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继诗之后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块瑰宝，词人以其旷达远渺的人生感悟，独特的性情展现，抑扬顿挫的声调，平仄有致的韵律规范，与诗并称双绝，抒发了人们的内心情愫，唱出了人生今世的真实心声。历代词家们对其研究相当广泛深入，理论著作如汗牛充栋，这都因了词的艺术张力使然。
唐诗宋词都是抒情的，只是词是通过曲谱演唱来达到抒发情感之目的的。这种新的诗歌形式，是在继承唐人诗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唐人的大胆创新，对后人开了一个好头，后人是沿着唐人铺就的道路渐趋完善的，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实际上，词，从娘胎里就与音乐相关联，并且关联很密切，就入乐这一点来说，词与汉乐府、南北朝乐府又有相通之处，都是入乐歌唱的，但是，二者又有不同之处。乐府产生的早，是由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机构主管，一直延续到魏晋。词一开始是由民间兴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交流的广泛，为助酒兴，由艺妓弹琴唱曲而来。从形式上而言，乐府是先有辞，后有曲调，选择适当的辞配乐演唱，词则是由乐定辞，依曲调规定体式，正如赵令畴所说：“先撰腔，后填词”。这样，词就受到了词调的限制，不可能像李白、杜甫诗的长篇巨制那样，整齐划一而大多有长短相间，奇偶错综的节奏，更显灵活自如地表达细腻幽渺、曲折复杂的内在情感。“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诗之所言，因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可见，词具有诗不足以表达的“要渺宜修”的抒情品质，从而兴盛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朵鲜艳亮丽的奇葩。
一
词最早当在北魏就已面世，这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抄本曲子词中已有记载。在这些抄本中，很多词都有年代记载。就抄写年代来考查，最早在北魏太安四年（458年），最晚的是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大部分为唐五代时期的抄本。就内容上来看，内容广泛，丰富多样，题材繁多，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说：“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语言大多自然朴素，通俗易懂，彰显了民间文学的特点。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栏，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菩萨蛮》）这首词表达了男女间爱情的坚贞，永不变心背叛对方的决心，从用词到语言的口语特点上，都表现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特征，通过这首词的内容可以知道，早期词是来源于民间的，同时也说明，词的文人化是后期的现象。
词产生于北魏，但兴起是比较缓慢的。到了唐代，因为经济繁荣发达，对外交流的频繁，各少数民族以及外部商人的入住，各民间的音乐给大唐音声带来了别调，相当的部落的音调互相融合、影响，西域舞乐也为唐乐注入了活力。这样，唐朝的燕乐就揉进了蛮夷音韵的特点，使唐的音乐在吸取外音铿锵打击乐和舞蹈特点上，产生了一种新的乐调，满足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娱乐需求。因为唐代西域各国及各民族的频繁交流，使当时的音乐多样化，并向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中原乐、东南乐、边疆民族乐、外族乐等，于是有乐有舞，有新有旧，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隋唐燕乐就流行于世了。这些丰富多彩的燕乐，体现了时代风格，演出的范围更广更宽了，于是有乐有曲，配以相应的词就出现了，词就是在燕乐的基础上或说需求下面世的。
二
那么，为什么词没有在唐代大兴其道呢？根据文学史的沿革，在唐代，五言诗、七言诗从面世到日渐成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代，经过历代人的努力，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到了盛唐、中唐已相当老练，已成唐代受文人学子追捧的艺术形式了。人们在这一日臻成熟的艺术形式园地施展着多彩技能，展示着各自的艺术追求和探索，所以，唐代五言律、七言律就一直发展了下去。这时文人墨客对这种崭新的艺术形式的喜欢度日高，还没有对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产生独钟的情感。人们还沉浸在对新的艺术形式的向往与追求探索之中，为此，对别的艺术形式的关注度还不够高，比如词。尽管李白、白居易、刘禹锡、张志和、韦应物等人写了一些如词的诗，那也是他们偶尔为之，没有专事于词，仅是作为茶余饭后的小儿科出现的，还没有意识到词的艺术性。换一句话说，词的洪流还没有形成，人们对它的认识度还不高，还没有真正了解它的艺术尊容。同时，时代的发展还没有产生让人们强烈关注它的基本条件。这就如同玉石与石头的区别一样，人们需要它时，崇尚它时，它是玉石，是无价之宝，当人们还不需要它时，它就是丑石一块。词也是如此。
一直到唐五代，在宴乐的歌词中逐渐有了词调。词就有了词曲，但是有的词曲是无法入词的，为此，到了唐五代时期，就衍生出了词的乐曲，唐代的词曲仅由太常曲和教坊曲，前者为宫廷正乐，后者为杂曲小唱的俗乐，因唐玄宗的喜爱，“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自此教坊成为正乐和俗乐的集中地，民间的和来自各地的乐曲，经过教坊的教唱，加速了社会传播，唐五代词总共有一百八十调左右，大多数见于《教坊记》中，说明词的流传与俗乐机构以及歌舞艺人直接相关，在形成的过程中，他们功不可没。
另外，词的兴盛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包容心态有关，与商贾云集，酒令著辞有关，也与当时人们在艺术上的格律完善与修辞特征的形成有关。同时，因经济的发展，饮宴娱乐风气日盛，所以人们在娱乐中新的酒令艺术助长了词的发展，特别在酒令中有很多花样翻新的追求，这些新的酒令有的就被后来的词式所接受，成了一种新的修辞格或特点。
总的说来，词从孕育到萌发，到初步建立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初盛唐所传作品很少，即使有，也是零星散落的，中唐后期，白居易、张志和、刘禹锡、韦应物等人创作了部分词，但他们都不是专门写词的诗人，只是偶然为之的玩玩而已，但是他们所创作的词，已经和格律诗不同了。刘禹锡就有《忆江南》词，以“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为标题，表明了与诗格的区别，这已是文人自觉地把诗和词创作方法加以区分的明证，也就是说，诗人们填词有了真正意义的创作意识和操作规范。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说，韵文中有“曲乐定词”与“选词以配乐”两大类。前者是说“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这说明，词体创作已从无意识发展到了自觉意识。后来学者们为了推而广之，便于大家创作，又制订出了词谱，这样，人们依谱填词就更方便迅捷了，于是，词这种由诗乐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进而就演变为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新诗型了，并逐渐成熟完善。
从敦煌词可看出，在体制上词还比较粗糙，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都体现了敦煌词创作的早期特点和来源于民间的特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及语言上都能看到诗的痕迹，即在将要独立成体的过渡期中的痕迹。这时的词，“其为词拙朴可喜，询绮声椎轮大格”，这是对早期词的最恰当的评价。
词由民间词到文人词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唐尝试者较多，说明中唐诗人接受新生事物的敏感度。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刘禹锡、白居易等诗人是首先尝螃蟹者，写了较有特色的词篇。晚唐时，因文化学术的日以萎靡，在个别经济发达，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下，词适应了女乐声并使之得到了发展。五代十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于是就出现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人，进而又兴盛于南唐，代表人物为李煜、冯延巳，由五代词人的开疆辟土，词日渐成熟，日臻完善。词的格律更加规范，从文辞语言、风格、意境、词性特征进一步得到确立，为宋词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三
词到了宋代，全面进入发展快车道，词的大繁荣到来了。
首先，北宋词的词调由短变长，容量加大了。北宋初，词的发展是承前启后的时代，他们的词承接了唐五代词的余绪，仍以写作小令为主，就作家而言，专事写词的人很多，特别是一些朝廷大臣更是引领了词的发展趋势，“寇莱公、晏元献、宋景文、范蜀公与欧阳文忠公并有声艺林，然数公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江西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于南唐，而深宜致则过之。”同时的柳永是第一个从民间吸取营养大力创作慢词的词人，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慢词与令词并峙，建立了与唐五代词不同的文学格局和审美气质。到北宋后期，周邦彦不仅在柳永词的基础上创制了许多新曲调，丰富了慢词词调，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慢词的章法、声律技巧，被大家誉为“集大成者”，受到后人称赞。其次，题材内容拓宽了，除了继承之外，词逐渐从上层文人的私生活中解放出来，容入了较宽广的现实生活，内容含量扩大了，社会性增强了；柳永在这方面功不可没。南宋词极盛但很快转入衰退期。北宋词人227人，而南宋词人646人，那就是说，南宋的词作家多，质量高。南宋词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是继承者专事于技术上的新，一是扬苏轼辛弃疾的余韵，疏于韵律，这两派词人各自沿着自己的追求方向前进，创作了量多质美的词作，把词的发展推向高潮。总之，词发展到宋代已达高峰，有姓名可考的词作家有1300多人，词作近两万首，使词成为一种与诗并称的文学样式。宋人旷达淡远的人生态度和闲适澄澈的才情散发出了瑰丽的文学魅力，为后代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乐章。其洪声一直响彻元、明、清，并且元、清又出现了两个高峰，可见，宋词的艺术影响力。
