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出发点；也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经济学逻辑体系应该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把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同市场经济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结合起来。但由于作为《资本论》出发点的商品是市场经济的本原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最深层本质，所以《资本论》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仍然是一种线性的思维和叙述方法，而不是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对称逻辑方法。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资本论》都没有抓住商品社会的本质，也不能解决市场经济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矛盾。《资本论》中所蕴含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矛盾，蕴含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矛盾，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左右摇摆埋下了伏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两种主流经济学家对立的根源之一。建国以来之所以“左右”摇摆、“左右”为难，就是因为“左”破坏生产力、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其根源，就在于《资本论》的悖论。党内历次路线斗争，是《资本论》的悖论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快的宏观方面的原因。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只讲宏观经济不讲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基础，忽视了劳动者个人，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者则是把宏观经济归结于它的微观基础——“经济人”，二者都没有做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把握，因而都是片面，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这说明：扬弃它们，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作出统一的说明，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证明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与政府宏观调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作用；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宏观经济微观化
企业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价值都要由系统的整体功能来整体决定，单独来看各个要素的价值无从产生，更无法评估，因而《资本论》所谓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也就没有质和量两方面的根据。《资本论》把劳动资本说成可变资本，把生产资料资本说成不变资本，是武断的、牵强附会的，割裂了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内在连接，与实际情况不符。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发展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过程。价值，不但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且是产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系统经营、规模经营，才能主体经营、永续经营。《资本论》认为只有直接生产领域生产价值的观点，不利于产业链的高端整合、高效整合、系统整合，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树立自有品牌，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减少企业及全社会交易成本。《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分割了价值形成的系统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西方其他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共同之处，同现代社会经济完全不对称。
现代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是这一复杂系统中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一个系统中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不是要素的总和或简单相加，社会经济系统的性质，不是由微观经济主体来决定。用线性思维方式肢解社会复杂经济系统，把其分解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线性思维方式的本质是还原论思维方式，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源在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如果说，现实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以企业有机体为单位，因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无立足之地，那么配置则可以以个人为对象，从而为还原论思维方式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无一例外都是配置经济学，可以使还原论大行其道。把还原论思维方式应用于经济分析的必然结果，是宏观经济微观化。
微观经济宏观化
如果说，把还原论思维方式应用于经济分析的必然结果，是宏观经济微观化，那么把整体论思维方式应用于经济分析的必然结果，则是微观经济宏观化。
所谓经济系统，就是把社会经济看成由要素、结构组成的有机体，其中既有微观层面的活力自由，又有宏观层面的有力控制。经济系统论是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方面的扬弃。
马克思的功绩在于第一个提出了宏观经济研究的必要性，比凯恩斯更早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性。但由于马克思非系统的思维方式，却使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脱节，并造成其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的对立。如果说，马克思在对企业的研究中由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其肢解了企业系统，而把人看成原子的人，那么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述中，则由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使其扼杀了企业和个人活力。如果说，前者是使宏观经济微观化，后者则是使微观经济宏观化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实际上是生产的社会性导致微观经济宏观走向的必然性的反映；但解决这个矛盾不是靠建立以国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而是建立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自由与法制、市场与政府、企业活力与政府管制相对称的经济系统，包括社会经济系统与企业经济系统。马克思为了避免经济危机而建立起来的单一国有制，由于扼杀了企业和个人活力，则蕴含了更大的经济危机。
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作出统一的说明
系统功能论中的系统功能不能归结于系统中的某个层面（如政府宏观调控，如“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也不能归结于某个要素（如货币）。系统功能就是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它是无形的然而却是实在的。再生经济就是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再生的一定是系统的；而非系统的只能是配置的。这说明：不同的方法导致不同的范式。非系统的方法，是《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特点，割裂宏微观经济学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导致了配置经济学是它们的共同本质。
由于非系统的还原论与整体论相脱节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与历史一致，只是线性逻辑与线性历史的一致，而不是与复杂经济系统相对称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这样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是脱节的。《资本论》既是微观经济学又是宏观经济学，然而二者不对称：他的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的劳动价值论同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再生产理论不兼容。
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系统论的方法。考察社会复杂系统，当然要以分析为前提；但分析离不开综合。如果没有综合做归属，分析将什么也不是。货币GDP，把宏观经济总量看成个体经济总量的加总；社会GDP与绿色GDP，则是对货币GDP的超越。和谐社会追求的不应仅仅是货币GDP，而应该是社会GDP与绿色GDP。因此，必须用系统论的方法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把社会经济系统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以此为视野重新审视《资本论》。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在系统中合理定位的经济学，就是用复杂系统方法来考察社会复杂系统的经济学，就是方法与对象相对称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的系统论方法，才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成为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理论指导。
走出《资本论》
实践证明，《资本论》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不成功的。《资本论》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论》把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国有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资本论》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与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资源配置，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人类和社会主义运动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走出《资本论》，是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需要，是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需要。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当然其中也包括《资本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
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的发展观
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科学的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科学的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凡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依据，这就要求不能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目的是扬弃政治经济学，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有益成份、为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只有一般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以一般经济规律为对象，因而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生产力只是一种生产系统的功能，功能同系统之间无所谓适合不适合问题；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因此，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从系统论的眼光看来，只有对称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运动规律，而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系统中，矛盾是相对的，对称则是绝对的。既然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对称与否，对生产力功能发挥程度关系重大。但如果把其中一个要素——比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夸大到不应有的高度，势必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平衡，而损害生产力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