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燮藩
一、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当代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多变而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也是需要重新审视和仔细分辨的前沿性难题。
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启动早于东亚，但在20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面前，发现自己数十年甚至二百年的艰难进程，不仅没能达到预期的现代化目标，相反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冲突，在全球化世界经济格局中可能会变得日趋边缘化。因此，对伊斯兰教传统的诉求和反思，成为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下被迫而进行的。这种“后发型”和“外源型”的现代化，对尚处于中世纪并日趋衰落的伊斯兰世界，带来长期的痛楚和屈辱。从18世纪到20世纪，最初有奥斯曼帝国的多次现代改革和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最后，汹涌的殖民化浪潮淹没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努力。然后，各地的起义、改革、复兴和动乱，在民族独立的浪潮之后，又有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各种招牌的现代化道路都有人尝试，但“世俗化”的模式一再受挫，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极点。从理论上讲，现代化是从传统的农牧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其最初的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而根本动力来源于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由生产力的变革带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进步。因此，现代化要求稳定、合理有序的环境。“现代化”就意味着稳定和发展。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政治的权威和权力危机、社会的认同和整合危机、文化道德的失范和脱序危机、民族的生存与发周燮藩：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着名伊斯兰教研究专家。
展危机，此起彼伏，甚至数症并存，使伊斯兰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现代化在充满暴力和冲突的无序状态下只能步履蹒跚，必然会充满“难产”前的剧烈阵痛了。
在这一进程中，伊斯兰教作为文化传统，存在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伊斯兰教在近代以来产生的种种思潮和运动，都可以追溯到18世纪。因为自18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持续不断地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改革复兴的进程，直至今日。伊斯兰教所面临的危机有：穆斯林社会的全面衰败、欧洲殖民主义的强烈冲击、随后的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以及世界改变后所带来的智力和道德挑战。至19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兴起一系列宗教复兴运动：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运动、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利比亚的赛努西运动、尼日利亚的富拉尼运动，以及印尼的帕特里运动等。尽管这些运动各具特色，无不相同，但共同一致的是，都在倡导复兴宗教，重建社会，也就是说，为了挽救穆斯林社会衰退的命运，要求以更虔诚的信仰复归原初质朴的伊斯兰教，复归《古兰经》的教诲和先知的榜样，来净化社会生活和宗教实践。有的号召取缔或改革苏非教团，清除历史上混入的非伊斯兰的“创新”，强调要正确地解释伊斯兰教。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根据当代的需求寻求重新解释或改革伊斯兰教法和宗教实践，而是更愿意回归传统，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社团的实践。他们所创建的改革教派或新苏非教团，在重建伊斯兰社会的斗争中，常常转化为创建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成为一些现代国家的前驱。之后，伊斯兰现代主义兴起，与传统主义共同回应西方霸权的智力和政治挑战，直至当代的复兴运动。伊斯兰教在这一进程中的回应，表现为伊斯兰各国思想空前活跃，争鸣无比激烈，各种思潮流派蜂起，力图在现代条件下对伊斯兰教做出种种新的解释。
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从西亚、北非、南亚等地兴起的，以复兴宗教为号召的一个政治社会运动，迅速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引发全世界震动。这一运动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历史现象，是由伊斯兰世界各地带有显着差别，甚至相反倾向的许多不同层次的复兴现象和运动所组成，其中包括那些自发的、逐步受外在事件影响的民众信仰，随运动发展而使宗教情感升温、宗教生活的活跃所形成的社会氛围；部分国家政府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伊斯兰化”措施；国际宗教组织为促进伊斯兰国家和民众间的合作、互助而进行的泛伊斯兰宣传和活动；而最突出并极具冲击力的则是要求实施教法、重建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伊斯兰，即西方常说的伊斯兰主义。
总体上看，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有几个显着的特点。（1）超民族、超地域、超国家，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复兴运动开始以中东地区为中心，逐渐辐射到北非、南亚、东南亚、中亚、中非，而后波及欧洲、北美。在伊斯兰世界，不论是君主制教长国，议会制世俗国家，还是军事专制的激进国家，都被或浅或深地卷入其中。运动所涉及的地域之广、民族之多、人数之众，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运动扩展的速度很快，各地兴起的时间比较集中，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形成一次空前猛烈的冲击。（2）运动是不统一的，呈现出多中心、多样化和多层次。尽管复兴运动来势猛烈，范围广阔，却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既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也没有共同的纲领和目标。各地的运动各有特色，目标互异，又不相隶属。在有的国家表现为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在有的国家表现为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和信仰复归，如海湾国家和马来西亚等；在有的国家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伊斯兰化”运动，如一度在巴基斯坦、利比亚、苏丹所呈现的那样；在有的地区则表现为各种激进的、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小组织，如埃及的“圣战者”、黎巴嫩的“圣战者组织”等。虽然它们都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但相互之间差别很大，有些甚至势不两立，还发生冲突。（3）复兴运动在各地的主要参加者和组织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整个运动有一种知识化、年轻化、激进化的趋势。有人对埃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作过调查，发现其激进的小组织中约有40%的骨干分子受过高等教育。突尼斯、苏丹、阿富汗等国家的伊斯兰复兴组织领导人，大多是大学教授。
相反，传统宗教界人士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由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伊斯兰革命的领导核心来自传统的宗教界，但主要是中下层。这一现象意味着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是一种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社会运动，而不是狭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复兴。其目的是希望利用伊斯兰教来解决当前各伊斯兰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与以往历史上的“伊斯兰复兴”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伊斯兰世界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情况各异，各国的经济条件和发展程度不一，历史传承的政教关系各不相同，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差异很大，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涌现的派别和组织，其领导力量和斗争目标也都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分清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发生的种种现象，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伊斯兰教色彩，但并非所有的现象都是伊斯兰教的，并非一定是宗教现象或具有宗教性质。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既有宗教象征和资源的大量使用，甚至大规模民众的信仰复归，又有各种特定目标和政治社会诉求包含其中，也反映了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如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衡。运动中提出的政治和社会诉求，都是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回应。
从现象上看，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有四个显着层面：（1）民众普遍地向信仰复归，即大众的宗教信仰回归，民众的宗教意识和情感普遍加深，宗教礼仪和活动空前活跃，社会的虔信氛围和宗教象征显着升温，一般是向传统复归，没有直接的政治诉求；（2）泛伊斯兰主义重新崛起，强调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某些伊斯兰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或操纵；（3）统治者利用伊斯兰教，拉拢民众，打击异己。一些国家面临深刻政治危机时，统治者则以国家的力量推行伊斯兰化，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4）在伊斯兰旗帜下的政治反对派，即政治伊斯兰，最初是把矛头直指所在国政府，而不是西方。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最活跃和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但是，若从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而论，则可分为四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倾向和思潮：伊斯兰现代主义、传统伊斯兰教、伊斯兰主义和救世主义。
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传统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兴起之前，人们过多地谈论和强调伊斯兰现代主义，从阿富汗尼、阿卜杜、艾哈迈德汗、伊克巴尔，到阿里·沙里亚提、法兹鲁尔·拉赫曼，都是主张在现代条件下重新思考伊斯兰教的改革者。从整体看，他们的出发点与目的有一些相同之处：在接受外来思想影响，提出改革主张的同时，力图在伊斯兰教传统与现代变革之间建立联系；在以天启和早期历史作为重大改革的依据的同时，大量输入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在揭示自身的衰弱和落后、承认西方文明的强盛和活力的同时，反对盲目信从传统的宗教权威，坚持重新解释的权利，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政府官员和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既主张穆斯林的爱国主义和政治认同，一致反抗殖民统治，又坚持伊斯兰教要改革以符合现代世界的需要。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折中和混杂的特征，一直影响到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走向。但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没能产生一个系统的伊斯兰教的现代诠释，也没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或教派，以便宣传和实施其改革主张。这一缺点为后来的伊斯兰主义者所认识，因而产生了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一类的组织或政党。
从总体看，伊斯兰现代主义日趋衰落，因为作为学习和仿效的西方，自身暴露的问题和缺点十分明显，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利用和掠夺日益嚣张，在穆斯林民众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而西方倾向的穆斯林思想家声望一落千丈。因此，只要如阿以冲突一类争端的局面依然如故，这种趋向就不会改变。
虽然受到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攻击，又有伊斯兰主义的打压，传统伊斯兰教有明显的衰落，特别是传统宗教权威宗教学者和苏非长老的影响减弱，但绝大多数穆斯林至今仍然生活在传统宗教的框架内。在汹涌澎湃的伊斯兰复兴大潮中，作为基础的民间宗教复兴，国际性的朝觐活动和泛伊斯兰主义，保持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的普遍意识等等，包括某些与“宗教激进主义”混淆的现象，都属于传统伊斯兰教范围。
由于界定伊斯兰教的不易，我们可以把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主义及马赫迪主义等当代思潮之外的穆斯林主体，称为传统伊斯兰教。换言之，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根基，由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宗教学科所演绎，用伊斯兰教法指导行为，辅以苏非主义为内在修持道路的传统架构，这就是自先知宣读启示以来所形成的伊斯兰教传统。也有人称之为“中间主义”。在这一传统框架内，宗教学者是伊斯兰教的解释者和监护者，他们不是教职人员，也不行使政治权力。穆斯林社团的政治领袖哈里发只是教法的实施者，穆斯林的保护者，没有最高宗教权威。特别是在13世纪蒙古西侵之后，阿拔斯王朝灭亡，哈里发被杀，伊斯兰教却不顾王朝的废立，或是否以其名义统治，发展成为以自身体制维持的世界宗教。一方面，宗教学者在混乱和衰退的政局下以保存和维持宗教传统为己任，趋于保守。清真寺、宗教学校、宗教法庭，尤其是民间的宗教生活依旧进行，宗教理想的道义权威不减反增，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苏非教团的组织和仪式，在政治解体的动荡时期适合下层民众的需要，成为宗教生活的一种方式。宗教学者进入苏非教团，限制其极端倾向。苏非派则公开承认正统派观念，并主宰下层民众的思想和宗教生活。此后的正统伊斯兰教，从严格的宗教角度看，如果排除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倚重和利用外，则与政治存在脱节的现象。
伊斯兰教传统框架内，没有集中统一的教权机构和领袖，允许不同的学派共存。他们认为，每个学派都是对真主意旨的猜测，但也都是理解伊斯兰教必不可少的一面，从而从整体上保护伊斯兰教智力传统的价值。在社会生活、经济和政治领域，传统伊斯兰教不会将某些诫命普遍化、神圣化，以支持不能实现的理想主义，也不会断章取义地去演绎政治意识形态，以取代教法的管理。传统的主张总是根据伊斯兰教的规范坚持现实主义，社会和政治复兴的传统形象是“复兴者”而非“革命者”。许多号称“宗教激进主义”的组织，在宣布恢复原初纯洁状态时，实际上在创造某些反传统或伪传统的东西，与先知传道以来不断演变和发展的传统伊斯兰教形似而实不同。
认清传统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主义、现代主义的区别十分重要，不然就不能真正认识今日的伊斯兰教。尽管如何复兴伊斯兰教的精神、智力和文化传统，实现现代条件下的转换的任务尚待解决，但毫无疑义的是，传统伊斯兰教仍是今日伊斯兰教的主体。
四、伊斯兰主义
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最引人注目和主宰舆论的就是所谓的“宗教激进主义”。
“宗教激进主义”实际上与复兴运动一样，成分复杂，目标各异，政治倾向从极左到极右都有，斗争手段或和平或暴力，或温和或激进，不断变换，都与各伊斯兰国家的政局相关。但总起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主要是一个政治运动，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运动。它所强调的伊斯兰教并不在道德精神或社会生活层面，而是政治层面。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它打着复兴宗教的旗号，宣传实施教法统治，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推翻现有政权，推行其伊斯兰化政纲。所以说，“宗教激进主义”的真正要害是政权问题。
在这点上，它与传统伊斯兰教有明显分野。不论是新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民众的宗教复兴，关注的中心都不是政权问题。（2）它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哈桑·巴纳、毛杜迪、库特卜、霍梅尼等人都有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后来又有人从各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这种意识形态的目标是政治性的，即挑战现有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相关的宗教和文化要求是为实现改变政治社会制度这一目的服务的。关键的一点是，这种意识形态在伊斯兰教象征和素材的掩护下，引入了非伊斯兰的观念和思想，实质上成为伊斯兰概念与西方各种社会革命理论的混合物。这说明“宗教激进主义”的思想家实际上深受他们所反对的西方思想的影响。例如库特卜以行动反抗蒙昧主义的号召，并非基于传统的伊斯兰教，而是某种“存在主义”的、行动倾向的信仰。再如伊朗的伊斯兰宪法，是西方宪政思想和伊斯兰形式的混合物。霍梅尼本人也强调，“革命的逻辑高于伊斯兰教法的实施”。由此可见，其实质内容离传统伊斯兰教相去甚远。（3）在斗争手段上，采取和平和暴力并用的方式，按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异。事实上，“宗教激进主义”运动不是统一的，没有中心或指挥机构，各国的政局和力量对比不同，因此斗争目标和手段各异。为了夺取政权，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宗教激进组织”，必然要采用复杂的组织技巧，现代通讯设备和武器，并从事绑架、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以扩大影响，争取民众支持。有的派别强调要运用现代政治斗争手段，即通过组织政党、参加竞选、议会斗争等合法方来取得政权，进而改造社会。尽管“宗教激进组织”认为，任何形式的议会民主都是西化和非伊斯兰的，但与此同时，在有的国家，有些“宗教激进主义”组织则把议会民主“伊斯兰化”，并在参与政治事务的过程中诉求这种民主制度。这些都是非伊斯兰教的手段，而传统伊斯兰教从来拒绝将伊斯兰教变成意识形态，更反对在伊斯兰教名义下不择手段地去夺取政权。（4）“宗教激进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大多数是非宗教的知识分子，其理论家和领导绝大多数受过现代教育，甚至西方教育。即使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学者，他的理论也具有强烈的现代政治色彩，使用了大量的现代政治话语。现代教育的发展，使传统的宗教学者地位下降，而现代知识分子对经典的解读，常常反对宗教学科的传统方式和解释，从而产生政治性很强的“曲解”。他们反对现有的腐败、专制政权，但他们希望建立的伊斯兰国家，是按他们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提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道德的理想而设计的，往往是用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的语汇来表述的。这种理解的基础，实际上是建立在现代思想而不是传统教义之上的。
上述综述说明，“宗教激进主义”虽然在一些方面与传统伊斯兰教相似，但在实质上是反传统的，与从《古兰经》启示降示以来所理解和实践的伊斯兰教传统，许多方面都是对立的。而且，“宗教激进主义”的称号会产生误导，掩盖其真实的本质。它虽然打着伊斯兰教旗号，强烈地反对西方，但经常将19和20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想，甚至社会革命的观念作为理论基础，从而排斥伊斯兰教传统思想而以改头换面的方式使伊斯兰教政治化。而且，与既反对西方文化又拒绝西方科学技术的传统主义不同，富于革命气息的“宗教激进主义”则更愿意采用一切现代技术手段，运用于政治斗争中。它虽然与民众的情绪认同，希望清除西方影响，通过回归伊斯兰教传统模式和习俗，为穆斯林社会提供解决方案。但在实际进行中，它却往往采用某些被它批判的西方理论和价值判断。因此有人主张改称“伊斯兰主义”或政治伊斯兰。
应该指出，从哈桑·巴纳的穆斯林兄弟会到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现代伊斯兰主义不再是历史上改革和复兴运动循环模式的再次重复。我们不应当仅仅因为有些相似，就把历史上某些激进或偏执的人物和派别当作“宗教激进主义”的原型或先驱。
因为，伊斯兰主义是当代社会产生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是将宗教身份作为一种“绝对的基础”，重新创造一种面向未来而不是返回过去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常被人引述的“先驱”中，即便是瓦哈比运动，或者是印度的迪奥班迪学派，尽管主张变革和复兴，对伊斯兰教传统产生冲击和削弱，但其本身还是传统伊斯兰教的一部分，高度通俗却正统，并不是对传统的背离或否定。因此，可以说，伊斯兰主义不等于伊斯兰教复兴，前者反映当代伊斯兰世界部分人改变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要求，后者则表明宗教影响在重新扩大，人们要求回归信仰。
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反对派，有人说已经失败，但至少可以说趋于低潮。因为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也无力撼动他们挑战的国际秩序和西方势力。即使在个别国家夺取政权，如伊朗和苏丹，他们也无力解决种种现实问题或提出完美的方案，从而失去影响力。而且，在政治反对派主流选择议会民主道路的同时，少数激进分子则走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小组织。虽然他们不属于伊斯兰主义，实际上却在损害政治反对派的声誉。
还有一个倾向容易与伊斯兰主义混淆并被忽视，这就是救世主义或马赫迪主义。在中世纪后期，伊斯兰世界民间流行的观念认为，在末日审判前，马赫迪（得道者）会降世铲除暴虐和不义，以正义统治大地。这种观念与每千年有一名复兴者的观念一起，成为伊斯兰教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在复兴运动中，这种思潮再度流行，在民众的宗教复兴中，人们祈盼真主派遣马赫迪降世的气氛浓厚。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这种思潮与隐遁伊玛目复临的传统观念结合，成为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1979年麦加的大清真寺占领事件，尼日利亚卡诺的马赫迪运动中，这种思想表露无遗。在伊斯兰世界的广阔领域，这种末世论思潮仍会有可能发生。
五、前景展望
对于伊斯兰教的未来发展，要考虑国际背景的影响，伊斯兰各国的社会发展和伊斯兰教自身的继承和转换三个方面。自从“911”事件以后，反恐斗争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伊斯兰主义的声誉受到牵连。伊斯兰各国政府得到国际支持，对宗教上的政治反对派打压更加严酷。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严重受挫。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低潮，尽管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还没有铲除。
从长远看，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伊斯兰教的未来，需要发扬其精神、道德和智力传统，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社会建设做出贡献。政治伊斯兰会逐步转化为合法的反对派，直接的政治行动会消退。既受过传统教育又熟知现代文化的宗教学者正在壮大，他们会审视自身，清理反传统、伪传统的成分，还要为伊斯兰教的现代转换寻找一种可行的模式。传统的宗教权威需要重建，个人的虔诚的精神升华会再次受到强调。现代化的“伊斯兰模式”也许会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例如马来西亚。至于伊斯兰教的现代化，以阿迦汗为首的伊斯玛仪派社团，或许是个值得参考的范例。在伊玛目制度的传统框架内，伊斯兰教的社会正义和公正福利可以实现。伊斯兰教的未来前途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但归根结底还取决于穆斯林自身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