿札子》，为调停母子关系，解除危机，共上十七封章奏，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心。司马光知道“国以民为本”，百姓不安居乐业，国家财富就无所出。这一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章奏里，其中以《论财利疏》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司马光还上《言遗赐札子》和《乞罢陕西义勇札子》谏言书，但后一谏言，连上六疏，仍无济于事。于是他灰心了，发起牢骚来了，连上五状请求辞职。治平二年十月六日，朝廷进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他利用这次擢升之机，又连上三状，力辞谏职，终于获得批准。
反对变法，洛阳修书
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一场酝酿多年的改革终于以不可遏止之势向旧规积习发起了冲击。司马光和王安石不仅是同僚，而且是朋友，彼此互相敬重。两人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都非常自信。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创新精神不足；王安石则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政见分歧。王安石坚决主张法治，而司马光则强调传统的“仁政”思想；在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上，王安石主张由“善理财者”立理财之法，主张“开源”；司马光则主张以“节省冗贾”的办法减少开支，主张“节流”。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设置了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之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其事。司马光是个谨慎的人，又敬重王安石的为人，佩服他的才华。他纵横史书，得出的结论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司马光的支持者大有人在，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
但神宗骑虎难下，继续支持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司马光连书三封信，对王安石进行批评，王安石回了着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批评逐条加以驳斥。变法派和反对派已是水火不容了。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为该路兵马都总管、安抚使、兼知永兴军衬事。同年，司马光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开始了全力以赴的修书生活。他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梗概。他任皇帝侍从之臣后，认为皇上不可不以史为鉴，吸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于是编《历年图》呈上。英宗十分欣赏，诏“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让司马光接续《通志》八卷编修，同意他成立书局，选择助手。英宗去世后，神宗也大力支持司马光修书，把书命名为《资治通鉴》，还亲自写了序文。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十二日，编修《资治通鉴》的书面奏旨成立，地址设在崇文院。司马光主持了全书的义例，制定了编写步骤和方法。司马光在京师为官时，没有充足的修书时间，修书进度不快，五年还修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到洛阳后，他修书的书局设在崇德寺，他自己买下土地辟为园林，取名“独乐园”。洛阳十五年，司马光就是在独乐园中过着修书生活。司马光给自己划定定额，限期完成。他把助手编纂的长编删削定稿。把庞杂的长编删繁就简，把抵牾的资料铨次考异，把风格各异的文字熔铸一体，把粗糙的句法锤炼润色。他把长编中历代史家文人以不同观点不同文字书法书写的史料，经过删削加工，使之成为一家之言。到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一部编年体巨着《资治通鉴》全部修成。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同时，对选择修入《通鉴》中的歧异史料的理由，以及对各种异说的辩证、存疑和盘托出，作《通鉴考异》三十卷。为便于检寻，把《通鉴》每年涉及的重大事情，标目列举，作成《通鉴目录》三十卷。
史学巨匠，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七日，神宗卒，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第二年改元佑。由哲宗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位太后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且特别器重司马光。于是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令他到京师朝见。司马光到京师后，马上被授予门下侍郎之职。司马光向太后进言，把因反对变法而遭贬黜的官员招回朝中任要职，加强自己的力量。元佑元年（1086年）闰二月，司马光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病情也好转。拜相后，司马光不顾苏东坡的意见，迅速将免役法、青苗法废除，政治上也和西夏讲和了。司马光回朝执政后，一切作为都是反王安石之道而行之，将王安石的变法完全否定了，而且否定的步子非常急促。九月一日，司马光因操劳过度而辞世，后追封温国公。作为一个学者，司马光对学问的研究终生不懈。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为期8个月的日子里，仍辑录《国语》等六书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分三百一十二日。又在原来所修的《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基础上，增补、总辑而成《稽古录》，全书二十卷，是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同时，他还负责《资治通鉴》的最后校定工作。他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但作为一名宰相，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显然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相称的。这也是北宋名臣司马光的一大遗憾。
司马光的“警枕”
司马光小时候记忆力较差，别人读一篇短文，三遍五遍便背熟了，差一些的，十遍也就差不多了，可司马光非二十、三十遍不可。别人背熟后，休息或出外游玩去了，可他只得留下继续读，直到背熟为止。时间久了，他便养成一个读书习惯，那就是比别人多读几遍，背得比别人熟一点，读时比别人多思考一些。所以即使读到半夜，他还是手不释卷。
十多岁的年轻人，到晚上特别喜欢睡。司马光也不例外，有时白天读书太疲倦了，一到晚上，眼睛张不开，或者昏昏糊糊往床上一倒下去，便呼呼大睡，直到天亮才醒。这样几天下来，他感到晚上时间全睡去了，非常可惜，于是便想出一个妙法，即把平时睡的枕头搁在一边，用一段圆木代替枕头。他想只要睡到半夜，一个翻身，枕头滚走，头部跌落下来就马上惊醒，又可以继续读书了。采取这一办法后，果然有效，再也没有出现睡过头的事了。时间长了，他和圆木枕头有了感情，亲切地把这种枕头叫“警枕”。
司马光一生勤奋好学，从不懈怠，终于成为宋代着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司马光的强词夺理
有年元宵节，司马夫人向司马光提出：“今晚我想出外观灯去。”——宋代，“一年明月打头圆”的元宵节是个大节日，特别在京城，汴河两岸家家张灯结彩，大相国寺前，百兽舞、五禽戏，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在其他节日中，女子是不好抛头露面去轧闹的，唯元宵节是夜间灯会，女子也可以去看看热闹，所以有“士女同游，车马塞路”之记述。——司马夫人的要求按理说并不过分。
可是司马光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对夫人缺少一点体恤之情，说：“家里不是有各式各样的灯吗，何必到外面去看？”夫人听了，几乎被噎住了。的确，相府里的灯流光溢彩、琳琅满目，比民间的灯辉煌多了，但家中有外面热闹吗？于是夫人胆怯怯地说：“到外面兼可看看人。”
司马光将手中的笔往书桌上重重一掷，文稿被洒满了墨污，抬头吼道：“我是鬼吗？”夫人吓坏了，含泪悄悄退入内房。
司马夫人想看的是有说有笑的、轻松愉快的、在节日街头的男男女女。司马光的确不是鬼而是人，然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政治大人物，凭心而言，做夫人的早觉全无可观了。司马光可能也觉察到夫人内心的隐秘，故而，怒不择言，乱了逻辑。从他内心来讲，做妻子的只能看丈夫，不能看别人；做女人的只可幽居家中，哪里热闹往哪里跑还成什么体统？司马光自认有理，但有话不能好好说，却吼出一句：“我是鬼吗？”
原本是个喜洋洋、闹盈盈的元宵佳节，现被司马光搅弄得满门晦气，举家失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