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汉墓竹简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两千年，出土后竹简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专家推测，一是当时使用的墨好，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制作竹简中有一道杀青的工序，“杀青”就是去掉鲜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简不易腐烂或被虫贮。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文天祥就记载“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简的一个代名词，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简，载入青史，就是最早的书是用竹子来写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书有个青史的记载。
在北京国家文物局里，竹简上的文字让专家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在临沂，人们在清理一号墓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了另一墓坑的痕迹。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个墓坑之间仅有几十厘米之隔。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银雀山一号墓和二号墓，它是在原来的墓址上建造的，这两个墓相距比较近，所以有的学者就推测说他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这里边也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从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两个墓形成一个夹角，一般来说，夫妻合葬应该摆的更加整齐一些。就是并排的，两个并排的。
就在人们对两个墓葬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时，在一号墓中发现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钱币，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就是这枚钱币带给人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一枚三株钱，这是极为稀少的一种钱币，因为在西汉建元元年时开始铸造这种钱币，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造了，也就是说废除了，所以流传非常非常的少，可见这个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钱流行的年代之后，但是在墓里面还出了好多的半两钱，但是就没有出公元前118年铸造的五株钱，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间。
在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写有“召氏十斗”的陶罐，也许“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吴九龙说：这只是一个推断，也有可能陶罐是别人送给墓主人的，召氏是赠送人的姓。根据墓中出土的大量兵书可以推断墓主人当是一位喜欢兵法的人。但由于墓中无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将军府中的谋士或幕僚，而绝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简记载的真的是《孙子兵法》，那么竹简的意义无法估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人们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孙子兵法》一书的原貌。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借助了自然界给他的所有印象来观察战争的变化，并把那种原始的血腥搏杀变成了一种智慧的较量，从此奠定了中国东方文化中以智谋为代表的兵学文化。
1700年前，由于另一部兵书《孙膑兵法》的突然失传，引起了历代中外学者对于《孙子兵法》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的种种猜测。
孙膑是战国时齐国人，由于他的传世兵书《孙膑兵法》，后人几乎将他与孙子相提并论，他遭陷害受膑刑，施巧计灭庞涓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致使许多学者对兵法中记载的那场着名的马陵战役究竟发生在何地，究竟有没有马陵之战，一直持争论不休。
就在银雀山一号墓发现八天后，人们开始了二号墓的发掘，一时间，整个临沂城再度被发现古墓和珍宝的神秘气氛所笼罩。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有了一号墓的经验，我们都希望第二号墓也出现竹简，所以工作起来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满怀希望的，希望它出现竹简，但是工作二天之后，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才发现这个墓里还有一个竹简，而且这个竹简要比那个竹简要长，因为这个竹简有60多公分长，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看起来像一个竹片，但竹片里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夹住它这样一提，它就断了，最后想了个办法，就是先用一个很薄的塑料片和纸垫在下面，掏掏掏，从下面插进去，贴着棺板下边，插进去，再把板放在下边，把纸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来。所以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基本上是完整的。
鉴于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意义重大，而当时的临沂和济南都不具备整理竹简的条件。国家文物局指示，迅速将全部竹简送到北京。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装在这样的盘子里，这样的瓷盘里面，装了五盘，放在箱子里，箱子里面用塑料薄膜铺好，因为要避免它漏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博物馆的杨正旗同志我们俩个一起送去，当时在火车上的时候很挤，去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半坐半站着保护着这两箱竹简。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竹简上早已湮没的信息开始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吴九龙也被留在北京参与这项工作。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它这个简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简本身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夹住它，要这样把它提起来，用个玻璃片在下边托住它，然后借着水的润滑作用，把它拉上来，固定下来之后，把它装到玻璃管里，然后在玻璃管里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后用玻璃塞把它塞紧，塞紧用蜡把这个头封住。它就不会发霉，也不会继续腐朽。
整理竹简的工作进行了两年，竹简中的奥秘玄机被层层揭开。1974年6月17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及竹简的研究成果作了报道。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人们惊奇地发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7500枚竹简中，有相当一部分古籍不仅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对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史学家们也都无缘一见。
白帝城下暗藏三座古白帝城之谜
奉节白帝城，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中外游人，但在白帝山的半山腰地下，却隐藏着连奉节本地人都不知道的三座白帝城。
市文物考古所三峡考古队的工作人员们，在白帝山山腰上连续工作了3个多月，5000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让三个时代的城墙一一重见天日。
三座不同朝代的白帝城城墙相继露出地面，才发现人们如今所看到的‘白帝城’，其实只是原本城中的白帝庙而已。”
白帝城所在的白帝山，是沟通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的通道上的一把巨锁，也是险要的瞿塘峡口第一个开阔地所在，因此从古至今白帝山一直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这次发掘出的三座城池，就是各朝代战争的产物，“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说，三座白帝城的军事地位，远远超过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在这次发掘的5000多平方米范围内，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三座城池的城墙部分，一座建于三国至唐代，“当时，人们都是将白色的石灰涂满整个城墙，因此远远看去，全白色的城墙随山势起伏，非常壮观。”
第二段被发现的城墙修建于南宋时期，是南宋白帝城的内城城墙及马面，位于白帝山东坡的城墙拐弯处。马面平面为半圆型，半径20米左右。为泥土与卵石层层相间，依山就势，夯筑而成。城墙活动面以下部分保存十分完整，仅女墙损毁，现存高度10.4米。加上女墙，当时的高度在12米左右。
在南宋白帝城城墙下，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一段修建于汉代以前的夯土城墙。
这次随着城墙一并被发掘出土的，还包括一条通往山顶的石板路，和南宋白帝城内城的一座城门残迹。
因为白帝山的重要战略地位，许多朝代的统治者们纷纷在这里修建军事要塞，抵御外敌的入侵，而当战争结束，这些白帝城则渐渐荒废，不断地新建和拆毁，让白帝山上的各代城墙相互交错，层层覆盖。
传说刘备临终前曾在白帝庙中，将自己的政权和儿子刘禅托付给丞相诸葛亮，该庙因此而名扬天下，同时，白帝城也被世人涂上浓厚的三国色彩。昨日，袁东山队长表示，随着三座不同时代白帝城的城墙相继被发掘出土，事实证明，白帝城并非专属三国。
第一段被发掘出土的城墙，修建于三国至唐朝之间，整个城墙的墙心由黑土和石块夯成，其外还夯有厚厚的一层黄土，最后，修建者们在外面垒上巨大的石块，并抹上了白色的石灰，为增强城墙拐角的防御力量，工人们将其修建成了巨大的圆弧状，这段圆弧状的城墙被称为马面，它可以为士兵们防守提供更多的射点。
随着岁月的更迭，城墙因为战事的结束而荒废，居民们在其上不断地修建着各种其它的建筑，深挖的基脚，反复地破坏着这段城墙，再加上白帝山山体灾害，如今能留下的城墙，只有很少的部分。
在这段城墙的内部，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一条通往山顶的石板路，“有路通往城外，说明在这段城墙的外面，还应有一道城门的存在，但它具体在哪个位置，只能留待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了。”
而第二段被发现的城墙，则修建于南宋时期，整个城墙虽已在岁月的流逝中残缺不全，但从墙基处的巨大石块，考古队员们推断，整座城墙应高12米，依山而建的城墙上修建着平整的运兵道，“宽阔的兵道上，不仅可以走人，连马匹也能在上面行进自如。”
据悉，在南宋时，整个白帝城包括了鸡公山、擂鼓台、白帝山三个山头和其中的凹地。这个为抗元而修建的白帝城，是白帝城最辉煌的时代，而如今所发现的城墙，只是这座城池的内城部分，它保护着白帝城的核心所在。同时，考古队员们还在附近发现了南宋钓鱼城的内城城门，虽然城门已经荡然无存，但门内的抵门石和门下的排水系统却保留至今。
种种迹象表明，各朝代白帝城的核心位置就在位于白帝城山顶的白帝庙到175米蓄水线之间。
在这次发掘中，无论是各个朝代城墙保护的范围，还是石板路所通向的位置，都向考古队员们传递着一个清晰的思路，白帝城的核心位置，就是175米水位线与山顶白帝庙中间的地层中。
整个白帝城的勘探和发掘工作源于1997年，经过数年的前期勘探工作，2002年，他们曾在白帝山的山脚下，发现过一段长7000米的南宋白帝城外城墙遗址，随着三峡库区水位的渐渐上涨，如今这段外城墙早已被江水淹没。
考古队员们不仅发掘了南宋白帝城的城墙和城门，还对其进行了“解剖”，从城墙的剖面上，了解到南宋时人们修建白帝城所采用的工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城墙，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整整齐齐地用条石码成，而是中间夯土，外面码着乱石。”
从考古队员们剖开的墙体上，可以清晰地看见不同颜色的夯土，也能看见当时人们夯实每一层土所留下的印记，当时用于加固的各种石块，也随着考古队员们发掘工作的深入而一一暴露在地表之上。
在这里发现的修建于三国到唐代之间的城池，也是三峡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城池。
在重庆的抗元山城中，最为着名的应属合川钓鱼城。但无论是从规格、规模还是军事意义上来说，南宋时期白帝城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钓鱼城，只是因为这里并未发生大型的战争，因此，在文献资料和人们的记忆中，白帝城才被淡忘。
南宋时期，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事余王介为抗击蒙军入侵，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冉进、冉璞兄弟的建议筑城钓鱼山，并徙合州及石照县治其上，屯兵积粮作为重庆屏障。从公元1243年至1279年的36年时间里，合州军民在守将王坚、张珏的率领下，凭借钓鱼城天险，婴城因守，浴血奋战，历经大小战斗200余次，抵御了蒙、元倾国之师，成功击毙蒙哥大汗元宪宗，迫使蒙古帝国从欧亚战场全面撤军，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钓鱼城由此以“延续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的伟绩震惊了世界！
从地理环境来看，瞿塘峡当三峡西口，历史上是巴蜀与外界联系通道的咽喉之地，当时的白帝城从陆路和水路上，控制着江汉平原和四川平原的通道，而夔门、白帝城一带更是咽喉的瓶颈，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历史上夔州城十分重要，“巴蜀要津”、“咽喉巴蜀”、“蜀之东门”的称法十分多，宋代二十四路中的夔州路治所就在夔州奉节，当时相当于一个省会。历史上出入川的舟船以前都要在奉节查验出入，征收关税。
中国古代城市早期是以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功能更明显，白帝城的环境在军事上十分重要，故设立城市。南宋中央政府将这里设为夔州转运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会。
白帝山因紧邻险要的瞿塘峡，而且是出峡后第一个平坦之地，成为历史上的兵家重地，但对于其上所修建的历代白帝城，史籍中却鲜有记载。
白帝城的兴废，其实是各个朝代政权斗争的结果。白帝城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让它成为一个军事要塞，而并非现在人们观念中，政治、文化、经济都很发达的城市。其实，白帝城对各朝代的奉节老百姓来说，更多的代表着战争的来临。和平时代，人们大多居住在离白帝城四五公里外的永安镇，而当战争即将打响时，统治阶层就会在白帝山上修建城墙，并迁往那里抵御外敌。在奉节的各种府志、县志中，很难找到记载有白帝城的文字。
随着岁月的流逝，历朝历代的白帝城已经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如今的奉节人，很少还有人知道白帝山上还有过这样几座城池，这次发掘出土的三座城池，将大大丰富关于白帝城历史的文献资料。
武则天墓一旦挖开能解多少历史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