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人”可以也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孔子的传人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世界上类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西方商界，多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要讲道德，就勿涉足尔虞我诈的商场；要追求利润，击败对手，就可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既要拜金，就没有资格谈道德、谈仁慈、谈友谊。信誉不是做人的目的，仅仅是经商的手段，是为了下一单生意，为了更多的盈利。
当然，在我们的周围，不守诚信者，比比皆是，赚一把是一把。这种人尚处于“小儿科”的生意阶段，想“做大”实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并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单凭商场上的东拼西杀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单枪匹马无法打赢一场战争一样。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走向辉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一个“儒商”，就应该在叱诧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但可以使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更可以使自己交下无数朋友，为他带来无数商机。正象李嘉诚所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财源滚滚来”，“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即使在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富贵与道德同时兼备也不再是一个神话。作为一位“德财兼备”、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让经商之道与孔孟之道相互碰撞、“经济人”与“道德人”融为一体，应该有现实的意义。只有以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作为我们经商的指导，才能使大家做大做稳、练好内功，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与狼共舞的挑战。
利己主义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以及市场的完全竞争——人与人是狼的假设，都是微观经济时代的产物。特定的历史背景，引申出特定的人性定位、特定的经济学出发点。到了经济宏观化时代，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必定取代纯粹的竞争关系；商场并非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相互倾轧，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哥们情谊。这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幻想，而是发达国家每日每时发生的管理实践，世界首富比尔盖兹由企业家转为慈善家的过程，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是滞后的经济学并未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而已。
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就是通过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位，实现经济学、管理学的重新定位，在把人看成道德人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学、管理学范式的转换，使经济成为幸福的经济、人成为幸福的人。
“经济人”的主体性发挥和压抑的矛盾及其解决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就是人与人的物质社会关系与思想社会关系；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对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对称之所以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由于人与人关系的不对称会压抑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因此，所谓解放生产力，所谓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解放人的主体性，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扬。而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正在于发扬人的主体性。
从宏观来看，农村承包制、城市个人创业自由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革无一不是为了解放经济主体的主体性。
从微观来看，人事制度改革、人才自由流动、单位效益同领导个人利益挂钩，也从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内部人的主体性。
当然，要使人的主体性更好发挥、健康发展，并得到稳定的保证，仅仅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制化建设。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发挥得到法制保障之前，讲经济人“理性”、利益最大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小商品经济时期，这种理论可能有实践操作的空间；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时期，要利益最大化不是只有利己的“理性”就可以实现。社会各种要素相互制约、环环相扣，经济人只有演变成道德人，利人利己、利己利人、遵纪守法，既有个人诚信又有社会法制，才能现实地实现利益最大化。
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解决还原为“经济人”的主体性发挥和压抑的矛盾及其解决，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
解决“市场失灵”的根本途径
只要明确市场不仅是配置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再生的场所，那么所谓“市场失灵”、“外部性”问题可迎刃而解。“外部性”只是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来讲“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后来居上。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在这里，既不是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在这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区别，而是“完善”、“不完善”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定位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划界，把不符合现有西方市场经济模本的东西都说成是外部性，是作茧自缚、固步自封、抽刀断水。
只要明确市场不仅是配置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再生的场所，那么所谓“市场失灵”、“外部性”问题可迎刃而解。市场本来不是平面的二维空间，政府本来不是外在于市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的竞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外部性”只是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来讲“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
市场经济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平等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借助于这些手段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什么“市场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