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性”高于“个人理性”：地震抗灾活动中企业的捐赠行为可以看出，信息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行为已经透明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心与社会效益已经成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保证。那些不会负起与自己企业规模相应的社会责任的企业，其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将打折扣，其后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已经超出了企业公关战略的范畴，而进入企业微观经济学与社会宏观经济学融为一体的境界；而所谓的“捐赠经济学”，只能作为二者统一的中介与纽带，才能得到合理的定位。同时，像地震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只能通过政府力量才能救灾与组织灾后重建工作，才能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这说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只是历史的产物，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二者将得到统一。
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
经济学研究不排除意识形态。关键是要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
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打下基础。
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
政治意识形态化是传统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之一，也是传统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表征之一。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与经济学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能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政治经济学，包括它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表现在局部领域，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对称经济学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对称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
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仅仅是描述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可以统一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环节。
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人类一般经济学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是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要素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的综合。只有对称经济学这样的一般经济学才能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理论基础。
意识形态与再生经济学
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是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相互融合的基础。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里，“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经济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意识形态。这就是国际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就是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意识形态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的必要步骤。
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是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相互融合的基础。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里，“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经济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
从经济意识形态与人道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对经济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利的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管哪一种，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不同的发展观。
当然，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发展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与形成科学决策并无好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发展观、经济观的写照，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起来似乎有着“深厚理论功底”的经济学理论。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得到更快地发展。
对称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既然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方法要求中国经济的解释必须力求做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阐述系统化、具体化；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知识管理、知识产业、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融合经济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对称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化，并更快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使我国经济走上知识经济的快车道，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同步，与国际潮流合拍，并创新性、超前性、持续性发展。中国经济的解释，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