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型经济的货币政策
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货币手段”-“利率手段”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
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
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
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
进出口中的对称问题
片面出口导向型，体现了以重钱为中心的片面发展观；内需拉动型，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现。不能转变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的发展观是金钱发展观而不是科学发展观。
币值与汇率——以不变应万变
货币政策以不变应万变，是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方法之一。
币值必须稳定，汇率必须浮动，二者相辅相成。汇率的浮动性和稳定性也是统一的：汇率变化的原因，应该是他国币值的变化，而不是己方币值的变化；汇率变化的幅度和他国币值的变化幅度是等比的，因而变化前后币值是等价的。汇率的浮动性是现象，汇率的稳定性是本质。汇率的稳定性体现了币值的稳定性。人民币币值既不是以黄金储备为根据，也不是盯住美元，而是自身的国民有效经济实际增长率。只要坚持本国货币的稳定性与相应等值的汇率的浮动性，那么，这样的货币政策必能保证要素流动的对称性，使之实现各国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质和量都是可变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今天看来可以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过一段可能就不行，反之亦然。在浮动汇率体制下，财政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国内币值是否稳定。只要国内币值是稳定的，即使实施浮动汇率，财政政策仍然有效。而浮动汇率，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内货币贬值或升值。这里，要区分货币的相对值与绝对值。相对值随着汇率的变化而变化，绝对值（国内购买力）并不随着汇率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进口与出口最终要通过实物来补偿，所以如果货币对外升值对内也升值，那么货币升值并不一定会影响出口；只有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才会影响出口。而对内币值是否稳定完全操之在我，不随汇率变动而变动。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使本国货币对内升值。蒙特尔认为在浮动汇率体系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影响出口，会使财政政策无效这一判断无理论与实践根据。
出口问题是发展观问题
应在提高工资、增加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出口战略应由人民币贬值、薄利倾销为人民币增值、厚利少销，把出口退税的钱拿来国内投资和提高工资、鼓励消费。
片面出口导向型，体现了以重钱为中心的片面发展观；内需拉动型，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现。勒紧裤带过日子，换来一大堆币值不稳定的美元；人家一贬值，全部打水漂，以前出口的商品无异于白白送人。这样的GDP增长率只是数字上的，不能转变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实际提高。不能转变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的发展观是金钱发展观而不是科学发展观。
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是以人为压低工人工资为代价，是以人民群众口袋缩水为代价；靠这样扶持起来的民族工业，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芸花一现、流星一闪，过一把瘾就死，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出口问题是发展观问题。
出口问题是主体性问题
是以出口为主，还是以内需为主，是国家主体性问题；是以就业为主，还是以创业为主，是国民主体性问题；是以自有知识产权和品牌为主，还是以外国知识产权为主，是民族主体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企业、国民主体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在出口顺差的背后，出卖的是廉价的劳力、不可再生性资源，那不是保护民族工业，而是在根本上摧残民族工业。只有从提高民族工业主体性角度，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民族工业；只有从提高产品中自有知识产权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民族工业主体性。
“官本位”和人身依附关系是中国科学发展不块、科学难以转化成技术、技术难以转变成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根本原因。低附加值、低廉的劳动力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缺乏后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制度转型要为增长方式转型提供制度保证，否则制度转型将失去灵魂、目标和依托。增长方式转型首先是人的主体性确立、企业的主体性确立、民族的主体性确立，是“官本位”的破除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
如果能够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把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同产品附加值提高相结合，那么最低工资制度不仅不会增加失业，相反可以扩大就业。因为目前就业难的是这几年扩大招生后的大中专毕业生，而低端劳力已渐供不应求。这种人力资源与生产结构的不对称，只能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特别是出口产品附加值来实现。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中国劳力低廉的成本优势，那么时至今日，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其核心竞争力主要在于技术、品牌形成的高附加值。中国不是、也不应该只是“世界工厂”。
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与外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能以牺牲中国经济主体性为代价。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辅相成、互为前提；那种把开放性与主体性对立起来的所谓“世界工厂论”，只能使中国经济处于危险的境地。
把开发国内市场放在首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把提高自我品牌含金量放在首位——把提高国家、民族、国民主体性放在首位，不但同全球化不矛盾，而且恰恰是中华民族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与狼共午的先决前提。所以出口问题是主体性问题。
扩大的需求通过进口来满足
国内经济失衡，也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是相对的，出口导向型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是绝对的。不应让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大量的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借给美国人用，而应该进口中国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与原材料，以扩大需求、增加国内市场供给。
进出口最终要平衡
根据“玛丽卢规则”，贸易顺差与逆差都只是相对的、暂时的。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既使通过贸易顺差而获取大量外汇储备，最终要通过进口来平衡。因此，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为这种不等价交换（其中的代价是廉价劳动力）而沾沾自喜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意义。
出口和进口最终都要平衡，在坚持浮动汇率制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进出口周期，可以使外币升值与贬值取得最有利于已的结果。当美元升值、我相对贬值时出口；当美元贬值，我相对升值时进口。如果把经济增长仅仅盯在出口，把贸易顺差看成喜事是一种极端的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为增长而增长，不是为赚钱而增长，赚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为了增加可消费的财富，而不是美元。
只有出口顺差没有进品填平，美元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把赚取外汇看成经济增长，而进口增加财富、增加生产潜力、平抑物价不看成经济增长，是源于西方数理经济学和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奇异组合的自欺欺人的经济增长观。这样的增长方式使发展成果不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所认同不足为奇——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只停留在数学统计上。
在正常情况下，美元贬值，应该是抬高出口价格，降低进口成本；抬高出口价格如果造成减少出口，应当增加国内供给，而这两方面都应该是降低国内商品价格，而不是相反。美元贬值却会造成国内价格上涨，根源在于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货币导向；赚取大量缩水美元的代价，是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降低。这种悖境的根源在于货币经济学的悖论。
美元一再贬值，是美国对那些他们看起来是靠所谓贸易顺差来获取大量美元国家的一种惩罚，也宣告了出口导向型、美元标志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破产，宣告了货币经济学的破产。
人民币先贬后升中真实的利害关系
人民币对外先贬后升，就是说，你东西卖给我时便宜点，我东西卖给你时贵一点，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的GDP总量增长，被主流经济学家吹成一片欣欣向荣，好像我们不是亏了，而是占了便宜。这种扭曲的、与常理相违背的经济学，虽然会为经济学家披上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外衣，但其代价却是人民的腰包缩水。
人民币外升内贬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外升减少了国内原来应有的供给，必然造成内贬；内贬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必然造成外升。而国内的炒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内贬外升的程度。
币值可以浮动，但浮动的根据只能是外币币值变化，而不是本国币值的变化。本国币值稳中略升，依据只能是本国经济的发展。汇率不变与汇率盯住美元等等都有可能酿成经济危机，唯有以不变应万变才有可能可持续发展。
人民币内部贬值外部升值根本上是投机者逼出来的。外部升值是美国人的政治压力与金融投机家兴风作浪造成的；而美国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投机家。他们在贸易逆差中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剥削了中国人的廉价劳力，又想方设法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换来的美元一夜之间缩水，让你在接下来的进口中只能换回不到一半的美国商品，无异于使本来就便宜得可怜的中国商品，再被打折一半。这就是美国政府操纵的损人利己的投机，也就是人民币先贬后升中的真实的厉害关系。而在国内，人民币贬值则是地产商用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和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的鬼话炒成的。
日元增值造成日本经济崩溃，这样的教训不适合中国。日本的对外依赖度要大大高于中国。如果出口受阻，经济必然崩溃；而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巨大，对外依赖性本来大大小于日本。人民币升值可以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出口依赖型为内部开发型的契机。所谓汇率，完全由市场来调节、政府无能为力说法也不符合实际。只要政府下决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国内市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数字GDP增长放在首位，改变扶持出口换汇的政策，那么人民币升值就有坚实的基础。
美元的位置
外汇储备与国内储蓄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内储蓄是藏富于民，而外汇储蓄是藏富于外国。
不能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
外汇储备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
而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